太阳升高了一段，将寒江两岸的一幅冬晴水国图，点染得分外的鲜明，分外的清瘦，颜色虽则已经不如晚秋似的红润了，但江南的冬景，在黄苍里，总仍旧还带些黛色的浓青。尤其是那些苍老的树枝，有些围绕着飞鸟，有些披堆着稻草，以晴空作了背景，在船窗里时现时露地低昂着，使两礼拜前才从杭州回来的婉珍忽而想起了这一次寒假回籍，曾在路上同行过一天一夜的那位在上海读书的衢州大学生。
船行的缓慢，途上的无聊，幸亏在江头轮船上遇着了这一位活泼健谈的青年，终于使她在一日一夜之中认识了目前中国在帝国主义下奄奄待毙的现状，和社会状态必须经过一番大变革的理由。婉珍也已经十八岁了，虽则这大学生所用的名词还有许多不能了解，但他的热情，他的射人的两眼，和因说话过多而兴奋的他那两颊的潮红，却使婉珍感到了这一位有希望有学问的青年的话，句句是真的。在轮船上舱里和他同吃了两次饭，又同在东关的一家小旅馆里分居寄了一宵宿，第二天在兰溪的埠头，和他分手的时候，婉珍不晓怎么的心里却感到了一种极淡的悲哀，仿佛是在晓风残月的杨柳岸边，离别了一位今生不能再见的长征的壮士。
回到了乡里，见到了老父老母，和还不曾脱离顽皮习气的弟弟，旅途上的这一片余痕，早就被拂拭尽了；直到后来，听到了那些风声鹤唳的传说，见到了举室仓皇的不安状态，当正在打算避难出发的前几日，婉珍才又隐隐地想起了这一位青年。
“要是他在我们左右的话，那些纪律毫无的北方军队，谁敢来动我们一动？社会的改革，现状的打破，这些话真是如何有力量的话！而上船下船，入旅舍时的他那一种殷勤扶助的态度，更是多么足以令人起敬的举动！”
当她整理箱笼，会萃物件的当中，稍有一点空下来的时候，脑里就会起这样的转念；现在到了这一条两岸是江村水驿的路上，她这想头，同温旧书的人一样想得更加确凿有致了。到了最后，她还想到了一张在杭州照相馆的橱窗里看见过的照片：一个青春少女，披了长纱，手里捏着一束鲜花，站在一位风度翩翩，穿上西装的少年的身旁。
董婉珍的相貌，在同班中也不算坏。面部的轮廓，大致象她的爸爸董玉林，但董家世相的那一个朝天狮子鼻，却和她母亲玉林嫂的鹰嘴鼻调和了一下，因而婉珍的全面部就化成了一个很平稳的中人之相，不引人特别的注意，可也不讨人的厌。不过女孩子的年龄，终竟是美的判断的第一要件；十八岁的血肉，装上了这一副董家世袭的稍为长大的骨格，虽则皮色不甚细白，衣饰也只平常——是一件短袄，一条黑裙的学校制服——可那一种强壮少女特有的撩人之处，毕竟是不能掩没的自然的巧制，也就是对异性的吸引力蒸发的洪炉。那一天午后，在斜阳里，董家的这只避难船到兰溪西城外埠头靠岸的时候，董婉珍的一身健美，就成了江边乱昏昏的那些闲杂人等的注目的中心。
董玉林在县城里租下的，是西南一条小巷里的一间很旧的楼屋。楼上三间，楼下三间，间数虽则不少，租金每月却还不到十元；但由董玉林夫妇看来，这房租似乎已经是贵到了极顶了，故而草草住定之后，他们就在打算出租，将楼底下的三间招进一家出得起租金的中产人家来分房同住。几天之内，一家一家，同他们一样从近村逃避出来的人家，来看房屋的人，原也已经有过好几次了，但都因为董玉林夫妇的租价要得太贵，不能定夺。在这中间，外面的风声，却一天紧似一天，市面几乎成了中歇的状态。终于在一天寒云凄冷的晚上，前线的军队都退回来了，南城西城外的两条水埠，全驻满了杂七杂八，装载军队人伕的兵船。
董玉林刚捧上吃夜饭的饭碗，忽听见一阵喇叭声从城外吹了过来，慌得他发着抖，连忙去关闭大门。这一晚他们五个人不敢上楼去宿，只在楼下的地板上铺上临时的地铺，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使婢爱娥，悄悄开了后门，打算上横街的那家豆腐店去买一点豆腐来助餐的，出去了好半天，终于青着脸仍复拿着空碗跑回来了；后门一闩上，她也发着抖，拉着玉林嫂，低低的在耳边说：
“外面不得了了，昨晚在西门外南门外都发生了奸抢的事情。街上要拉夫，船埠头要封船；长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家开门的店家。豆腐店的老头，在排门小窗里看见了我，就马上叫我进去，说——你这姑娘，真好大的胆子！——接着就告诉了我一大篇的骇杀人的话，说在兰溪也要打仗呢！”
董玉林一家五口，有一顿没一顿的饿着肚皮，在地铺上捱躺了两日三夜，忽听见门外头有起脚步声来了。午前十点钟的光景，于听见了一阵爆竹声后，并且还来了一个人敲着门，叫说：
“开开门来吧！孙传芳的土匪军已经赶走了，国民革命军今天早晨进了城，我们要上大云山下去开市民大会，欢迎他们。”
董玉林开了半边门，探头出去看了一眼，看见那位说话的，是一位本地的青年，手里拿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青灰的短衣服上，还吊上了一两根皮带。他看出了董玉林的发抖惊骇的弱点，就又站住了脚，将革命军是百姓的军队，决不会扰乱百姓的事情，又仔细说了一遍。在说的中间，婉珍阿发都走出来了，立上了他们父亲的背后。婉珍听了这青年的一大串话后，马上就想起了那位同船的大学生，“原来他们的话，都是一样的！”这一位青年，说了一阵之后，又上邻家去敲门劝告去了。直到后来，他们才兹晓得，他就是本城西区的一位负责宣传员。
革命高潮时的紧张生活开始了，兰溪县里同样地成立了党部，改变了上下的组织，举发了许多土劣的恶行，没收了不少的逆产。董婉珍在一次革命军士慰劳游艺会的会场里，真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忽然遇见了一位本地出身的杭州学校里她同班的同学。这一位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本来就以演说擅长著名的，现在居然在本城的党部所属的妇女协会里做了执行委员了。
她们俩匆匆立谈了一会，各问了地址，那位女同志就忙着去照料会场的事务去了；那一天晚上，董婉珍回到了家里，就将这一件事情告诉了她的父母，末了并且还加一句说：
“她在很恳切地劝我入党，要我也上妇女协会或党部去服务去。”
董玉林自党军入城之后，看了许多红绿的标语，听了几次党人的演说，又目击了许多当地的豪富的被囚被罚，心里早就有点在恨也有点在怕，怕这一只革命党的铁手，要抓到他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听到了自己的爱女的这一句入党的话，心里头自然就涌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
“你也要去作革命党去了么？哼，人家的钱财，又不是偷来抢来的，那些没出息的小子，真是胡闹，什么叫作逆产？什么叫作没收？他们才是敲竹杠的人！”
董玉林对婉珍，一向是不露一脸怒容，不说一句重话的，并且自从她上省城去进了学校以来，更加是加重了对她的敬爱之心了。这一晚在灯下竟高声骂出了这几句话来，骇得他的老妻，一时也没有了主意。三人静对着沉默了好一晌，聪明刻薄的玉林嫂，才想出了一串缓冲的劝慰之语：
“时势是不同了，城里头变得如此，我们乡下，也难保得不就有什么事情发生。让婉珍到她的朋友那里去走走，多认识几个人，也是一件好事，你也不必发急，只须叫她自己谨慎一点就对了。”
她究竟是董玉林的共艰苦的妻子，话一涉及到了利害，董玉林仔细一想，觉得她的意见倒也不错。这一场家庭里的小小的风波，总算也很顺当地就此结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