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他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他厌足。他非要男子把他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像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他们制造，还不如说他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143]；但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往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像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勾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他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他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他们更觉得其乐无穷。他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他们认为理想的，像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皮色缺少细腻。可是他们自有一种光彩，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像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他们的姿色，甚至他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现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卷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其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只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像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像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地，嬉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其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华葛耐，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像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裴辽士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傀儡家庭》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144]。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巴采与卡莱尔[145]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146]——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绝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利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葛里格，是华葛耐，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绝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像天平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作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他们认识了他，他绝不至于那么痛苦；他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绝不会拿他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票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现几阕贝多芬的交响乐。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像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的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像野兽一样……干吗他要去看这些人呢？干吗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吗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作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往的。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的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比较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的要睁着眼睛看人类的大喜剧。
并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只要他希望巴黎社会认识他的艺术，就得继续过这种生活。巴黎人对作品的兴趣，要看他们对作者认识的深浅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这些市侩中间找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尤其需要教人家认识。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作高兰德·史丹芬，他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入了法国籍的比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种，卜居在盎凡斯，祖母是荷兰人。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来，像别人看来一样，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他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像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彩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像头瞌睡的小猫。
他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他装着小女孩子的神气，几个钟点的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他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他们的脖子，摩着他们的手，咬着他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的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的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会儿他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的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吊几个男人上钩。
这些做作，像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意，假装天真的傻话，对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儿。他没有闲工夫来注意一个放荡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挣他的面包，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他的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鹦鹉，只在于他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拿了他们的钱，他教他们弹琴，非常认真，紧蹙着眉头，全副精神贯注着工作，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也免得被像高兰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的十二岁的表妹更关切；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的。
高兰德那么机灵，绝不会不发觉他所有的风情对他都是白费，而且他那么圆活，很容易随机应变的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风。那根本不用他费什么心，而是他天赋的本能。他是女人，好比一道没有定型的水波。他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他仿佛各式各种的水瓶，可以由他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他要有什么格局，就得借用别人的。他的个性便是不保持他的个性。他需要时常更换他的水瓶。
他的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第一是克利斯朵夫的不受他吸引。其次因为他和他所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这样粗糙的瓶，他还没有试用过。何况估量各种水瓶各种人物的价值，他天生的特别内行；所以他明白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人非常厚实，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儿所没有的。
跟一切有闲的小姐一样，他也弄音乐；他为此花的功夫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这是说：他老是在弄音乐，而实际是差不多一无所知。他可以整天的弹琴，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醉。有时，他的弹琴像骑自行车一样。有时他可以弹得很好，有格调，有性灵——（只要他设身处地的去学一个有性灵的人，他就变得有性灵了）。——在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前，他可以喜欢玛斯奈，葛里格，多玛。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后，他就可以不喜欢他们。如今他居然把罢哈和贝多芬弹得很像样了——（这倒不是恭维他的话）；——但最奇怪的是他居然喜欢他们。其实他并不是爱什么贝多芬，多玛，罢哈，葛里格，而是爱那些音符，声响，在键盘上奔驰的手指，跟别的弦一样搔着他神经的琴弦的颤动，以及使他身心舒畅的快感。
在他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铺着浅色的地毯，正中放着一个书架，供着壮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把他表现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像螺旋般扭做几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克利斯朵夫发现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反复不已的弹着些同样的乐句，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叫道。“猫儿又在打鼾了！”
“你又来缺德了！”他笑着回答……
（说着他向他伸出潮腻腻的手。）
“你听呀。难道这不美吗？”
“美极了。”他口气很冷淡。
“你根本没有听！你听一听行不行？”
“我早听到了……老是这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他有点儿恼了。
“仿佛你搅的这个真是音乐似的！”
“怎么！这不是音乐是什么，请问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是不雅的。”
“那更要你说了。”
“要我说吗？……那是你活该了！……你知道你坐在钢琴前面做些什么？你是在调情。”
“这像什么话！”
“一点不错。你对钢琴说着：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跟我说些好话呀，抚摩我呀，给我一个亲吻呀！”
“别说了行不行？”高兰德半笑半恼的说。“你竟一点儿不顾体统。”
“我就是不顾体统。”
“你真是蛮不讲理……再说，倘使这真正是音乐的话，我这种方式不就是真正爱好音乐的方式吗？”
“噢！我求你，别把这种东西和音乐搅在一起。”
“可是这就是音乐啊！一个美妙的和弦等于一个亲吻。”
“我没教你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干吗你耸肩膀？干吗你扯鬼脸？”
“因为我讨厌这种话。”
“你越说越妙了！”
“我讨厌人家用淫荡的口吻谈论音乐……噢！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你的社会的错。你周围那些无聊的人把艺术看作一种特准的淫乐……得啦，别说废话了！把你的朔拿大弹给我听吧。”
“不忙，我们再谈一会罢。”
“我不是来谈天而是给你上钢琴课的……来罢，开步走！”
“瞧你多有礼貌！”高兰德有点儿气恼了，心里却觉得这样碰一下钉子也痛快。
他非常用心的弹他的曲子；因为灵巧，所以成绩很过得去，有时还相当的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里笑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居然这样伶俐，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弹得倒像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对他抱着好感。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的拒绝，表示他不能回答，因为一说出心里的话就会得罪他；他却总有方法使他说出来；而且他的话越唐突，他越不觉得唐突：那对他是种游戏。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欢真诚，所以他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很固执的和他争论。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不伤和气。
可是克利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绝不会存什么幻想，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
头天晚上，他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他有说有笑，像疯子一般大大的卖弄了一番风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他累死了，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头胀得厉害。他无精打采的连话都不愿意说，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的弹着，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落了，改了几次也没弹好，便突然停下来说：
“我弹不下去了……对不起……等一会儿好不好？”
他问他是否不舒服。他回答说不。他心里想：
“他不大上劲……他有时就是这样的……虽然可笑，但也不能怪他。”
于是他提议改天再来；但他一定要留着他：
“只要一会儿……过一下就会好的……我真胡闹，是不是？”
他觉得他的态度不大正常，可不愿意问，故意把话扯开去：
“哦，这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风头太足了啊！你太辛苦了。”
他含讥带讽的笑了笑：“嗯，对你倒是不能这样说。”
他老实不客气笑开了。他又道：“我想你昨天连一句话都没说。”
“对。”
“可是颇有几个有意思的人呢。”
“是的，那些多嘴的家伙，那些才子！在你们这般没骨头的法国人中间，我简直搅糊涂了；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解释，什么都能原谅，可是什么也没感觉到。他们几个钟点的谈着艺术啊，爱情啊，不教人恶心吗？”
“你不喜欢讨论爱情，那么对艺术总该有兴趣呀。”
“这些事用不着讨论，要你去做。”
“要是不能做呢？”高兰德微微撅着嘴。
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那么让别人去做。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搅的。”
“爱情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
“我的天！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管家罗。”
“谢谢罢！”高兰德恼了。
他把手放在琴上再来尝试，可照旧弹不起来；他便敲着键盘呻吟道：
“没有办法！……我简直一无所用。你说得不错。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能够这样说已经不坏了。”克利斯朵夫老老实实的回答。
他望着他，好似小姑娘挨了骂一样的垂头丧气，接着说：“别这么冷酷啊！”
“我并不毁谤贤淑的妇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答，“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可是尘世的天堂……”
“对啦，谁也没见过尘世的天堂。”
“我并不悲观到这种程度。我只说：我，我从来没见过；可是一定有的。只要有，我就决心去寻访。但是很不容易。世界上一个贤淑的女子和一个有天才的男人同样难得。”
“除了他们以外，其余的男男女女都无足重轻了吗？”
“相反！社会上只看重这一批。”
“可是你呢？”
“对于我，这些人是有等于无。”
“噢，你多冷酷！”高兰德说。
“不错，我有点儿冷酷。但只要能对别人有些好处，也应当有几个冷酷的人！……倘若世界上不是东一处西一处有几颗石子的话，更要一团糟了。”
“你说得对，你很得意你是强者，”高兰德悲哀的说，“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尤其是女的，你别太严厉啊……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磨得多苦。你看到我们嘻嘻哈哈，调情打趣，弄些可笑的玩意，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瞧不起我们。哪知道一般十五岁到十八岁中间的小女人，尽管在社会上交际，出风头，——可是跳完了舞，说完了废话，怪论，发完了牢骚，（人家看见他们笑也跟着笑，）当他们对一般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在每个人眼里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后，——夜里回家，关在静悄悄地卧室里，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得扑在地下，啊！要是你能看到他们这个模样！……”
“有这样的事吗？”克利斯朵夫惊愕的说。“怎么！你们竟这样的痛苦吗？”
高兰德一声不出，可是眼泪涌上来了。他强作笑容，把手伸给克利斯朵夫。他感动的握着：
“可怜的孩子！既然你们痛苦，为什么不想法摆脱这种生活呢？”
“你要我们怎么办？简直无法可想。你们男人，你们可以摆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我们永远被世俗的义务跟浮华享乐束缚着跳不出去。”
“谁限制你们，不许你们跟我们一样的摆脱一切，干一件你们心爱而又能保障你们独立的事业，——像保障我们的一样？”
“像保障你们的一样？可怜的克拉夫脱先生！你们所谓独立的保障也不见得怎么可靠！……可是那至少是你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可又配做些什么呢？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兴趣。——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什么都参加，假装关切着一大堆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我们多么需要能关切一点儿什么！我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担任慈善会的工作，到巴黎大学去上课，听柏格森和于尔·勒曼脱的讲演，听古代音乐会，古典作品朗诵会，还做着笔记，笔记……我自己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我骗自己，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腻烦！……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告诉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学，历史，科学，究竟跟我有什么相干？至于艺术，——你瞧——我乱弹一阵，东涂西抹，涂些莫名其妙的水彩画；——难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你想是有趣的吗？唉，我把他们看透了。我没有你们德国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会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看看他们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他们一样，让身心变质，跟他们一样的庸俗！……我敢说，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决计受不了这种生活这种义务。而那种精神就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有的……光阴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们心中究竟藏着些美的，好的东西，——只是永远不加利用，让它们一天天的死灭，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人家说我们是一个谜。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啊！他们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实可不是这样。他们绝不给你一点帮助。便是做我们母亲的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他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罢，活也罢，都归你自己去安排！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
“别灰心，”克利斯朵夫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如果你有勇气，一切都会顺利。想法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罢。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认识。可是他们多么可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需要相当的享受，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钱。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罢。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我觉得你是强者，是个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给我一点儿友谊，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罢！帮助我罢！……”
他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他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他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
从这天起，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他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他，提供意见；他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像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他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他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他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他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他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他成天的不作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的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他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他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他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撅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像他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他便马上活跃起来。他们絮絮不休的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他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他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像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他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他再拼命的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他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他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他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像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像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他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其妙了。他私忖他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他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他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他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他依着他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模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他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他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像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其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的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颇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的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的发现，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普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像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其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累姆布朗特，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绝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般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干地那维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淫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淫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淫的新玩意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他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他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脾气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贴的精神，培养他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像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绝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第特洛[147]，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他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搅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作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像画家梵·狄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起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动声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瘾：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对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的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绝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他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他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因为给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他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的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像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行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的态度批判他们。
他和一般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他是他们的一个伴侣，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比他们更放肆更机灵，有许多事能够教他们艳羡。他们对他毫无顾忌，尽可把这个任所欲为的，裸体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像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疲的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他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他的弱点，便是他的优点——他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的安排好的，）他就相信别人原来跟他一样的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他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他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他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绝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像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像关在笼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的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他求他援助；他却眼看他嘻嘻哈哈的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的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的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他对两位朋友完全一视同仁。他既赏识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赏识吕西安·雷维–葛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他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的教训他；他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听着他，使他软化。他天性还算好的，但因为懦弱，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他一半是在做戏，假装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思想。他很知道像他这种朋友的价值，但他不肯为了友谊作任何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他都不愿意有所牺牲；他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他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利斯朵夫。他像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领，若无其事的扯谎；凭了这扯谎的本领，他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满意。他替自己辩护说是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是因为他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为他照旧想做他喜欢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闹翻。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他捣鬼，便粗声大气的闹起来。他可继续装作痛悔的，诚恳的，伤心的神气，对他做着媚眼，——女人最后的法宝。——他想到可能丧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谊，的确非常难过，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居然把他软化了一些时候。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头，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甘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然而他们分裂的时候，来势倒反因之更猛烈。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要他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他先是设法回避这问题，结果却声言他自有权利保留一切他心爱的朋友。不错，他说得对；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并非为了自私，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非把他救出来不可，——即使因之而违拗他的意志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很笨拙的坚持着。看到他不回答了，他就说：
“高兰德，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
“不是的，”他回答，“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为我们的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作。”
“牺牲！多荒唐的字眼！”他说。“干吗老是要为了一件东西而牺牲别一件东西？这是基督教的胡闹思想。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说，“在我，总得挑定一个。善跟恶之间，绝对没有中间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
他笑了，对他做着最媚人的眼色，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仍旧跟我做朋友罢！”
他差不多又要让步的时候，吕西安进来了，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同样柔和的声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看着高兰德做戏。然后他走了，打定主意和他决裂了。他心里有些难过。老是有所依恋，老是上人家的当，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叮铛作响，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他们赤露下体……[148]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的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像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他作亲密的谈话。他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他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追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玩票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现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度众生的教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现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份，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的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像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熏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他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卷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他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像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他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他都像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还履行他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149]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他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的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他也像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他不起，可是对他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他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他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他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他，同时也欺骗他。他只要他爱着他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他生性安静，淫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他以贤妻良母的身份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他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他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股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像母鸡啄食的神气。他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像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他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他绝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他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朴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像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他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的责备他，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的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乐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像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华葛耐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激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150]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地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151] 。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他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152]。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气气旧教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153]。另外一批自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亵渎拉·风丹纳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激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激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词句更改过。
还有一般更激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风魔[154]，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气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风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风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地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155]，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像块石子，像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地，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现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的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风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份，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作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齐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洛阿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洛阿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兰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主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行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么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绝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齐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的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期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156]。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词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会儿用颤音，一会儿咩咩的像羊叫，做着大开大合，有点抖动的手势，像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牵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激进主义做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新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扒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绝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的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平，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般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的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像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的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的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地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元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绝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平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做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般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的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的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的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聘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的睡熟了[157]。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158]，带着又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难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的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论理学……”花样之多，便是毕克·特·拉·弥朗台尔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159]。
当然，平民大学初办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真诚的理想，有个伟大的愿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众；现在某些平民大学也还存着这个理想。工人们做了一天工之后，跑来挤在闷塞的讲堂里，表示他们求知的渴望胜过了疲劳：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但人们又怎样的利用他们！除了少数聪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极好而不善于应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般愚妄的，饶舌的，玩手段的家伙，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授，牧师，钢琴家，批评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众淹没了。各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卖膏药的，那些玄学大师，搬出许许多多老生常谈，末了再归结到一个社会的天堂。
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也在平民大学里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对思想界发生一些返老还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们一开头先把布尔乔亚所有雕琢纤巧的玩意儿，像疫苗似的种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胜贪馋的吸收进去，并非为了喜欢，而是因为那些都是布尔乔亚的东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去，在迦勃里哀·福莱的美妙的歌和贝多芬晚期的一阕四重奏之间，听他对着平民弹奏特皮西。他自己对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还是经过了许多年，趣味与思想起了许多变化方始了解的；这时他不禁怀着怜悯的心问一个邻座的人：“你竟懂得这个吗？”
那位邻人立刻把脖子一挺，像一只发怒的公鸡似的，回答说：“当然！干吗我就不能像你一样的了解？”
为了证明他的了解，他更用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溜了，心里想这些畜生竟把民族的生机都毒害了；哪里还有什么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吗，我可是跟你一样的布尔乔亚！”
一个优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像一张强烈的色彩已经黯淡的东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寺往安伐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箭，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160]。对岸，卢浮宫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窿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乐，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像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像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其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它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卢浮的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小名气。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像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评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其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的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像饱闷，又像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啰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作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齐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的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品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铺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种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齐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合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像埃达·迦勃勒[161]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意……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绝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的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的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步，像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作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起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文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的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的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地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作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作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脾气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起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华葛耐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华葛耐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罢，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现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绝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的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的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的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莱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的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熏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翡冷翠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像范洛几沃与弥盖朗琪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西葛弗烈特。——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的懂得了造型美。他所做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162]。
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的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像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片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片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的响起来了。扫罗抑捺着骚动不已的心绪，悄悄地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地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的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的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的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为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的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
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试奏的成绩还算满意。唱扫罗王的角色嗓子有点疲弱，却还过得去，技术是有根底的。表演大卫的是个高大肥胖，体格壮健的美妇人；但他声音恶俗，肉麻，带着唱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作风。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他才唱了几节，他已经断定他不能胜任了。乐队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去找负责音乐会事务的经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场旁听的。他看见克利斯朵夫向他走过来，便得意扬扬的问：“那么你是满意的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个女歌唱家。非换一个不可。请你客客气气的通知他；你们是搅惯这一套的……你总不难替我另外找一个吧？”
那位经理不由得愣住了，望着克利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开玩笑。
“噢！你这话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克利斯朵夫问。
经理跟高恩俩了眼睛，神气很狡猾：“他多有天分！”
“一点儿天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没有！……这样好的嗓子！”
“谈不到嗓子。”
“人又多漂亮！”
“那跟我不相干。”
“可是也不妨事啊。”高恩笑着说。
“我需要一个大卫，一个懂得唱的大卫；不需要美丽的海伦。”克利斯朵夫说。
经理好不为难的搔搔鼻子：“那很麻烦，很麻烦……可是他的确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我敢向你担保。也许他今天不大得劲。你再试一下看看。”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可是这不过是白费时间罢了。”
他重新开始练习。情形可是更糟。他几乎不能敷衍到曲子终了：他烦躁不堪，指点女歌手的口气先是还冷冷地不至于失礼，慢慢地竟直截了当，不留余地了；他花了很大的劲想使他满意，对他装着媚眼乞怜，只是没用。看到事情快要闹僵，经理就很小心的出来把练习会中止了。为了冲淡一下克利斯朵夫给人的坏印象，他赶紧去和女歌手周旋，大献殷勤；克利斯朵夫看了很不耐烦，神气专横的向他示意叫他过来，说道：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我不要这个人。我知道人家心里会不舒服；可是当初不是我挑的。你们去想办法罢。”
经理神气很窘，弯了弯腰，满不在乎的回答：“我没有办法。请你跟罗孙先生去说罢。”
“那跟罗孙先生有什么相干？我不愿意为这些事去麻烦他。”
“他不会觉得麻烦的。”高恩带着俏皮的口气说。
接着他指了指刚在门外进来的罗孙。
克利斯朵夫迎上前去。罗孙一团高兴的嚷着：“怎么？已经完啦？我还想来听听呢。那么，亲爱的大师，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回答，“我不知道向你怎么道谢才好……”
“哪里！哪里！”
“只有一件事不行。”
“你说罢，说罢。咱们来想办法。我非要使你满意不可。”
“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咱们自己人，不妨说句老实话，他简直糟透了。”
满面笑容的罗孙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他沉着脸说：“朋友，你这个话真怪了。”
“他太不行了，太不行了，”克利斯朵夫接着说，“没有嗓子，唱歌没有品，没有技巧，一点儿才气都没有。幸亏你刚才没听到！……”
罗孙的态度越来越冷了，他截住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声音很难听的说：“我对特·圣德–伊格兰小姐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个极有天分的歌唱家，我非常佩服的。巴黎所有风雅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见解。”
说罢，他转过背去，搀着女演员的手臂出去了。正当克利斯朵夫站在那儿发呆的时候，在旁看得挺高兴的高恩，过来拉着他的胳膊，一边下楼一边笑着和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他的情妇吗？”
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明白了。他们想表演这个作品原来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克利斯朵夫，怪不得罗孙这样热心这样肯花钱，他的喽啰们又这样上劲。他听高恩讲着那个圣德–伊格兰的故事：歌舞团出身，在小戏院里红了一些时候，就像所有他那一流的人一样，忽然雄心勃勃，想爬到跟他的身份更相当的舞台上去唱戏。他指望罗孙介绍他进歌剧院或喜歌剧院；罗孙也巴不得他能成功，觉得《大卫》的表演倒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可以教巴黎的群众领教一下这位新悲剧人才的抒情天才，反正这角色用不到什么戏剧的动作，不至于使他出丑，反而能尽量显出他身段的美。
克利斯朵夫听完了故事，挣脱了高恩的手臂，哈哈大笑，直笑了好一会。最后他说：
“你们真教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都教我受不了。你们根本不把艺术放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老是女人，女人。你们排一出歌剧是为了一个跳舞的，为了一个唱歌的，为了某先生或某太太的情人。你们只想着你们的丑事。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原来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就这样混下去吧，挤在你们的马槽里去抢水喝罢，只要你们喜欢。可是咱们还是分手为妙：咱们天生是合不拢来的。再见了。”
他别了高恩，回到寓所，写了封信给罗孙，声明撤回他的作品，同时也不隐瞒他撤回的动机。
这是跟罗孙和他所有的徒党决裂了。后果是立刻感觉得到的。报纸对于这计划中的表演早已大事宣传，这一回作曲家和表演者的不欢而散又给他们添了许多嚼舌的资料。某个乐队的指挥，为了好奇心，在一个星期日下午的音乐会中把这个作品排了进去。这幸运对于克利斯朵夫简直是个大大的厄运。作品是演奏了，可是被人大喝倒彩。女歌唱家所有的朋友都约齐了要把这个傲慢的音乐家教训一顿；至于听着这阕交响诗觉得沉闷的群众，也乐于附和那些行家的批判。更糟的是，克利斯朵夫想显显演奏家的本领，冒冒失失的在同一音乐会里出场奏一阕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幻想曲。群众的恶意，在演奏《大卫》的时候为了替演奏的人着想而留些余地的，此刻当面看到了作家就尽量发泄了，——何况他的演技也不尽合乎规矩。克利斯朵夫被场中的喧闹惹得心头火起，在曲子的半中间突然停住，用着挖苦的神气望着突然静下来的群众，弹了一段玛勃洛打仗去了 [163]，——然后傲慢的说道：“这才配你们的胃口。”说完，他站起身来走了。
会场里顿时乱哄哄的闹了起来。有人嚷着说这是对于听众的侮辱，作者应该向大家道歉。第二天，各报一致把高雅的巴黎趣味所贬斥的粗野的德国人骂了一顿。
然后是一片空虚，完全的，绝对的空虚。克利斯朵夫在多少次的孤独以后再来一次孤独，在这个外国的，对他仇视的大城里，比什么时候都更孤独了。可是他不再像从前一样的耿耿于怀。他慢慢地有点儿觉得这是他的命运如此，终身如此的了。
他可不知道一颗伟大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孤独的，即使命运把他的朋友统统给剥夺了，他也永远会创造朋友；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放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
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同时学钢琴的，还有一个年纪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子。他是高兰德的表妹，叫作葛拉齐亚·蒲翁旦比，皮肤黄澄澄的，颧骨带点粉红，脸蛋很饱满，像乡下人一样的健康，小小的鼻子有点往上翅，阔大的嘴巴线条很分明，老是半开半合的，下巴很圆，很白，神色安详的眼睛透着温柔的笑意，鼓得圆圆的脑门，四周是一大堆又长又软的头发，并不打卷，只像平静的水波一般沿着腮帮挂下来。宽大的脸盘，沉静而美丽的目光，活像安特莱·台尔·萨多画上的圣处女。
他是意大利人。父母差不多成年住在乡下，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大庄子里：那边有的是平原，草场，跟小河。从屋顶的平台上眺望，底下是一片金黄的葡萄藤，中间疏疏落落的矗立着一些圆锥形的杉树。远处是无穷尽的田野。四下里静极了。只听到耕田的牛鸣，和把犁的乡下人尖锐的叫喊：“吁嘻！……走呀！”
蝉在树上唱，青蛙沿着水边叫。夜里，银波荡漾的月光底下，万籁俱寂。远远的，不时有些看守庄稼的农人蹲在茅屋里放几枪，警告窃贼表示他们醒在那里。对于朦胧半睡的人们，这种声音跟在远处报时报刻的和平的钟声并没什么分别。过后，又是一平静寂包着你的心灵，好似一件衣褶宽博的软绵绵的大氅。
在小葛拉齐亚周围，生命似乎睡着了。人家不大理会他。他是在恬静的空气中自由自在的长大的。那么平静，那么从容。他性子懒懒的，喜欢东遛遛，西逛逛，没头没脑的尽睡。他会在园子里几小时的躺下去。他在静默中飘飘荡荡，好似一只苍蝇在夏日的溪水上轻轻拂弄。有时，他无缘无故的突然奔起来，奔着，奔着，像一头小动物，脑袋与胸脯微微向右边侧着，非常轻灵，自然。他简直是头小山羊，就为了喜欢蹦跳而在石子堆里溜滑打滚。他和小狗，青蛙，野草，树木，种田的人，院子里的鸡鸭，唠唠叨叨的说话。他疼爱周围的一切小生物，也很喜欢大人，可是不像对小东西那么毫无顾忌。他不大见到外界的人，庄子离城很远，完全是孤零零的。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难得有个满面正经，拖着沉重的脚步的农夫，或是一个眼睛发亮，脸孔紫铜色的，美丽的乡下女人，昂着头，挺着胸，摇摇摆摆的走过去。葛拉齐亚在静悄悄地大花园里独自消磨日子：一个人也不看见，从来不厌烦，对什么也不怕。
有一次，一个流浪的汉子闯入冷落的田庄里想偷只鸡。他看见女孩子躺在草地上，一边哼着一支歌一边咬着一块长长的烤面包，不由得呆了一呆。他安闲的望着他，问他来做什么。他说：“给我一些东西，要不然我就吓你了。”
他把手里的面包递给了他，眼睛笑眯眯地说：“你别吓人啊。”
于是那浪人走了。
妈妈去世了。老爸爸心肠很好，很懦弱，是个世家出身的意大利人；他身子结实，性情快活，人很和善，就是有些孩子气，完全没能力管女孩子的教育。老蒲翁旦比的妹子，史丹芬太太，回来参加嫂子的葬礼，看见孩子那么孤单不由得很揪心，决意带他到巴黎去住些时候，让他忘记一下丧母的悲痛。葛拉齐亚哭了，老爸爸也哭了。可是史丹芬太太决定了什么事，大家只有服从的分儿，没有人能反抗的。他是一家之中最有决断的人；他在巴黎自己家里掌管一切：他的丈夫，他的女儿，他的情夫；——因为他对于责任和快乐能兼筹并顾，为人又实际又富于热情，——并且极喜欢交际，在外边非常活动。
移植到巴黎之后，幽静的葛拉齐亚对着美丽的高兰德表姊深深的钟情起来，使高兰德看了好玩。人们把这个野生的和顺的小姑娘带到交际场和戏院去。大家继续拿他当孩子看待，他也自认为孩子，其实早已不是了。他颇有些自己藏得很紧而觉得害怕的感情，对于一个人一件东西常常会热情冲动。他暗中恋着高兰德，偷他一条丝带或一块手帕什么的；当着表姊的面，他往往一句话都说不出；而在等待的时候，知道就要看到表姊的时候，他又焦急又快活，简直会浑身颤抖。在戏院里，要是他先到了而后看见美丽的表姊穿着袒露的晚礼服走进包厢，受到众人注目的话，葛拉齐亚就满心欢喜的笑了，笑得那么谦卑，亲切，抱着一腔热爱；而高兰德和他一说话，他连心都为之化开了。穿着白色的长袍，美丽的黑发蓬蓬松松的散披在皮肤暗黄的肩上，把长手套放在嘴里轻轻咬着，又闲着没事把手指往手套里伸进一点，——他一边看戏一边时时刻刻回头看着高兰德，希望他对自己友好的瞧一眼，也希望把自己感到的乐趣分点儿给他，用褐色的明净的眼睛表示：“我真爱你。”
在巴黎近郊的森林中散步时，他形影不离的跟着高兰德，坐就坐在他脚下，走就走在他前面，替他拨开伸在路中间的树枝，在没法插足的污泥中放几块石头。有天晚上，高兰德在花园里觉得冷了，问他借用围巾，他竟快活得叫起来，——（过后却又难为情，觉得不应该叫的，）——因为那等于他的爱人和他拥抱了一下，而围巾还给他的时候又留下了爱人身上的香味。
也有些他偷偷看着的书，有些诗，——（因为人家还只给他看儿童读物）——使他感到一种慌乱的甜美的境界。还有某些音乐，虽然人家说他还不能领会而他也自以为不能领会，——他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出汗。他那时的心情是谁都不知道的。
除此以外，他只是一个性情柔和的小姑娘：糊里糊涂的，懒洋洋的，相当贪嘴，动不动就脸红；有时几小时的不出声，有时咭咭呱呱的说个不休；容易哭，容易笑，会突然之间的嚎恸，也会像小孩子般纵声狂笑。一点儿毫无意思的小事就能使他乐，使他高兴。他从来不想装作大人，始终保存着儿童的面目。他尤其是心地好，绝对不忍心教人家难过，也绝对受不了别人对他有半句生气的话。他非常谦虚，老躲在一边；只要是他认为美与善的，他无有不爱，无有不钦佩；他往往一厢情愿的以为别人有如何如何的优点。
史丹芬家负责管他的教育，那是已经很落后的了。他跟克利斯朵夫学琴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姑母家某次宾客众多的夜会上。跟无论哪种客人合不来的克利斯朵夫，尽弹着一阕没有完的Adagio，把大家听得打呵欠：似乎快完了，又接了下去，使听的人以为是无穷无尽的了。史丹芬太太非常不耐烦，只是不便发作。高兰德却乐死了，觉得这可笑的局面挺有意思，也不怪克利斯朵夫感觉迟钝到这个地步；他只觉得他是一股力，而那股力使他很有好感，同时也认为很滑稽，但绝不愿意为他辩护。唯有小葛拉齐亚被这音乐感动得眼泪都上来了。他躲在客厅的一角。最后他溜走了，因为不愿意让人家发现他的骚动，也因为受不了大家背后拿克利斯朵夫取笑。
几天之后，史丹芬太太在饭桌上说要请克利斯朵夫教他学琴。葛拉齐亚听了心里一慌，羹匙掉在汤盆里，把汤水溅在他自己跟表姊身上。高兰德便说他还得先学一学吃饭的规矩。史丹芬太太马上补充说，那可不能请教克利斯朵夫了。葛拉齐亚因为和克利斯朵夫一同受到埋怨，非常高兴。
克利斯朵夫开始上课了。他身子又僵又冷，手臂胶在身上没法搬动；克利斯朵夫拿着他的小手校正手指的姿势，把它们一支一支放在键盘上时，他竟要软瘫了。他战战兢兢，唯恐在他面前弹不好。但尽管练琴练到几乎害病，使表姊烦躁得叫起来，他当了克利斯朵夫的面总弹得不成样子：他喘不过气来，手指不是僵似木块，就是软如棉花；他把音弹糊涂了，重音也颠倒了；克利斯朵夫把他埋怨了一顿，生着气走了。那时他竟恨不得死掉才好。
他完全没注意他，只关心高兰德。葛拉齐亚看了表姊和克利斯朵夫的亲密很羡慕；虽然有些痛苦，但他那颗善良的小心毕竟替高兰德和克利斯朵夫欢喜。他认为高兰德远胜自己，所以大家的敬意归他一个人独占也是挺自然的。——直到后来他必须在表姊与克利斯朵夫两者之间挑选一个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的心已经不向着表姊了。他凭着小妇人的直觉咂摸出来，克利斯朵夫看了高兰德的卖弄风情和雷维–葛的拼命追求非常难过。他本能的不喜欢雷维–葛；而自从他知道克利斯朵夫厌恶他之后，他也厌恶他了。他不懂高兰德怎么能把雷维–葛放在和克利斯朵夫竞争的地位而引以为乐。他暗中开始用严厉的目光批判高兰德，一发觉他某些小小的谎话，便对表姊突然改变了态度。高兰德虽然觉得，可不明白为什么，以为那是小姑娘的使性。可是葛拉齐亚对他已经失掉信心是毫无疑问的了：高兰德从一桩小事情上可以感觉到。有天晚上，两人在园中散步，忽然来了一阵骤雨，高兰德有心表示亲热，想把葛拉齐亚裹在自己的大衣里面，免得他淋雨；要是在几星期以前，葛拉齐亚一定因为能够偎贴在亲爱的表姊怀里而感到说不出的欢喜，这一回他却冷冷地闪开了。并且高兰德说葛拉齐亚所弹的某支乐曲难听的时候，他还是照旧的弹，照旧的爱好。
从此他只关心克利斯朵夫。他的柔情使他有种直觉，能体会到他苦闷的原因。而以他那种孩子气的，多操心的关切，他也把他的痛苦大大的夸张了。他以为克利斯朵夫爱着高兰德，其实他对高兰德的关系仅仅是种苛求的友谊。他以为他很痛苦，所以他也为他而痛苦了。可怜他好心竟没得到好报：表姊把克利斯朵夫惹得冒火了，他就得代表姊受过；他心绪恶劣，借小学生出气，在琴上改他错误的时候极不耐烦。有天早上，克利斯朵夫被高兰德惹得格外气恼，在钢琴旁边坐下来的态度那么暴躁，把葛拉齐亚仅有的一些小本领都吓得无影无踪：他手足无措；他怒气冲冲的责备他弹错音符，更把他骇昏了；他又生了气，拿着他的手乱摇，嚷着说他永远没希望把一个曲子弹得像个样，还是弄他的烹饪或女红去吧，他爱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天哪！切勿再弄什么音乐，弹些错误的音叫人听了受罪！一说完，他掉转身子就走，课也没上完。可怜的葛拉齐亚把眼泪都哭尽了，那些难堪的话固然使他伤心，但更伤心的是他一心一意要使克利斯朵夫满意，结果非但没做到，反而搅出些糊涂事教自己心爱的人气恼。
后来克利斯朵夫不再上史丹芬家，葛拉齐亚就更痛苦了。他想回家乡去。这个连幻想都是那么纯洁的孩子，始终保存着朴实清明的心地，住在大都市里跟骚动狂乱的巴黎女子混在一起非常不惯。虽然不敢说出来，他已经把周围的人批判得相当准确。但他像父亲一样因为心好，因为谦虚，因为不敢信任自己而很胆小，懦弱。他让霸道的姑母和惯于支配一切的表姊摆布。虽然按期给父亲写着亲切的信，他可不敢告诉他说：“啊！爸爸，把我接回去吧！”
老爸爸虽然心里极愿意，却也不敢接他回去。因为他怯生生的露出一些口风，史丹芬太太立刻回答他说，葛拉齐亚在巴黎很好，比跟他一起好多了，并且为他的教育，也应当留在巴黎。
可是终于有一天，这颗南国的小灵魂再也受不了放逐的痛苦，必需向着光明飞回去了。——那是在克利斯朵夫的音乐会之后。那天他和史丹芬一家一同在场，眼看那些群众以侮辱一个艺术家为乐，他心都碎了。……在葛拉齐亚眼里，艺术家就是艺术的化身，是生命中一切神圣的东西的化身。他想哭，想逃。但他非听完那些喧闹，嘘斥，与叫嚣不可；回到姑母家还得听那些刻薄的议论，听高兰德一边哄笑，一边和吕西安交换些可怜克利斯朵夫的话，他逃到房里，倒在床上痛哭了半夜：他自言自语的和克利斯朵夫说着话，安慰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因为毫无办法使他幸福而难过死了。从此，他不能再待在巴黎，求父亲接他回去。他说：
“我在这儿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要是你让我再多留一些时候，我要死了。”
父亲马上赶了来，虽然抗拒刚强的姑母在父女两人都是极不容易的事，这一回他们也拿出最后一点儿意志，鼓足勇气把他顶住了。
葛拉齐亚回到酣睡如故的大花园里，不胜欣慰的跟他喜爱的自然界和生灵重新相聚。在他受过创痛而才安静下来的心中，他带来了一些北国的哀愁，仿佛一层薄雾，此刻给阳光照着，慢慢地融化了。他偶然想起苦恼的克利斯朵夫。躺在草坪上听着熟悉的蛙声跟蝉声，或是坐在他比以前接触更多的钢琴前面，他悠然想着自己看中的朋友；他和他几小时的低声谈着话，觉得有朝一日他可能推开门走进来的。他写了一封不署名的信，迟疑了好久以后，终于在一个早晨，瞒着人，心儿乱跳，走到三里以外，在农田的那一边，丢入本村的信箱。——那是一封亲切动人的信，告诉他说他不是孤独的，劝他不要灰心，有人在想念他，爱他，在上帝面前为他祈祷，——可怜的信，糊里糊涂的中途遗失了，他始终没收到。
随后，这个远方的女友仍然过着他单纯而宁静的岁月。意大利那种和平、恬静、安乐、默想的精神，又回到那颗贞洁沉默的心中，——可是关于克利斯朵夫的印象继续在他的心灵深处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
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有股天真的温情远远的在关切他，将来还要在他的生命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他也不知道就在他受辱的音乐会中，有一个将来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亲爱的伴侣，和他并肩携手，向前迈进的人。
他是孤独的。他自以为孤独的。可是志气一点儿不消沉。他再没有从前在德国时那种悲苦郁闷的心境。他更强了，更成熟了；他知道是应该这样的。他对巴黎的幻想已经没有了：“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应当忍受，不该一味固执，跟社会作无谓的斗争；只要心安理得，我行我素就行了。”像贝多芬所说的：“要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在人生中消耗了，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最高尚最完善的东西？”他清清楚楚的体验到了自己的性格，也体验到了他从前批判得那么严厉的自己的种族。越受到巴黎气氛的压迫，他越觉得需要回到祖国，回到国魂所在的那些诗人与音乐家的怀抱中去。他一打开他们的书，仿佛满屋子都是阳光灿烂的莱茵的波涛，和那些被他遗弃的故人的亲切的微笑。
他曾经对他们多么无情无义！他们那种朴实的慈爱的宝藏，他怎么不早点儿发现的呢？他不胜羞愧的想起自己从前在德国对他们说过多少偏激与侮辱的话。那时他只看见他们的缺点，笨拙而多礼的举动，感伤的理想主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懦怯。啊！这些缺点跟他们伟大的德行相比，真是太不足道了！可是他当初怎么对他们的弱点会那样苛刻的呢？此刻他反因之而觉得他们更动人，更近人情了。在这个情形之下，他现在最受吸引的人便是以前被他用最蛮横的态度贬斥的人。对于修倍尔脱和罢哈，他有什么不客气的话没说过呢！如今他倒觉得跟他们非常接近。那些伟大的心灵，受过他的挑剔与讪笑的，对他这个亡命异国，举目无亲的人，笑容可掬的说着：
“朋友啊，我们在这里。你勇敢些罢！我们也受过非分的苦难！……可是临了我们还是达到了目的……”
于是他听见约翰·赛白斯蒂安·罢哈的心灵像海洋一般的呼啸着：风狂雨骤，掩盖生命的乌云都给扫荡了，——有极乐的，痛苦的，如醉如狂的民众，有慈悲与和平的基督在他们上空翱翔，多少城市被守夜的人叫醒了，居民欢欣鼓舞的迎着神明走去，他的脚声把世界都震撼了[164]，——无数的思想，热情，乐体，英雄生活，莎士比亚式的幻想，萨伏那洛式的预言[165]，牧歌式的，史诗式的，《启示录》式的幻象，蕴藏在这个歌唱教师身上！克利斯朵夫好像亲眼看到他这个人：双叠下巴，眼睛很小很亮，多褶的眼皮，往上吊的眉毛，性格阴沉而又快乐，有点可笑，脑子里充满着讽喻和象征，人是老派的，易怒，固执，心情高远，对人生抱着热情，同时又渴念着死……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天才的学究，而那些学生是又脏又粗野，生着疮疖，像乞丐一般，唱歌的嗓子是嗄的，他常常跟他们吵架，有时和他们扭殴……在家里他有二十一个孩子，十三个都比他死得早[166]，其中一个是白痴；其余都是优秀的音乐家，替他来些小小的家庭音乐会……疾病，丧葬，争吵，贫困，侘傺不遇。同时，他有他的音乐，他的信仰，解脱与光明，还有预感到的，一意追求而终于抓握到的欢乐，——神明的气息锻炼着他的筋骨，耸动着他的毛发，在他嘴里放出霹雳般的声音……噢！力！力！像雷震一般的欢乐的力！……
克利斯朵夫把这股力尽量吞下。他觉得在德国人心灵中像泉水般流着的这种音乐的力对他很有好处。这力往往是平庸的，甚至是粗俗的，可是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是有这股力，而且能浩浩荡荡的奔流。在法国，音乐是用滤水器一点一滴的注在瓶口紧塞的水瓶里的。这些喝惯无味的淡水的人，一看到长江大河式的德国音乐，就要吹毛求疵，挑德国天才的错误了。
“这些可怜的孩子！”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自己从前也一样的可笑过来。“他们居然找出了华葛耐和贝多芬的缺点！他们需要没有缺陷的天才。仿佛狂风暴雨在吹打的时候会特别小心，一点都不扰乱世界上完整的秩序！……”
他在巴黎街上走着，对自己心中的力非常高兴。无人了解倒是更好！他可以更自由。天才的使命是创造，而要依着内心的法则创造一个簇新的有机体的世界，自己必须整个儿生活在里头。一个艺术家绝不嫌太孤独。可怕的是，自己的思想反映到镜子里的时候被镜子把原来的形式改变了，缩小了。一件作品没有完成之前，不能告诉别人；否则你会没有勇气把作品写完；因为那时你在自己心中看到的已经不是你的，而是别人的可怜的思想。
如今他的梦想既不受任何外物的扰乱，就像泉水一样从他心灵的每一个角儿，从他路上碰到的每一颗石子里飞涌出来。他所生活的境界像一个能见到异象的人的境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在心中唤引起来的生灵与事物，跟实际的见闻完全不同。他只要听其自然，就能发觉他幻想中的人物都在周围活动。那些感觉会自动来找到他的。路人的目光，风中传来的语声，照在草坪上的阳光，停在卢森堡公园树上歌唱的小鸟，远处修道院里的钟声，卧室中暼见的一角苍白的天空，一日之间时时变化的声音与风光：这些他都不用自己的而用着幻想人物的心灵去体会。——他觉得非常幸福。
可是他的情形比什么时候都更艰难。唯一的收入是靠几处的钢琴课，而那些差事都丢了。时方九月，巴黎人正在外省避暑，不容易找到新学生。他独一无二的学生是个又聪明又糊涂的工程师，在四十岁上忽发奇想，要做个提琴大家。克利斯朵夫的提琴拉得不十分好，但总比他的学生高明；所以在某个时期内，他以每小时两法郎的代价每周给他上三小时的提琴课。过了一个半月，工程师厌倦了，突然发现他主要的天赋还是在绘画方面。——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克利斯朵夫的那一天，克利斯朵夫不禁哈哈大笑；笑完了，他把存款点了点数，原来只剩那个学生刚才付给他的十二法郎了。他可并不急，只想到此刻非另谋生路不可，又得上出版商那儿去奔走了。那当然不是有趣的事……管他！……何必事先烦恼呢？今天天气很好，还不如上墨屯[167]去玩儿。
他忽然想到要走路了。走路可以促成音乐的收获。他心中装满了音乐，好似蜂房中装满了蜜一样；他对着在心头嗡嗡作响的金黄的蜜蜂笑着。往往那是一种转调极多的音乐。节奏是蹦蹦跳跳的，反复不已的，能够使你白日做梦……喝！关在屋里迷迷糊糊的时候，你以为能创造节奏吗？那只能像巴黎人一样杂凑一些微妙而静止的和声！
走得疲倦了，他便在林间躺下。树木微秃，天色像雁来红一样的蓝。克利斯朵夫恍恍惚惚在那里出神，他的梦也渐渐染上从初秋的白云里漏出来的柔和的光彩。他的血在奔腾。他听到自己的思潮在胸中湍泻。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彼此冲突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已往的心灵的片段，像一个城里的居民一般在他心头逗留过的、昔日的旅客。高脱弗烈特在曼希沃墓前说的话又给想起来了：他等于一座活的坟墓，多少亡人和多少不相识的人在其中蠢动。他听着这无量数的生命，很高兴让这个几百年的森林像大风琴般的奏鸣，其中有的是妖魔鬼怪，宛如但丁笔下的森林。他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的怕它们了，因为他有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意志。他最快乐的莫过于挥着鞭子使野兽们咆哮，让自己清清楚楚的感觉到内心的动物园比以前更丰富了。他不是孤独的，也永远不会再孤独。他一个人等于整个的军队，几百年来那些快乐而健全的克拉夫脱都在他身上。跟仇视他的巴黎，跟一个种族对垒的时候，他也拿得出整个的种族，双方是势均力敌了。
他住的那个寒碜的旅馆，如今也嫌租金太贵而放弃了。他在蒙罗越区租了一间阁楼，虽然一无可取，空气倒很流通，过路风是不断的。好吧，他本来就需要畅快的呼吸。从窗里他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巴黎烟突。搬家的事一下子就办完了：一辆手推的小车已经足够；克利斯朵夫自己推着走。最贵重的家具，除了他的旧箱子以外，便是一个从那时起非常流行的贝多芬面像。他把它包得非常仔细，仿佛是件极有价值的艺术品。他和它是老在一起的。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这是他栖身的岛屿，也是测验他精神的气压表。他心灵的温度，在那个面像上比在他自己的意识上标显得更清楚：一会儿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一会儿是热情激荡的狂风，一会儿又是庄严的宁静。
他不得不减少食粮，一天只在下午一点钟吃一顿。他买了一条粗大的香肠挂在窗上：每顿切着那么厚厚的一片，加上一大块面包，一杯自己发明的咖啡，就算是盛宴了。他还很想把那个量分做两顿吃。他恨自己胃口那么好，恶狠狠的骂自己像饿鬼似的，只想着肚子。其实他的肚子也不成其为肚子了，他比一条瘦狗还要瘦。至于身体上旁的部分倒很结实，骨骼像铁打的，头脑也始终很清楚。
他不大担忧什么明天的问题。只要有着当日的开支，他就不愿意操心。等到有一天不名一文了，他才决意再到出版商那里去转一转。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他两手空空的回来，路上走过高恩介绍过他的哀区脱的音乐铺子，他进去了，根本没记起以前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中来过这儿。他一进门便遇到哀区脱，来不及退出来，已经被哀区脱瞧见了。克利斯朵夫也不愿意露出退缩的神气，竟自向哀区脱走过去，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预备必要的时候狠狠的顶他一下，因为他相信哀区脱对他一定还是傲慢的。事实可并不如此。哀区脱冷冷地伸出手来，说了几句普通的客套问他身体怎么样，并且不等克利斯朵夫要求，便指着办公室的门，自己闪在一旁让他进去。他对于这个意料之中而已经不再期待的访问，暗暗觉得欢喜。他表面上做得若无其事，实际上老在注意克利斯朵夫的行动；只要有机会听到他的音乐，他总去听。那次演奏《大卫》的音乐会，他也在场；对于群众的恶意，他一点儿不表惊奇，因为他素来瞧不起群众，而且他的确能感到作品的美。在巴黎，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哀区脱更能赏识克利斯朵夫艺术的特色的了。可是他绝不和克利斯朵夫说，不但为了克利斯朵夫得罪过他，并且也因为要他和蔼可亲根本不可能：那是他天生的缺陷。他真心预备帮克利斯朵夫的忙，却绝对不肯自动表示：他等着克利斯朵夫上门来请求。现在克利斯朵夫既然来了，照理他很可以宽宏大量的借此机会消除他们以前的误会，不必教克利斯朵夫再那么委屈的向他开口；但他更喜欢让克利斯朵夫把请求的话从头至尾说一遍，并且还决意要把克利斯朵夫拒绝过的工作交给他做，哪怕只做一次也是好的。他给他五十页乐谱，要他改编为曼陀铃跟吉他的谱。这样以后，哀区脱看他已经屈服，也就满足了，便再给他一些比较愉快的工作，态度可始终那么傲慢，令人没法感激。而克利斯朵夫也真要被生活压迫得无路可走了，才会再来找他。话虽如此，他宁愿靠这些工作糊口，——不管是多么气人的工作，——而不愿受哀区脱周济。那是哀区脱试过一次的，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克利斯朵夫早已感觉到哀区脱先要屈辱他然后帮助他的用意，所以即使不得不接受哀区脱的条件，至少可以拒绝他的施舍。他很愿意为他工作：有来有往，清清楚楚，可绝不肯欠他一丝一毫的情。不像为了艺术而到处求人的华葛耐，他绝对不把自己的艺术看得比灵魂更重；不是自己挣来的面包，他是咽不下去的。——有一回他把头天晚上做夜工赶起来的活儿送去的时候，哀区脱正在吃饭。哀区脱留意到他苍白的脸色和不由自主投向菜盘的目光，断定他还没吃东西，便邀他一起吃。用意是很好；但哀区脱那么明显的令人感到他是看出了人家的窘况，以致他的邀请也像是布施了：那是克利斯朵夫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的。他不得不坐在饭桌前面——（因为哀区脱有话跟他说）；——但对于盘里的菜丝毫不动，推说才吃过饭。其实他正是饿火中烧呢。
克利斯朵夫很想不去找哀区脱；可是别的出版商比哀区脱更要不得。——另外有一般有钱的音乐玩赏家，想出一句半句的音乐而不会写下来。便把克利斯朵夫叫去，对他哼着自己呕尽心血的结晶，说道：“你听，这多美啊！”
他们把这一句半句交给克利斯朵夫，要他拿去“发展”——（就是说把它写完篇）；——结果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在一家大书铺出版。随后他们认为这件作品的确是自己写的了。克利斯朵夫就认得一个这样的人，旧家出身，手脚忙个不停的高个子，称他“亲爱的朋友”，抓着他的手臂，做出非常热心的表情，凑着他的耳朵嘻嘻哈哈，嘟嘟囔囔的说些胡话，不时还大惊小怪的叫几声：什么贝多芬啊，范尔仑啊，奥芬白赫啊，伊凡德·祁尔贝啊[168]……他要克利斯朵夫工作，可不想给酬报：只请他吃几顿饭，拉几下手就算了。最后他送给克利斯朵夫二十法郎，克利斯朵夫居然还那么傻，为了交情而不肯收。而那天他袋里的钱连一法郎都不到，同时还得买一张二十五生丁的邮票寄母亲的信。那是鲁意莎的命名节，克利斯朵夫无论如何要去封信的：可怜的妇人把儿子的信看得太重了，怎么也少不了。虽然写信对他是桩苦事，最近几个星期他来信也比往常多了些。他受不了孤独的痛苦，又下不了决心到巴黎来住在儿子一起：他胆子太小，又舍不得他的小城，他的教堂，他的家；他怕出门。况且即使他愿意来，克利斯朵夫也没有路费给他；他自己过日子的钱也不是天天有呢。
使他非常高兴的是有一次洛金寄东西给他：克利斯朵夫为了他而跟普鲁士兵打架的那个乡下姑娘，写信来说他已经结婚了，附带报告他妈妈的消息，寄给他一篮苹果和一方喜糕。这些礼物来得正好。那天晚上他正守着饿斋，又是四季斋，又是封斋[169]：挂在窗口钉子上的腊肠只剩一根绳子了。一收到这些礼物，克利斯朵夫自比为由乌鸦把食物送到岩上来的隐士。但那乌鸦大概忙着要给所有的隐士送粮，以后竟不再光顾了。
虽然情形这样苦，克利斯朵夫依旧不减其乐。他在面盆里洗衣服时，蹲在地下擦皮鞋时，嘴里老打着呼哨。他用裴辽士的话安慰自己：“我们应当超临人生的苦难，用轻快的声音唱那句欢乐的祷词：震怒的日子……[170] ”——他有时把这句唱到一半，停下来哈哈大笑，使邻人听了大为惊愕。
他过着非常严格的禁欲生活。正如裴辽士说的：“情人生涯是有闲和有钱的人的生涯。”克利斯朵夫的穷，谋生的艰苦，饮食极度的俭省，创造的热情，使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去想到寻欢作乐。他不但表示冷淡，而且为了厌恶巴黎的风气，竟变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者。他拼命要求贞洁，痛恨一切淫秽的事。那并非说他没有情欲。在别的时候，他也放纵过来。但他那时的情欲还是贞洁的：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肉体的快乐，而是绝对的舍身忘我与丰满的生命。而当他一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就不胜气愤的排斥情欲。他认为淫欲不是普通的罪恶，乃是毒害生命的大罪恶。凡是心中还有些古老的基督教道德而不曾被外来的沙土完全湮没的人，凡是今日还能感到自己是强健的种族（就是凭着英勇的纪律而缔造西方文明的）的后裔的人，都不难了解克利斯朵夫。他瞧不起那个国际化的社会把享乐当作独一无二的目标，独一无二的信条。——当然，我们应当求幸福，希望人类幸福，应当把野蛮的基督教义二千年来堆积在人类心头的悲观主义一扫而空。但我们必须存着造福人群的豪侠的信念。否则所谓求幸福是为的什么？不是极可怜的自私自利吗？少数的享乐主义者竭力想冒最少的危险去换最大的快乐，不管别人死活。——是的，他们这种沙龙里的社会主义，我们领教过了！——他们的享乐主义只宜于“肥头胖耳”的民众，只宜于安富尊荣的“特殊阶级”，对于穷人却是一味致命的毒药：这些道理在提倡享乐主义的人不是比谁都明白吗？……
“享乐的生活是有钱人的生活。”
克利斯朵夫不是个有钱的人，而且天生他是不会有钱的。他挣了一些钱就花在音乐上面，省下饭食去买音乐会门票。他买着最便宜的座位，在夏德莱戏院最高的一层楼上。他心中充满了音乐，音乐代替了他的宵夜餐跟情妇。他那么渴望幸福，又那么容易满足，对于乐队的不够标准简直不以为意。他在两三个钟点以内快乐得迷迷糊糊，演奏的格调不高，音符的错误，只能使他泛起一点儿宽容的笑意：他踏进会场已经把批评精神丢开了；他这是为了爱而非为了批判来的。在他周围，群众也像他一样的一动不动，半阖着眼睛，在无边的梦境中载沉载浮。克利斯朵夫仿佛看见一群人掩在黑影里头，蜷做一堆，像一头巨大的猫，津津有味的体验着、培养着他们的幻觉。半明半暗的黄澄澄的光线中，很神秘的显出几张脸，那种无可形容的风度，悄然出神的姿态，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与同情：他留恋它们，听着它们，终于和它们身心融成一片。有时那些心灵中也有一个会觉察到，双方在音乐会的时间内隐隐然起一种共鸣的作用，互相参透生命中最隐秘的部分，直到音乐会终了，沟通心灵的洪流才会中断。这种境界，是一般爱好音乐的人，尤其是年轻而尽情耽溺的人所熟知的：音乐的精华主要是由爱构成的，所以一定要在别人心中体验才能体验得完满；唯其如此，音乐会中常常有人不知不觉的四处窥探，希望能在人堆里找到一个朋友，来分享他自个儿担受不了的喜悦。
在克利斯朵夫为了要充分领略音乐的甜美而挑选的这批临时朋友中间，有一张在每次音乐会上都遇见的脸，特别吸引他。那是个风骚的女工，不懂音乐而极喜欢音乐的。他的侧影好像一头小野兽，一个笔直的小鼻子比他微微噘起的嘴和细巧的下巴只突出一点，往上吊的眉毛很细，眼睛很亮：完全是无愁无虑的女孩子，在他那个淡漠的恬静的外表之下，有的是爱笑爱快活的心情。这些轻佻的姑娘，年轻的女工，也许最能映出久已绝迹的清明之气，像古希腊雕像和拉斐尔画上所表现的。当然这境界在他们的生命中不过是一刹那，欢情觉醒的一刹那，很快就萎谢的。但他们至少有过一会儿美妙的光阴。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非常高兴：一张可爱的脸永远使他心里很舒服；他能够欣赏而不动欲念，只从中汲取欢乐，力，安慰，——甚至于德行。不必说，他很快就注意到他在看他；而他们之间也不知不觉有了那种磁性的交流。并且因为差不多在每次音乐会中都坐着老位置，两人不久便熟悉了彼此的口味。听到某些段落，他们互相会心的瞧一眼；他要是特别喜欢某一句，就微微吐着舌头，好似要舔嘴唇的样子；要是他觉得某一句不对劲，就不胜轻蔑的撅着嘴。这些小小的表情有点儿无心的做作，那是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注意的时候免不了的。有时听到严肃的作品，他颇想做出庄严的神气：侧着脑袋，集中精神，脸上挂着点笑意，眼梢里觑着他是否注意他。他们俩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虽然从来没说过一句话，甚至也不想——（至少在克利斯朵夫方面）——在音乐会散场的时候见见面。
碰巧他们在某次晚上的音乐会中坐在一起。笑容可掬的迟疑了一会，两人终于友好的攀谈起来。他声音很好听，关于音乐说了许多傻话，因为他完全不懂而要装懂；但他的确非常喜欢。最坏的跟最好的，玛斯奈与华葛耐，他都爱好，只有那些平庸的东西他才厌烦。音乐对他是一种刺激感官的享乐，他全身的毛孔都在吸收，好似达娜哀的吸收黄金雨[171]。《德利斯当》的前奏曲使他浑身发抖；《英雄交响曲》使他如临战阵，非常痛快。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贝多芬聋而且哑，但虽然这样，虽然他生得奇丑，要是他认识他，他一定会爱他。克利斯朵夫分辩说贝多芬并不怎么丑；于是他们讨论到美丑问题；他承认这是看各人口味而定的，这一个人认为美的，另一个人可以认为不美：“人不是金洋钱，没法讨每个人欢喜。”——克利斯朵夫宁可他不开口，那时倒更能听到他的内心。音乐会中奏到《伊索尔特之死》的那一段，他把汗湿的手递给他；他把它握着，直到乐曲终了；他们在勾连在一起的手指上感觉到交响乐的波流。
他们一同出场；快到半夜了。两人一边谈一边向拉丁区走去；他搀着他的胳膊，由他送回家；到了门口，他正想替他带路，他却告辞了，全没注意到他鼓励他留下的眼色。他当场不禁为之愕然，继而又大为气恼；过了一会儿，他想到他这么蠢又笑弯了腰；回到房里脱衣服的时候，他又生起气来，终于悄悄地哭了。他在下次音乐会中碰到他，很想装出气恼，冷淡，使性的神气。但他那么天真朴实，使他的心软了下来。他们又谈着话，只是他的态度比较矜持了些。他很诚恳的，同时极有礼貌的和他谈着正经，谈着美妙的事，谈着他们所听的音乐和他的感想。他留神听着，竭力要跟他一般思想。他往往捉摸不到他说话的意义，可照旧相信他。他对克利斯朵夫暗暗抱着一种感激的敬意，面上却差不多不露出来。由于一种不约而同的心理，他们只在音乐会场上谈天。有一回他看见他跟许多大学生在一起。他们俩很庄严的行了个礼。他对谁都不提起他。他心灵深处有一个神圣的区域，藏着些美妙的，纯洁的，令人安慰的东西。
这样，克利斯朵夫用不着有所行动，光是有他这样一个人，就能给人一种心神安定的影响。他走到哪儿都不知不觉的留下一点儿内心的光。他自己可绝对想不到。在他身旁，就在他一座屋子里面，有些他从未见过的人，也在无意中慢慢地感受到他的嘉惠于人的光辉。
几星期以来，克利斯朵夫便是守斋也没有钱上音乐会去了；寒冬已届，在他那间最高层的屋子里，他冻僵了，不能再一动不动的坐在桌子前面。于是他下楼到巴黎街上乱跑，想靠走路来取暖。他常常会忘了周围熙熙攘攘的人，遁入无穷无极的时间中去。只要看到喧闹的街道之上，凄冷的明月挂在天空，或是白茫茫的雾里透出一轮红日，他就会觉得烦嚣的市声顿时消灭，整个的巴黎沉入了无垠的空虚，那些生活景象仿佛是久已过去的几百年以前的生活的影子……文明的外衣没有能完全遮盖了的，自然界中的犷野的生活；只要有点儿极细微的，平常人无从感知的征象，就能使克利斯朵夫窥到那生活的全豹。在街面的石板缝中长出来的青草，在荒瘠的大街上，在没有空气没有泥土的铁栏中抽芽的树木，跑过的一条狗，飞过的一头鸟，充塞于原始天地而被人类毁灭了的野兽的最后一批遗迹，一群飞舞的蚊蚋，侵蚀一个市区的无形的疫疠：光是这些现象，已经能够使大地的浩然之气冲出闭塞的人类暖室，吹在克利斯朵夫的脸上，鞭策他的生命力把它鼓动起来。
在这种长时间的散步中，——往往饿着肚子，几天的不跟任何人交谈，他可以无穷无尽的做着梦。饥饿与沉默更刺激了这种病态的倾向。夜里他睡眠不安，做着累人的梦，时时刻刻看到他的老家，看到儿时的卧室；音乐老是和他纠缠不清。白天，他又跟那些躲在他心中的人，亲爱的人，离别的与亡故的人谈着话。
十二月里一个潮湿的下午，坚硬的草地上盖着冰花，灰色的屋顶与穹窿在大雾中变得一片迷糊，枝干裸露的树，瘦长的，畸形的，浴着水气，好似海洋底下的植物，——克利斯朵夫从上一天起就老打着寒噤，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温暖，便走进了他不大熟识的卢浮宫。
至此为止，绘画没有使他怎么感动过。他太耽溺于内心的天地了，来不及再去把握色与形的世界。它们对他的影响仅限于它们跟音乐共鸣的部分，而那只能给他一种变了样的影子。当然，他也本能的隐隐约约的感觉到眼睛看的形式与耳朵听的形状，它们的和谐都受着同样的规则支配；他也感觉到心灵深处的水波便是色彩与声音两条巨川的发源地，只是在人生的分水岭上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了路，灌溉着两个不同的山坡。但他只认得两个山坡中的一个，到了要应用眼睛的王国内就迷路了。所以那眼神清朗，号称为光明世界的王后的法兰西，它最动人而也许最自然的魅力的秘密，克利斯朵夫始终没有发现。
即使克利斯朵夫对绘画感到兴趣，以他十足地道的德国人气息，也不容易接受一种这样不同的视觉的境界。有些风雅的德国人唾弃德国人的感觉而醉心于印象派，或是十八世纪的法国画，——有时还自命为比法国人了解得更深刻：克利斯朵夫可不是这样。跟他们比较，他也许是个野蛮人；但他老老实实做着野蛮人。蒲舍画上的粉红色的臀部；华多的下巴肥胖、多愁多病的才子，肌肉丰满的美人，胸衣高耸而精神完全是浮华空虚的人物；葛莱士的一本正经的眼风；弗拉高那的撩得很高的衬衣：所有这些富有诗意的裸体的玩意儿[172]给他的印象不过跟一份专讲色情的时髦报纸相仿。他完全没感觉到画上富丽堂皇的和谐。欧洲最精练的古文明的，那种绮丽的而有时也带点凄凉的梦境，对他是更生疏了。对于十七世纪的法国画，他也不见得更能赏识繁文缛节的虔诚，讲究气派的肖像；几个最严肃的大师的冷淡与矜持的态度，尼古拉·波生严峻的作品，和斐列伯·特·香班涅色彩不鲜明的人像上所表现的灰色的灵魂[173]，正是教克利斯朵夫和法国古艺术无从接近的。此外，他根本不认识新派艺术；而即使认识了，恐怕也不免于认识错误。在德国的时候他受到相当诱惑的现代画家只有一个鲍格林[174]，但这位作家也不会使克利斯朵夫了解拉丁艺术。克利斯朵夫所领会的是这个粗暴的天才的原始与粗野的气息。他的眼睛看惯了生硬的颜色，看惯了那个如醉如狂的野蛮人的大刀阔斧的东西，当然不容易接受法国艺术的半明半暗的色调，与柔和纤巧的和谐。
但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绝不能无所沾染。环境多少要留些痕迹在你身上。尽管深闭固拒，你早晚会发觉自己有些变化的。
那天傍晚在卢浮宫一间间的大厅上溜达的时候，他就有些变化了。他又累，又冷，又饿；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他周围，荒凉的画廊罩着阴影，那些睡着的形象开始活动了。克利斯朵夫浑身冰冻，悄悄地在埃及的斯芬克斯，亚叙利的怪物，班尔赛巴里的公牛，巴利西的巨蛇中间走过[175]。他觉得自己进了神话世界，心头有些神秘的激动。人类的幻梦，——心灵的各种奇异的花，——把他包裹着……
走进连尘埃都是黄澄澄的画廊，色彩灿烂的果园，没有空气的图画之林，像发烧一般而快要病倒的克利斯朵夫，精神上突然受到一个极大的震动。——他被饥饿，室内的温度，和五光十色的图画搅得昏昏沉沉，视而不见的走着：他头晕了。走到靠着塞纳河的画廊尽头的地方，他站在累姆布朗特的《善心的撒玛利亚人》前面，怕自己倒下，双手抓着画前的铁栏杆，把眼睛闭了一会。等到重新睁开眼来，看着那幅跟他的脸非常贴近的画的时候，他给迷住了……
日光将尽。它已经远去，已经死了。看不见的太阳往黑暗中沉没了。这个奇妙的时间，心灵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困倦交加，入于麻痹状态，正好是精神的幻觉起来活动的时候。一切都寂静无声，只听见血在脉管里流动。无力动弹，气息仅属，心里头一片凄怆，没法自主了……只希望能投入一个朋友的怀里……只希望有奇迹出现，觉得它就要出现了……是的，它来了！昏暗的暮色中闪出一道金光射在壁上，射在背着垂死者的人的肩上，浸润着那些平凡的东西与卑微的人物，于是一切都显得和平甘美，有了神明的光辉。上帝亲自用他那双有力而仁爱的手臂紧紧搂着那些受难的、病弱的、丑陋的、贫穷的、肮脏的人，搂着那个袜子掉在脚跟上的仆人，那些蜂拥在窗下的畸形的脸，那些一言不发、心怀恐怖的麻木的生灵，——紧抓着累姆布朗特画上所有的可怜的人，那群除了等待、哆嗦、哭泣、祈求以外一无办法的，受着束缚的，微不足道的灵魂[176]。——可是上帝就在这儿。我们并不看到他的本相，只看到他的光轮，和他照在众人身上的光影。
克利斯朵夫摇摇晃晃的走出卢浮宫，头痛欲裂，什么都看不见了。在街上，他竟不大注意到石板之间的水洼和在鞋子里直淌的雨水。天快黑了，塞纳河的上空一片昏黄，一朵内心的火焰却像一盏灯似的在那里照着。克利斯朵夫的眼睛始终还在着魔的状态。他觉得什么都不存在：车辆并没震动街道；行人湿透的雨伞并没撞着他的身体；他并没在街上走，也许是坐在家里，做着梦；也许他已经不存在了……突然之间——（他身子虚极了！）——他一阵头晕，觉得自己要像石块似的向前倒下去了……但那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他紧了紧拳头，挺了挺腿，马上把身体撑住了。
正在那个时候，正当他的意识从深渊里浮起来的一刹那，他的目光冷不防跟街道对面一道他很熟识而似乎在呼唤他的目光碰在了一处。他停下来，愣了一愣，心里想在哪儿见过的。过了一会他才认出这双凄凉而温柔的眼睛，原来就是那个被他在德国无意中砸了差事，他竭力想向他道歉而没有能找到的法国女教员。他也在喧闹的人群中站住了，望着他。他忽然看见他想排开众人，走下人行道，向他这边过来。他赶紧迎上前去；可是无数的车辆拥塞在一起，把他们隔离着；他还看见他在人墙那一边挣扎；他想不顾一切的冲过去，不料被一匹马撞了一下，在泥泞的柏油路上滑跌了，差点儿给压死；等到他浑身泥污的爬起来，好容易到了对面阶沿上，他已经不见了。
他想追着去找他。可是又来了一阵头晕，只得罢了。病已经发作，他明明觉得而不肯承认，还固执着不肯就回去，反而绕着远路走。但这不过是自讨苦吃：临了他非认输不可；他手瘫脚软，好容易才回到家里。在楼梯上，他又透不过气来，只能坐在踏级上歇一歇。进了冰冷的卧室，他还硬撑着不睡，坐在椅子上，浑身浸透了雨水，脑袋重甸甸的，呼吸急促，昏昏然听着那些跟他一样困惫的音乐。《未完交响乐》的句子在他耳边掠过。可怜的修倍尔脱！他写这个曲子的时候也是孤独的，发着高热，神思恍惚，处于大梦以前的半麻痹状态：他坐在火边沉思遐想，懒洋洋的音乐在四面飘浮，好比不大流畅的水；他耽溺在那个境界里，仿佛一个半睡半醒的儿童对着自己编造的故事出神，翻来覆去的念着其中的一段；然后是睡眠来了……死神降临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听见另外一段音乐在耳边飘过，那境界像一个人双手滚热，眼睛紧闭，堆着一副憔悴的笑容，心里充满着叹息，正在想象那个解脱一切的死；那音乐便是罢哈的《冈大大》中第一段合唱：亲爱的上帝，我何时死？……多舒服！沉浸在这些波折柔缓的，刚健婀娜的乐句中，像朦胧一片的远钟……死，跟大地的和平恬静合而为一！……“然后连自己也化为尘土……”
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一下，排斥这些病态的思想，不让那个想把病弱的灵魂吞噬的女妖的笑影诱惑。他站起身子想在房里走走，可是支持不住。他发冷发热，打着哆嗦，不得不躺上床去。他觉得这一回情形真是严重了，但他精神绝不屈服，绝不像一般害了病就让病魔摆布的人。他竭力挣扎，不愿意害病，尤其是打定主意不愿意死。他还有在家乡等着他的可怜的妈妈，他还有他的事业要干：他绝不让疾病来致他死命。他咬紧着打战的牙齿，迸足着正在消失的意志；好似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和惊涛险浪搏斗。他时时刻刻往下沉：一片呓语，一堆杂乱的形象，或是故乡的或是巴黎沙龙的回忆；还有节奏与乐句的纠缠，无穷无尽的在那里打转，像马戏班中的马；还有《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突然放出来的那道金光；黑影里的可怖的面貌；然后是深渊，是黑暗。过了一会，他重新浮起，撕破那些妖形怪相的云雾，拳头与牙床都在抽搐。他拼命抓着他现在和过去的一切所爱的人，抓着刚才暼见的女友的脸影，抓着他疼爱的妈妈，抓着他永远不灭的本体，觉得那是大海之中的岩石：“死神吞噬不了的……”可是岩石又被海水淹没了，一个巨浪把灵魂冲开了。克利斯朵夫重新在昏迷中挣扎，说着荒唐的呓语，他在指挥，在演奏，一个幻想的乐队：喇叭，锣鼓，铙钹，笛，低音大提琴……他发狂般的乱拉，乱吹，乱打，做出演奏各种乐器的动作。可怜他郁积着的音乐在胸中翻腾。几星期以来既不能听，又不能演奏，他像一口受着高压力的汽锅，差不多要爆裂了。某些纠缠不已的乐句像螺旋般钻进他的脑子，刺着耳膜，使他痛得直嚷。高潮过去以后，他倒在枕上，累得要死，浑身是汗，软瘫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快窒息了。他在床前放着水瓶，常常喝几口。隔壁屋子的声响，顶楼上关门的声音，都把他吓得直跳。他在昏懵中痛恨那些四周的人物。但他的意志始终在奋斗，它吹起英勇的军号和魔鬼宣战……“即使世界上都是妖魔，即使它们要吞噬我们，我们也不怕……”
而在他翻滚不已的，火辣辣的，黑暗的海面上，忽然展开一片平静的境界，透出一些光明，小提琴与七弦琴静静的在那里低吟，喇叭与角笛庄严肃穆的吹出胜利的曲调，同时病人心头又奏起一阕不屈不挠的歌，好似抵御狂涛的一堵巨墙，好似约翰·赛白斯蒂安·罢哈的圣歌。
正当他发着高热和幽灵挣扎，胸部快要闷塞而竭力撑拒的时候，他迷迷糊糊的觉得房门打开了，有个女人拿着一枝蜡烛走进来。他以为又是一个幻象。他想说话而不能，又晕过去了。每隔一些时候，他神志清醒一些，觉得有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了，脚上添了一条被，背后又有些热腾腾的东西；或是睁开眼来，看见床跟前坐着一个脸并不完全陌生的女子。随后他又看到另外一张脸，原来是个医生在替他看病。克利斯朵夫听不清他们的话，但猜到是说要把他送医院。他想跟他们争，想大声的嚷着说不愿意去，宁可孤零零的死在这儿；可是他嘴里只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那女的居然懂得他的意思，代他拒绝了，回过来安慰他。他竭力想知道他是谁。等到他好容易能迸出一句有头有尾的话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句。他回答说他是他顶楼上的邻居，因为听到他哼唧，就冒昧的进来了，以为他需要什么帮助。他恭恭敬敬的请他不要耗费精神说话。他听从了。并且刚才费了一点劲已经筋疲力尽，他只能躺着不动，一声不出，可是头脑继续在工作，拼命要把一些散乱的回忆归在一起。他在哪儿见过他的呢？……终于想起来了：不错，他是在顶楼的走廊里见过的；他是个帮佣的，叫作西杜妮。
他半阖着眼睛望着他，他可没有发觉。他个子很小，表情严肃，脑门鼓着，往后梳的头发把苍白的腮帮的上部和太阳穴都露在外边，骨头很显著，短鼻子，淡蓝眼睛，眼神又温和又固执，厚嘴唇抿得很紧，皮肤带点儿贫血，神气很谦卑，深藏，有点发僵。他非常热心的照顾着克利斯朵夫，可是不声不响，不表示亲密，从来不忘了他女仆的身份和阶级的区别。
等到他病势减轻而能聊天的时候，他的忠厚诚恳使西杜妮说话比较随便了些，但他始终提防着，有些事（他看得出来）他是不说的。他一方面很谦虚，一方面很高傲。克利斯朵夫只知道他是布勒塔尼人，本乡还有个父亲，他提到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可是克利斯朵夫不难猜到他是个游手好闲的酒鬼，只管寻欢作乐而剥削女儿；他的傲气使他一声不出的让他剥削，经常把一部分工资寄给他；他肚里可完全明白。另外他还有个妹子正在预备受小学教师的鉴定试验，那是他觉得挺得意的。妹子的教育费差不多全部归他负担。他做活非常卖力。
“你现在的位置不坏吗？”克利斯朵夫问他。
“是的，可是我想离开。”
“为什么？是不是不满意主人？”
“噢！不是的；他们对我很好。”
“那么是工钱太少了？”
“也不是的……”
他不大明白，想要了解他，逗他说话。但他讲来讲去不过是他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他也不在乎这些：他不怕工作，那是他的一种需要，几乎是种乐趣。他不说自己最感压迫的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地，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的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仆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他们说一句话。他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意的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幽禁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间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带他一块儿去，付了他工钱，可不给他回家的路费，让他自己有钱自己去。他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这个能力。于是他孤零零的待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他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粗俗，不规矩。他不出去玩儿，生性很严肃，俭省，又怕路上碰到坏人。他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突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的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他不看书，勉强做些活儿，迷迷糊糊的，百无聊赖，烦闷得哭了；他能无穷无尽的尽哭，哭简直是他的一种乐趣。但是他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像冻了冰一样。随后他竭力振作起来，或是自然而然的又有了生意。他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洋琴声，胡思乱想，老是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他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
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他也有像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他笑别人，笑自己。他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他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么充时髦，也不像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他们不了解的东西；他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意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他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制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他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他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他说：“本来吗，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他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他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底，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什么时候？”克利斯朵夫问。“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嘿！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死了以后喽！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
他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么一个人过着像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
虽然他不说，他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他很冷静地用着一种听天由命而游戏人生的态度继续说：“一个人总得认命。怎么能每个人都中头奖呢？我们运气不好：话不是说完了吗？”
他甚至不想到外国（有人找他上美洲）去找一个多挣点儿钱的位置。他从来没有离开本国的念头。他说：“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样硬的。”
他骨子里有一种怀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观。他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无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人很勤谨，对什么都很冷淡，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不怎么爱人生，却又抓得很紧，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励来保持他们的勇气。
从来没见识过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诚朴的少女一无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他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他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识。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十八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遮掩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他才不胜惊异的发现了西杜妮这种不稍假借的诚实。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他也有他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份而有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作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各该地方的贵族而定。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声的少数分子的固有的权威还是没改变。比较危险的倒是他们离开本乡，散到遥远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们孤零零的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优秀种族的个性始终存在，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报纸上肉麻而猥亵的文学，和国家大事同样对他不生关系。他甚至不知道有所谓平民大学；即使知道，他也不见得会比对宣道会更感兴趣。他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利斯朵夫为此赞了他几句。
“这有什么稀奇呢？”他说。“我就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见过法国人吗？”
“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儿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儿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见过。”
“不错，”西杜妮说，“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一样的。
其实您还什么都没看见。”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那么让我来从头看起。”
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像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他慢慢地恢复健康，开始起床了。
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要偿还西杜妮在他病中垫付的款子。既然还不能出门去找工作，他便写信给哀区脱，要求预支一笔钱。哀区脱逞着那种又冷淡又慷慨的古怪脾气，过了十五天才有回音，——在这十五天之内，克利斯朵夫拼命的折磨自己，对西杜妮端来的食物差不多动都不动，只要被逼不过，才吃一些牛奶跟面包，而过后又责备自己，因为那不是自己挣来的；然后他从哀区脱那儿接到了款子，并没附什么信；在克利斯朵夫害病的几个月里，哀区脱从来不想来打听一下他的病状。他有种天赋，能够帮了人家的忙而教人家不喜欢他。因为他自己在帮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爱。
西杜妮每天下午跟晚上来一下。他替克利斯朵夫预备晚餐：毫无声响的，很体贴的招呼他的事；看到他衣服破烂，他便一声不出的拿去补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增加了多少亲切的情分。克利斯朵夫唠唠叨叨的讲到他年老的母亲，把西杜妮听得感动了，他设身处地自比为孤苦伶仃的留在本乡的鲁意莎，对克利斯朵夫抱着慈母般的温情。他跟他说话的时候也努力想解解他天伦的渴望，那是一个病弱的人感觉得格外迫切的。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精神上特别能够接近自己的母亲。他有时向他吐露一部分艺术家的苦闷。他很温柔的为他抱怨，同时看他为了思想问题而悲哀不免认为多此一举。这一点也使他想起他的母亲，觉得很快慰。
他想逗他说些知心话；但他不像他那样肯随便发表。他说笑似的问他将来要不要嫁人。他照例用着听天由命和看破一切的口气回答说：“给人当差的根本谈不到结婚：那会把事情搅得太复杂的。并且要挑到恰当；而这又不是容易的事。男人都是坏蛋。看你有钱，他们就来追求；把你的钱吃光了，就掉过头去不理啦。这种榜样太多了，我还想去吃这个苦吗？”——他没说出他已经有过一次毁婚的事：未婚夫因为他把所挣的钱统统供给他的家属，就把他丢了。——看见他在院子里很亲热的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在楼梯上碰见他们又很热烈地拥抱他们，克利斯朵夫不由得想起他认识的一位太太，觉得西杜妮既不傻，也不比别的女子丑，倘使处在那些太太们的地位，一定比他们高明得多。多少的生命力被埋没了，谁也不以为意。另一方面，地球上却挤满着那些行尸走肉，在太阳底下僭占了别人的位置和幸福！……
克利斯朵夫丝毫不提防。他对他很亲热，太亲热了；他像大孩子一样的惹人怜爱。
有些日子，西杜妮神气很颓丧；他以为是他太辛苦的缘故。有一回正谈着话，他推说有件事要做，突然站起身来走了。又有一回，克利斯朵夫对他表示得比往常更亲热了些，他便几天没有来；而再来的时候，他跟他的说话更拘束了。他寻思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问他，他赶紧说没有；但他继续跟他疏远。又过了几天，他告诉他要走了：他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他说些冷冷地，不大自然的话，感谢他对他的好意，祝他和他的母亲身体康健，然后和他告别了。他走得这样突兀，使他惊异到极点，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探听他离开的动机，他只是支吾其辞；他问他上哪儿去做事，他也置之不答，并且为了直截了当打断他的问话，竟站起身子走了。在房门口，他向他伸出手去，他兴奋的握了一握，但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自始至终，他都是这副发僵的神气。他走了。
他永远不明白他为什么走的。
冬季长得很。潮湿、多雾、泥泞的冬季，几星期看不见太阳。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起色，还没完全好。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作痛，伤口在慢慢地结疤，剧烈的咳呛使他夜里不能安眠。医生禁止他出门，甚至还想教他往东南海滨或大西洋上的加拿里群岛去疗养。但他非上街不可。要是他不去找晚饭，晚饭绝不会来找他的。——人家又开了许多他没钱购买的药品。因此他干脆不去请教医生了：那不是白费钱吗？并且在他们面前，他老是很窘；他们彼此没法了解：简直是两个极端的世界。医生们对于这个自命为一个人代表整个天地、而实际是像落叶一般被人生的巨流冲掉的穷艺术家，抱着一种带点讪笑与轻视的同情心。他被这些人瞅着，摸着，拍着，非常畏缩。他对自己病弱的身体好不惭愧。他想：“将来它死了，我才高兴呢！”
虽然受着孤独、贫病和种种苦难的磨折，克利斯朵夫仍是很有耐性的忍受他的命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耐性，连自己都为之诧异了。疾病往往是有益的。它折磨了肉体，可是把心灵解放了，净化了：日夜不能动弹的时候，平时害怕太剧烈的光明而被健康压在下面的思想抬头了。从来没害过病的人绝不能完全认识自己。
疾病使克利斯朵夫心非常安静。它把他生命中最凡俗的部分剔净了。他用着比以前更灵敏的官能，感觉到那个富有神秘的力量的世界，那是每人心中都有而被生活的喧扰掩盖得听不见的。他那天发着高热在卢浮宫中见到的景象，连最微末的回忆都深深的刻在心头；从此他就置身于和累姆布朗特的名作同样温暖、柔和、深沉的气氛中。那颗无形的太阳放射出来的光彩，他心中也一样的感受到。虽然绝对没有信仰，他仍觉得自己并不孤独：神明的手牵引着他，把他带到一个跟神相遇的地方。而他也像小孩子一样的信赖它。
多少年来第一次，他不得不休息。发病以前过度紧张的精神使他筋疲力尽，至今还没恢复，所以便是疗养时期的疲乏倦怠对他也是一种休息。克利斯朵夫几个月的提心吊胆，日夜警惕，如今才觉得自己老盯着一处的目光渐渐的松了下来。但他并不因之而减少他的坚强，只是变得更近人情。天性中那股强大而有点畸形的生命力往后退了一步；他使自己和别人一样，精神上的偏执和行为方面的残酷与无情都给去尽了。他再也不恨什么，再不想到可恼的事，即使想到，也不过耸耸肩膀；他对自己的痛苦想得比较少，而对别人的想得比较多了。自从西杜妮使他想起地球上到处都有谦卑的灵魂默默无声的熬着苦难，毫无怨叹的奋斗，他就为了他们而把自己忘了。素来并不感伤的他，这时也不禁有些神秘的温情：那是在一个病人心中开出来的花。晚上，靠着院子那边的窗，听着黑夜里神秘的声音……附近的屋子里有人唱着歌，远听更显得动人，一个女孩子天真的弹着莫扎尔德……他心里想：
“你们，我并不认识而都爱着的人，还没受过人生的烙印、做着些明知是不可能的美梦、跟敌对的世界挣扎着的人，——我愿意你们幸福！噢，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在那儿，我张着臂抱等你们……是的，我们之中隔着一道墙。可是我会一块一块的把墙拆毁的；同时我自己也消磨完了。咱们能有一天碰在一起吗？在另外一道墙——死——没有筑起以前，我还来得及赶到你们前面吗？……管它！孤独就孤独罢，孤独一世罢，只要我为你们工作，为你们造福，只要你们以后能稍稍爱我，在我死了以后！……”
大病初愈的克利斯朵夫就这样喝着“爱与苦难”这两位保姆的乳汁。
在这个意志比较松懈的情形之下，他觉得需要和别人接近。虽然身体还十分软弱，出门还不大妥当，他往往清早或傍晚出去，那是群众像潮水般从人烟稠密的街上涌往工作场所，或是从那儿回来的时间。他要到人与人息息相通的气氛中去浸一下，提提神。他并不跟谁交谈，也没有这念头。他只要看人家走过，猜他们的心事，爱他们。他又亲切又同情的瞧着那些急急忙忙赶路的工人，不曾工作已经有了困倦的神气，——瞧着这些青年男女，脸色苍白，表情活泼，挂着一副古怪的笑容，——瞧着那些透明而活动的脸，隐隐然可以看到欲望，忧患，游戏人生的心理，像潮水般流过，——瞧着这批大都会里多么聪明的，太聪明的，有些病态的市民。他们都走得很快，男人们一边走一边读报，女人们一边走一边啃着月芽饼。一个乱发蓬松的少女在克利斯朵夫身旁走过，脸睡得有点虚肿，像山羊一般迈着小步，显得烦躁，急促：克利斯朵夫恨不得牺牲自己一个月的寿命来使他多睡一二个钟点。噢，要是真有人跟他这么提议，他才不会拒绝呢！他真想把那些悠闲的有钱的妇女，养尊处优而烦闷的人，这时候还在重门深锁的寝室里高卧的，从床上拖起来，让这些灼热而困倦的身体，感觉新鲜、内心生活并不丰富、可是活泼而贪恋生命的人，去躺在他们床上，过一下那种安闲的生活。这般机灵而疲乏的小姑娘，又狡猾，又纯朴，那么无耻那么天真的贪快乐，而骨子里倒是诚实勤劳的女工：他现在看待他们非常宽容了。即使其中有几个当面讪笑他，或者对着他这个眼睛火辣辣的大孩子彼此示意，他也不生气了。
他也常在河滨大道上一边徘徊，一边沉思遐想。这是他最喜欢散步的地方。在这儿，他仿佛看到了心中渴念的，给他童年时代多少安慰的大河。当然，这不是莱茵河，既没有它浩浩荡荡的气势，也没有那辽阔的远景跟广大的平原，可以让他游目骋心。眼前这条河睁着灰色的眼睛，披着浅蓝的外衣，凭着它细腻而明确的线条，妩媚的姿态，柔软的动作，在浓艳的城市里懒懒的伸展着；桥梁是它的手钏，纪念建筑是它的项链；它像一个美女般对着自己的艳色微笑……这才显出了巴黎的光明！克利斯朵夫在这城里第一样喜欢的便是这条河；它一点一点的浸透了他的心，不知不觉把他的气质变换了。他认为这是最美的音乐，唯一的巴黎音乐。在暮色将临的时分，他几小时的在河滨流连，或是走进古法兰西的花园[177]，欣赏着和谐的光线照在紫色的雾霭缭绕的大树顶上，照在灰色的雕像和花盆上，照在纪念建筑的满生苔藓的石头上；而那些建筑物都是王朝的遗迹，吸收了几百年的日光的。——这种微妙的气氛，是柔和的太阳与乳汁般的水气融化成的，——银色的尘雾中就有欢乐的民族精神在飘浮。
一天傍晚，他靠在圣·米希桥附近的石栏杆上，一边看着流水，一边随便翻着冷摊上的旧书。他无意之间打开米希莱著作中的一册单行本。他读过几页这史家的作品：那种法国式的浮夸，自鸣得意的辞藻，过于跌宕的句法，他不大喜欢。可是那一天他才看了几行就被吸住了。那是圣女贞德受审的最后一段情形。他曾经从席勒的作品中知道这个奥莱昂的处女，一向认为他不过是个传奇式的女英雄，他的故事是大诗人给幻想出来的[178]。不料这一回他突然看到了现实，被它紧紧的抓住了。他往下念着，念着；慷慨激昂的描写，悲惨的情节，使他心都碎了。读到贞德知道当晚就得给处决而惊死过去的时候，他的手抖了，眼泪涌上来了，只得停下。因为病后衰弱，他简直感情冲动到可笑的程度，自己也看了气恼。——他想把书念完，但时间晚了，书贩已经在收拾书箱。他决意买那本书；可是掏了掏口袋，只有七个铜子。穷到这样是常有的事，他并不着急；他刚才买了晚上吃的东西，预算下一天可以向哀区脱领到一笔抄谱的报酬。但要等到明天是太难受了！为什么把仅有的一些钱去买了食物呢？啊！要是能把袋里的面包跟香肠抵付书价的话，岂不是好！
第二天清早，他上哀区脱铺子去支钱，但走过圣·米希桥的时候，没有勇气不停下来。他在书贩的箱子里又找到了那部宝贵的书，花了两小时把它全部念完了。他为之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又费了整天的功夫才见到他。最后，他终于接洽好了新的工作，领到了钱，马上去把那本书买了来。他怕给人捷足先登的买去。其实即使这样也不难再找一本；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孤本；并且他要的是这一部而不是另一部。凡是爱好书的人都有一些拜物狂。哪怕只是寥寥几页，脏的也罢，有污迹的也罢，只要是激动过他们的幻想的，便是神圣的。
克利斯朵夫回去在静寂的夜里把圣女贞德的历史重读了一遍。没有旁人在场，他不用再压制自己的感情。他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充满着温情，怜悯，与无穷的痛苦，似乎看到他穿着乡下女子的红颜色的粗布衣服，高高的个子，怯生生的，声音很柔和，听着钟声出神，——（他也跟他一样爱钟声，）——脸上堆着可爱的笑容，显得那么聪明那么慈悲，随时会流泪，——为了爱，为了怜悯，为了软心而流泪：因为他兼有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温柔，是个纯洁而勇敢的少女。他把盗匪式的军队的野性给驯服了，又能够镇静的用他的头脑，用他女人的机灵，用他坚强的意志，在孤立无助而被大家出卖的情形之下，成年累月的应付那些像豺狼虎豹一般包围着他的，教会与司法界人士的奸计。
而克利斯朵夫最感动的尤其是他的慈悲心，——打了胜仗之后，他要为战死的敌人哭，为曾经侮辱他的人哭；他们伤了，他去安慰；他们临终，他去祈祷，便是对出卖他的人也不怀怨恨，到了火刑台上，火在下面烧起来的时候，他也不想到自己，只担心着慰勉他的修士，教他快走。“他在最剧烈的厮杀中还是温柔的，对最坏的人也是善良的，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和平的。战争是表示魔鬼得胜，可是在战争中间，他有上帝的精神。”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儿，想到了自己：“我厮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上帝的精神。”
他把贞德的传记家笔下最美的句子反复念着：
“不论别人如何蛮横，命运如何残酷，你还得抱着善心……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争执，你也得保持温情与好意，不能让人生的磨难损害你这个内心的财宝……”
于是他对自己说着：“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请大家原谅我罢。别以为我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这些被我攻击的人！我原意是为你们造福……可是我不能让你们做坏事……”
因为他不是个圣者，所以只要想到那些人，他的怨恨又觉醒了。他最不能原谅的是，一看到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法国，就教人想不到这块土地上曾经长出这样纯洁的花，这样悲壮的诗。然而那的确是事实。谁敢说不会再有第二次呢？今日的法国，不见得比淫风极盛而竟有圣处女出现的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更糟。如今庙堂是空着，遭了蹂躏，一半已经坍毁了。可是没有关系！上帝在里面说过话的。
克利斯朵夫为了爱法国的缘故，竭力想找一个法国人来表示他的爱。
那时正到了三月底。克利斯朵夫不跟任何人交谈，不接到任何人的信，已经有几个月之久，除了老母每隔许多时候来几个字。他不知道他害病，也没把自己害病的事告诉他。他和社会的接触只限于上音乐铺子去拿他的活儿或是把做好的活儿送回去。他故意候哀区脱不在店中的时候去，免得和他谈话。其实这种提防是多余的：因为他只碰到一次哀区脱，而哀区脱对于他的健康问题也只淡淡的提了一二句。
正当他这样的无声无息，幽居独处的时候，忽然有天早上收到罗孙太太的一封请柬，邀他去参加一个音乐夜会，说有个著名的四重奏乐队参加表演。信写得非常客气，罗孙还在信末附了几行恳切的话。他觉得那回和克利斯朵夫的争执对自己并不怎么体面。尤其因为从那时起，他和那位歌女闹翻了，他自己也把他很严厉的批判过了。他是个爽直的汉子，从来不怀恨他得罪过的人；倘若他们不像他那么宽宏大量，他会觉得可笑的。所以他只要高兴跟他们重新相见，就会毫不迟疑的向他们伸出手去。
克利斯朵夫先是耸耸肩，赌咒说不去。但音乐会的日子一天天的近了，他的决心一天天的跟着动摇了。听不见一句话，尤其是听不见一句音乐，使他喘不过气来。固然他自己再三说过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去，但到了那天，他还是去了，觉得自己没有骨气非常惭愧。
去的结果并不好。一旦重新走进这个政客与时髦朋友的环境，他马上感到自己比从前更厌恶他们了：因为孤独了几个月，他已经不习惯这些牛鬼蛇神的嘴脸。这儿简直没法听音乐：只是亵渎音乐。克利斯朵夫决意等第一曲完了就走。
他把所有那些可憎的面目与身体扫了一眼。在客厅的那一头，他遇到一对望着他而立刻闪开去的眼睛。跟全场那些迟钝的目光相比，这双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朴实的气息使他大为惊奇。那是畏怯的，可是清朗的，明确的，法国式的眼睛，望起人来那么率直：它们自己既毫无掩饰，你的一切也无从隐遁。克利斯朵夫是认识这双眼睛的，却不认识这双眼睛所照耀的脸。那是一个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小小的个子，有点儿驼背，看上去弱不禁风，没有胡子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头发是栗色的，五官并不端正而很细腻，那种不大对称的长相使他的神气不是骚动，而是惶惑，可也有它的一种魅力，似乎跟眼神的安静不大调和。他站在一个门洞里，没人注意他。克利斯朵夫重新望着他；那双眼睛总是怯生生的，又可爱又笨拙的转向别处；而每次克利斯朵夫都“认得”那双眼睛，好像在另外一张脸上见过似的。
因为素来藏不住心中的感觉，他便向着那青年走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跟对方说什么好；他走一下停一下，左顾右盼，好似随便走去，没有什么目标。那青年也觉察了，知道克利斯朵夫向自己走过来；一想到要和克利斯朵夫谈话，他突然胆小到极点，竟想往隔壁的屋子溜；可是他那么笨拙，两只脚仿佛给盯住了。两人面对面的站住了，僵了一会儿，不知道话从哪儿说起。越窘，各人越以为自己在对方眼里显得可笑。终于克利斯朵夫瞪着那个青年，没有一句寒暄的话，便直截了当的笑着问：
“你大概不是巴黎人吧？”
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问句，那青年虽然局促不堪，也不由得笑了笑，回答说他的确不是巴黎人。他那种很轻的，像蒙着一层什么的声音，好比一具脆弱的乐器。
“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说。
他看见对方听着这句奇怪的话有些惶惑，便补充道：
“我这话没有埋怨的意思。”
可是那青年更窘了。
他们又静默了一会。那年轻人竭力想开口：嘴唇颤动着，一望而知他有句话就在嘴边，只是没有决心说出来。克利斯朵夫好奇的打量着这张变化很多的脸，透明的皮肤底下显然有点颤抖的小动作。他似乎跟这个客厅里的人物是两个种族的：他们都是宽大的脸，笨重的身体，好像只是从脖子往下延长的一段肉；而他却是灵魂浮在表面上，每一小块的肉里都有灵气。
他始终没法开口。克利斯朵夫比较单纯，便接着说：
“你在这儿，混在这些家伙中间干什么？”
他粗声大片的嚷着，那种不知顾忌的态度便是人家讨厌他的地方。那青年窘迫之下，不禁向四下里望了望，看有没有人听见。这举动使克利斯朵夫大为不快。随后那年轻人不回答他的问话，又笨拙又可爱的笑了笑，反问道：“那么你呢？”
克利斯朵夫大声的笑了，笑声照例有点儿粗野。
“对啊，我又来干吗？”他高高兴兴的回答。
那青年突然打定了主意，喉咙梗塞着说：“我多喜欢你的音乐！”
随后他又停住了，拼命想克服自己的羞怯，可是没用。他脸红了，自己也觉得，以至越来越红，直红到耳边。克利斯朵夫微笑着望着他，恨不得把他拥抱一下。青年抬起眼来说：“真的，在这儿我不能，不能谈这些问题……”
克利斯朵夫抿着阔大的嘴暗暗笑着，抓着他的手。他觉得这陌生人瘦削的手在自己的手掌中微微发抖，便不由自主的很热烈地握着。那青年也发觉自己的手被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亲热的紧紧握着。他们听不见客厅里的声音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觉得心心相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但这不过是一刹那，罗孙太太忽然过来用扇子轻轻触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说：
“哦，你们已经认识了，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了。这个大孩子今晚是专诚为您来的。”
他们俩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的退后了一些。
“他是谁呢？”克利斯朵夫问罗孙太太。
“怎么！您不认识他吗？他是个笔下很好的青年诗人，非常的崇拜您。他也是个音乐家，琴弹得挺好。在他面前不能讨论您的作品：他爱上了您。有一天，他为了您差点儿跟吕西安·雷维–葛吵起来。”
“啊！好孩子！”克利斯朵夫说。
“是的，我知道，您对吕西安不大公平。可是他也很喜欢您呢。”
“啊！别跟我说这个话！他要是喜欢我，就表示我没出息了。”
“我敢向您保证……”
“不！不！我永远不要他喜欢我。”
“您那个情人跟您完全一样。你们俩都一样的疯癫。那天吕西安正在跟我们解释您的一件作品。那羞怯的孩子突然站起来，气得全身发抖，不许吕西安谈论您。您瞧他多霸道！……幸亏我在场，我马上哈哈大笑，吕西安也跟着笑了；结果他道了歉。”
“可怜的孩子！”克利斯朵夫听得大为感动。
接着罗孙太太和他谈着别的事，但他充耳不闻，只自言自语的说：
“他到哪儿去了？”
他开始找他。可是那陌生朋友已经不见了。克利斯朵夫又去找着罗孙太太，问：
“请您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谁啊？”
“您刚才跟我提到的那个。”
“您那个青年诗人吗？他叫作奥里维·耶南。”
这个姓氏的回声，在克利斯朵夫耳中像一阕熟悉的音乐一般。一个少女的倩影在他眼睛深处闪过。可是新的形象，新朋友的形象立刻把那个倩影抹掉了。
在归途中，克利斯朵夫在拥挤的巴黎街上走着，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知觉。他好似一口湖，四周的山把它跟其余的世界隔离了。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骚动。只是一片和平宁静。他再三说着：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