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在精神上跟不在眼前的识与不识的朋友们交谈，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我今天觉得需要对他们高声倾吐一下。我绝不能忘恩负义，不感谢他们对我的厚意。从我开始写《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冗长的故事起，我就是为他们写的，和他们一同写的。他们鼓励我，耐着性子陪着我，向我表示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即使我能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给我的可是更多。我的作品是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果实。
我开始执笔的时候，根本不敢希望同情我们的人会超过一小群朋友：我的野心只限于苏格拉底之家[16]。然而年复一年，我觉得好恶相同，痛苦相同的弟兄们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巴黎犹如在内地，在法国以内犹如在法国以外。这一点，在克利斯朵夫吐露了他的和我的衷曲，表示他瞧不起节场的那一卷出版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的著作所引起的回响，从来没有像这一卷那样迅速的。因为那不但是我的心声，同时是我朋友们的心声。他们很知道，《克利斯朵夫》不单是属于我的，而且也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把共同的灵魂大部分都灌输给它了。
既然《克利斯朵夫》是属于读者的，我就应当向他们对这一卷有所解释。如在《节场》中一样，读者在此找不到小说式的情节，而本书主人翁的生涯似乎也中途停顿了。
因此我得说明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着手的。
我那时是孤独的。像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需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需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我很耐性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主角。在我还没决定开始动笔以前，这件作品在我心头酝酿了十年，直到我把克利斯朵夫全部的行程认清楚了，克利斯朵夫才开始上路；《节场》中的某些篇章，《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最后的几卷[17]，都是在《黎明》以前或同时写的。在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身上反映出来的法国景象，自始就在本书中占着重要地位。所以，主人翁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个高冈，一方面回顾一下才走过的山谷，一方面瞻望一番将要趱奔的前途的时候，希望读者不要认为作品越出了范围，而认为是一种预定的休止。
显而易见，这最后几卷（《节场》与《户内》）跟全书其他的部分同样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那么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诗吗？——你们何必要有一个名字呢？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绝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规则。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极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饶的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我觉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我在本书的最初几页就说过的。——而那条河在某些地段上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田野跟天色。但它照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这种表面上的静止藏着一道湍激的急流，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中这一卷的形象。等到这条河积聚了长时期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
罗曼·罗兰
一九○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