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有的是衣衫不整，态度亲狎的铁路上的职员。也有的是抱怨路局的规则而始终守规则的旅客。——克利斯朵夫到了法国了。
他满足了关员的好奇心，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浸饱雨水的田野隐没在黑夜里。各个站上刺目的灯光，使埋在阴影中的无穷尽的原野更显得凄凉。路上遇到的火车越来越多，呼啸的声音在空中震荡，惊醒了昏昏入睡的旅客。巴黎快到了。
到达之前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已经准备下车：他戴上帽子，把外衣的纽扣直扣到脖子，预防扒手，那据说在巴黎是极多的；他几十次的站起来，坐下去，几十次的把提箱在网格与坐凳之间搬上搬下，每次都笨手笨脚的撞着邻座的人，招他们厌。
列车正要进站的当口，忽然停下了，四周是漆黑一片[76]。克利斯朵夫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什么都瞧不见。他回头望着旅客，希望有个对象可以搭讪，问问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们都在瞌睡，或是装作瞌睡的模样，又厌烦又不高兴，谁也不想动一下，追究火车停留的原因。克利斯朵夫看了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奇怪：这些傲慢而无精打采的家伙，和他想象中的法国人差得多远！他终于心灰意懒的坐在提箱上，跟着车子的震动摇来摆去，也昏昏入睡了，直到大家打开车门方始惊醒……巴黎到了！……车厢里的人都纷纷下车了。
他在人群中挤来撞去的走向出口，把抢着要替他提箱子的夫役推开了。像乡下人一样多心，他以为每个人都想偷他的东西。把那口宝贵的提箱扛在肩上，也不管别人对他大声嚷嚷的招呼，他径自在人堆里往外挤，终于到了泥泞的巴黎街上。
他一心想着自己的行李，想着要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时又被车辆包围住了，再没精神向四处眺望一下。第一得找间屋子。车站四周有的是旅馆：煤气灯排成的字母照得雪亮。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挑一家最不漂亮的：可是寒酸到可以和他的钱囊配合的似乎一家也没有。最后他在一条横街上看到一个肮脏的小客店，楼上兼设着小饭铺，店号叫作文明客店。一个大胖子，光穿着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抽着烟斗，看见克利斯朵夫进门便迎上前来。他完全不懂他说的杂七杂八的话，但一看就知道是个愣头磕脑的，未经世故的德国人，第一就不让别人拿他的行李，只顾用着不知哪一国的文字说了一大堆话。他带着客人走上气息难闻的楼梯，打开一间不通空气的屋子，靠着里边的天井。他少不得夸了几句，说这间屋如何安静，外边的声音一点儿都透不进来：结果又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克利斯朵夫话既不大听懂，也不知道巴黎的生活程度，肩膀又给行李压坏了，急于想安静一会，便满口答应下来。但那男人刚一走出，屋子里肮脏的情形就把他骇住了；为了排遣愁闷，他用满着灰土的，滑腻腻的水洗过了脸，赶紧出门。他尽量的不见不闻，免得引起心中的厌恶。
他走到街上。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十步以外就看不清。煤气街灯摇晃不定，好似快要熄灭的蜡烛。半明半暗中，行人像两股相反的潮水般拥来拥去。车马辐辏，阻塞交通，赛如一条堤岸。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滑。马夫们的咒骂声，电车的喇叭声与铃声，闹得震耳欲聋。这些喧闹，这些骚乱，这股气味，把克利斯朵夫愣住了。他停了一停，马上被后面的人潮拥走了。他走到斯特拉斯堡大街，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跌跌撞撞的碰在走路人身上。他从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到处都是咖啡店，可是看到里面挤着那么多人，他觉得胆小而厌恶了。他向一个岗警去问讯，但每说一个字都得想个老半天，对方没有耐性听完一句话，便耸耸肩膀，掉过头去了。他继续像呆子似的走着。有些人站在一家铺子前面，他也无意识的站定了。那是卖照相与明信片的铺子，摆着一些只穿衬衣或不穿衬衣的姑娘们的相片和尽是些淫猥的笑话的画报。年轻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若无其事的瞧着。一个瘦小的红头发姑娘，看见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出神，便过来招呼他。他莫名其妙的对他望着，他拉着他的手臂，傻头傻脑的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挣脱着走开了，气得满面通红。鳞次栉比的音乐咖啡店，门口挂着恶俗的小丑的广告。人总是越来越多，克利斯朵夫看到有这么些下流的嘴脸，形迹可疑的光棍，涂脂抹粉而气味难闻的娼妓，不禁吓坏了，心都凉了。疲乏，软弱，越来越厉害的厌恶，使他头晕眼花。他咬紧牙齿，加紧脚步。快近塞纳河的地带，雾气更浓。车马简直拥塞得水泄不通。一匹马滑跌了，横躺在地下；马夫狠命的鞭它，要它站起来；可怜的牲口被缰绳纠缠着，挣扎了一会，又无可奈何的倒下，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这个极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克利斯朵夫极大的感触：大家无动于衷的眼看着那可怜的牲口抽搐，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自己在这茫茫人海中的空虚；——一小时以来，他对于这些芸芸众生，这种腐败的气氛，竭力抑捺着心中的反感，此刻这反感往上直冒，把他气都闭住了。他不由得呜呜咽咽的哭了出来。路上的行人看见这大孩子的脸痛苦得扯做一团，大为惊异。他往前走着，腮帮上挂着两行眼泪，也不想去抹一下。人们停住脚步，目送他一程。这些被他认为胸中存着恶意的群众，倘若他能看到他们心里去的话，也许会发现有些人除了爱讥讽的巴黎脾气之外，还有一点儿友好的同情；但他的眼睛被泪水淹没了，什么都瞧不见。
他走到一个广场上，靠近一口大喷水池。他在池中把手和脸都浸了浸。一个小报贩好奇的瞅着他，说了几句取笑的话，可并无恶意；他还把克利斯朵夫掉在地下的帽子给捡起来。冰冷的水使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些。他定一定神，回头走去，不敢再东张西望，也不想再吃东西：他不能跟人说一句话，怕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流泪。他筋疲力尽，路也走错了，只管乱闯，正当他自以为完全迷失了的时候，不料已经到了旅馆门口：——原来他连那条街的名字都忘了。
他回到那间丑恶的屋子里，空着肚子，眼睛干涩，身心都麻木了，倒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两个钟点，一动也不能动。终于他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中挣扎起来，上床睡了。但他又堕入狂乱的昏懵状态，时时刻刻的惊醒，以为已经睡了几小时。卧室的空气非常闷塞。他从头到脚的发烧，口渴得要死；荒唐的噩梦老盯着他，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也不能免；尖锐的痛苦像刀子一般直刺他的心窝。他半夜里醒来，悲痛绝望，差点儿要叫了；他把被单堵着嘴巴，怕人听见，自以为发疯了。他坐在床上，点着灯，浑身是汗，起来打开箱子找一方手帕，无意中摸到了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怎么看过这部书；但这时候，他真感到说不出的安慰。那是祖父的，祖父的父亲的遗物。书末有一页空白，前人都在上面签着名，记着一生的大事：结婚，死亡，生儿育女等等的日子。祖父还拿铅笔用那种粗大的字体，记录他披览或重读某章某节的年月；书中到处夹着颜色发黄的纸片，写着老人天真的感想。当初这部书一向放在他床高头的搁板上；夜里大半的时候他都醒着，把圣经捧在手里，与其说是念，还不如说是和它谈天。它跟他做伴，直到他老死，正如从前陪着他的父亲一样。从这本书里，可以闻到家中一百年来悲欢离合的气息。有了它，克利斯朵夫就不太孤独了。
他打开《圣经》，正翻到最沉痛的几段[77]：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他过的日子就像雇佣兵的日子一样……
我睡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能起来呢？起来之后，我又烦躁的等着天黑，我不胜苦恼的直到夜里……
我说：我的床可以给我安慰，休息可以苏解我的怨叹：可是你又拿梦来吓我，把幻境来惊扰我……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松我呢？你竟不能让我喘口气吗？我犯了罪吗？我冒犯了你什么呢，噢，你这人类的守护者？
结果都是一样：上帝使善人和恶人一样的受苦……
啊，由他把我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庸俗的心灵，绝不能了解这种无边的哀伤对一个受难的人的安慰。只要是庄严伟大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痛苦的极致便是解脱。压抑心灵，打击心灵，致心灵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莫如平庸的痛苦，平庸的欢乐，自私的猥琐的烦恼，没有勇气割舍过去的欢娱，为了博取新的欢娱而自甘堕落。克利斯朵夫被圣经中那股肃杀之气鼓舞起来了：西乃山上的[78]，无垠的荒漠中的，汪洋大海中的狂风，把乌烟瘴气一扫而空。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热度退净了。他安安静静的睡下，直睡到明天。等到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大亮。室内的丑恶看得更清楚了；他感到自己困苦，孤独；但他敢于正视了。消沉的心绪没有了，只剩下一股英气勃勃的凄凉情味。他又念着约伯的那句话：
神要把我处死就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于是他就起床，非常沉着的开始奋斗。
当天早上他就预备做初步的奔走。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同乡：一个是他从前的朋友奥多·狄哀纳，跟他的叔父在玛伊区合开着布店；一个是玛扬斯地方的犹太人，叫作西尔伐·高恩，在一家大书铺里做事，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地址。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跟狄哀纳非常亲密[79]，对他有过那种爱情前期的童年的友谊，其实已经是爱情了。当时狄哀纳也很喜欢他。这个羞答答的呆板的大孩子，受着克利斯朵夫犷野不羁的性格诱惑，很可笑的模仿他，使克利斯朵夫又气恼又得意。那时他们有过惊天动地的计划。后来，狄哀纳为了学生意而出门了，从此两人没再见过；但克利斯朵夫常常从当地和狄哀纳通信的人那儿听到他的消息。
至于和西尔伐·高恩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他们是从小在学校里认识的。小猢狲似的家伙老是耍弄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上了当就揍他一顿。高恩毫不抵抗，让他打倒在地下，把脸揿在土里；他假哭了一阵，过后又立刻再来，刁钻古怪的玩意儿简直没有完，——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非常当真的说要杀死他方始害了怕。
克利斯朵夫那天清早就出门了，路上在一家咖啡店里用了早餐。他压着自尊心，绝不放过讲法文的机会。既然他得住在巴黎，也许要住几年，自然应当赶快适应巴黎生活，消灭自己那种厌恶的心理。所以尽管侍者带着嘲笑的态度听着他不成腔的法国话，使他非常难受，他还是硬要自己不以为意，并且毫不灰心的花了很大的劲造出一些四不像的句子，翻来覆去的说，直说到别人听懂为止。
吃过早点，他就去找狄哀纳。照例，他有了一个念头，对周围的一切都会看不见的。根据这第一次散步所得的印象，他觉得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克利斯朵夫看惯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它们很古老同时又很年轻，因为有股新生的力量而很骄傲；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有古老的驾着马匹的街车，有用蒸汽的街车，用电气的街车，形形式式，不一而足，——人行道上搭着板屋，广场上堆满着穿礼服的塑像，放着给人骑着玩的旋转的木马，总而言之，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置。昨夜的雾到今天变了蒙蒙的细雨。虽然时间已经过十点，多数的铺子还点着煤气灯。
克利斯朵夫在胜利广场四周迷宫似的街道中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那个银行街上的铺子。一进门，他仿佛暼见狄哀纳和几个职员在很深很黑的铺子的尽里头整理布匹。但他有些近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它们的直觉难得错误。克利斯朵夫对招待他的店员报了姓名，里头的人忽然骚动了一下；他们交头接耳的商量过后，人堆里走出一个青年来，用德文说：“狄哀纳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要好久才回来吗？”
“大概是吧。他才出门。”
克利斯朵夫想了想，说：“好，我等着罢。”
店员不禁呆了一呆，赶紧补充：“也许他要过两三个钟点才回来呢。”
“噢！没关系，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的回答，“反正我在巴黎没事，哪怕等上一天也行。”
那青年望着他愣住了，以为他开玩笑。可是克利斯朵夫已经把他忘了，消消停停的拣着一个角儿坐下，背对着街，似乎准备老待在那里了。
店员回到铺子的尽里头，和同事们轻轻地说着话；慌张的神气非常可笑，他们商量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讨厌家伙打发走。
大家含糊了一会，办公室的门开了。狄哀纳先生出现了。宽大红润的脸盘，腮帮和下巴上有个紫色的伤疤，淡黄的胡子，紧贴在脑壳上的头发在旁边分开，戴着金丝眼镜，衬衫的胸部扣着金钮子，肥胖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他拿着帽子和雨伞，若无其事的向克利斯朵夫走过来。坐在椅上胡思乱想的克利斯朵夫冷不防吃了一惊，马上抓着狄哀纳的手粗声大气的表示亲热，使店员们暗笑，使狄哀纳脸红。这个庄严的人物自有不愿意与克利斯朵夫重续旧交的理由；他决心第一次相见就拿出威严来不让克利斯朵夫亲近。可是一接触克利斯朵夫的目光，他觉得自己仍旧是个小孩子，不由得羞愤交集，赶紧嘟嘟囔囔的说：“到我办公室去吧……说话方便些。”
克利斯朵夫又看出了他谨慎小心的老习惯。
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严了，狄哀纳并不忙着招呼他坐，只是站着，很笨拙的解释：
“高兴得很……我本来要出去……人家以为我已经走了……可是我非出去不可……咱们只能谈一分钟……我有个紧急的约会……”
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刚才店员是扯谎，而那个谎是和狄哀纳商量好了把他拒之门外的。他不由得冒了火，可是还按捺着，冷冷地回答说：“忙什么！”
狄哀纳把身子往后一仰，对这种放肆的态度非常愤慨。
“怎么不忙！有桩买卖……”
克利斯朵夫直瞪着他又说了声：“不忙！”
大孩子把眼睛低了下去。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自己在他面前这样没用。他支吾其辞的说着。克利斯朵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
（一听到这个你字，狄哀纳就心中有气；他一开头使用了客套的您字，表示疏远，不料竟是白费。）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是的，我知道。”
（本国的来信已经把克利斯朵夫出了乱子而被通缉的事告诉狄哀纳。）
“那么，”克利斯朵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儿，而是亡命。我一无所有，得想法子生活。”
狄哀纳等他提出要求。他一边接见他，一边觉得又得意又难堪：——得意，因为可以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显出自己的优越；难堪，因为不敢称心如意的教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他的优越。
“啊！”他神气俨然的说，“那可是糟啦，太糟啦。这儿生活艰难，百物昂贵。我们开支浩大，再加这么多的店员……”
克利斯朵夫觉得他可鄙，截住了他的话：“放心，我不问你要钱。”
狄哀纳着了慌。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生意好吗？主顾不少吗？”
“是的，还不坏，托上帝的福……”狄哀纳很小心的回答。（他提防着。）
克利斯朵夫愤愤地瞪了他一眼，又道：“这儿的德国人中间，你熟人很多吧？”
“是的。”
“那么，你给我说说。他们大概都喜欢音乐吧。他们有孩子。我可以找些教课的事。”
狄哀纳神气很为难。
“怎么呢？克利斯朵夫问。“难道你不放心，认为我不够资格教人吗？”
他要人帮忙，倒像是他帮人家的忙。而狄哀纳倘使不能教克利斯朵夫觉得欠了自己的情，是永远不肯出一分力的；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为克利斯朵夫高抬贵手。
“怎么不够！你真是大材小用了……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事情很难，很难，你不明白吗，为了你的处境？”
“我的处境？”
“是啊……那件事，那个案子……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可为难了，那对我是很不利的。”
他看见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便赶紧声明：“并不是为了我……我并不怕……啊！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办了！……可是为了我的叔叔……你知道铺子是他的，没有他，我就毫无办法……”
克利斯朵夫的脸色和快要发作的怒气使他越来越害怕，他急忙补上一句——（他心并不坏；吝啬和要面子的心理在他胸中交战：他很愿意帮助克利斯朵夫，可是要用惠而不费的办法）：“我给你五十法郎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脸发了紫。他向着狄哀纳走过去的神气，使狄哀纳马上退到门口，开着门预备叫人了。但克利斯朵夫只是满面通红的凑近去，大叫一声：“畜生！”
他一手推开了他，从许多店员中间出去了。走到门口，他不胜厌恶的吐了一口唾沫。
他大踏步在街上走着，气得发了昏，直到淋着雨才醒过来。上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他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过一家书店，他停着脚步预备想一想，茫然望着橱窗里陈列的书。忽然一本书的封面上有个出版家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懂为什么要注意。过了一会，他才记起那是西尔伐·高恩办事的一家书店，便把地址记了下来……记了有什么用呢？他又不会去的……为什么不去？狄哀纳那个混蛋当初还是他的好朋友尚且这样；现在对这个从前受过他糟蹋而势必恨他的家伙，又有什么可希望？再去受不必要的羞辱吗？一想到这个，他心火就上来了。——但大概是从基督教教育来的悲观主义，反而使他想把一般人的卑鄙彻底领教一下。
“我不能再拿什么架子了。要饿死，也先得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他心里又补上一句：“并且我也绝不会饿死的。”
他把地址复看了一遍，找高恩去了。他决意只要高恩有一点儿傲慢的神气，就打烂他的脸。
那家出版公司在玛特兰纳区；克利斯朵夫走上二楼的客厅，说要找西尔伐·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克利斯朵夫诧异之下，以为自己读音不清，便又说了一遍，那仆人留神细听以后，说公司里的确没有这个姓名的人。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道了歉，预备走了，不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出来的便是高恩，送着一位女客。克利斯朵夫才碰了狄哀纳的钉子，便以为大家都在耍弄他。他一转念当作高恩在他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特意吩咐仆人挡驾的。这种岂有此理的举动使他气都喘不过来。他愤愤地已经往外走了，忽然听见人家跟他招呼。原来高恩尖利的目光老远就把他认出了，堆着笑容奔过来，伸着手，亲热得不得了。
西尔伐·高恩是个矮胖子，胡子剃得精光，完全是美国式，皮色太红了一点，头发太黑了一点，一张又阔又大的脸，肥头胖耳，打皱的小眼睛老在那里东张西望，嘴巴稍微有点歪，挂着一副呆板而狡猾的笑容。他穿得非常讲究，尽量要掩饰身段的缺陷，把太高的肩膀和太粗的腰身给遮起来。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只有这儿点；要是身体能再高二三寸，腰围再细几分，他哪怕给人踢几脚也是愿意的。至于别的部分，他自己非常满意，以为别人一看见他就会着迷的。而妙就妙在果真如此。这矮小的德国犹太人，这个伧夫俗物，居然做着巴黎的时装记者与时装批评家。他写一些无聊的，把肉麻当有趣的通讯。他是鼓吹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精神的人，——脑子里全是摄政王时代，红靴跟，洛尚那一类的玩意儿[80]。大家嘲笑他，但他照旧很出风头。凡是说“在巴黎，可笑是你的致命伤”的人，其实是不认识巴黎：“可笑”非但没有害死人，并且还有人靠它过活；在巴黎，“可笑”能使你获得一切：光荣，艳福，都不成问题。所以西尔伐·高恩对每天凭着装腔作势的肉麻话得来的钦慕已经不稀罕了。
他口音重浊，逼尖着喉咙，完全用假嗓子说话。
“啊！真想不到！”他一边高高兴兴的喊着，一边用皮肤绷紧，指头短而臃肿的手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拼命的摇，仿佛遇到了最知己的朋友似的，他竟舍不得放下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愣住了，心里想高恩是不是跟他开玩笑。可是并不。或者即使他存心嘲弄，也不超过他平时的分量。高恩太聪明了，绝不作睚眦必报的打算。克利斯朵夫当年的欺侮早已被置之脑后；便是想起，他也不大在乎，倒很高兴教从前的同伴看看他现在的地位和典雅的巴黎风度。他所表示的惊讶也是真的；他万万想不到克利斯朵夫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而且他虽然那么机灵，立刻猜到克利斯朵夫此来必有目的，也极愿意招待他，因为克利斯朵夫的有求于他，就等于对他的权势表示敬意。
“你从家乡来吗？妈妈身体怎么样？”那种亲昵的口吻，克利斯朵夫平时听了也许会讨厌，但此刻在一个外国的城里听到，他的确非常快慰。
“可是，”克利斯朵夫心里还有点儿猜疑，“怎么刚才人家回答我说这里没有高恩先生呢？”
“这里的确没有高恩先生，”西尔伐·高恩笑着说，“我改姓哈密尔顿了。”
他忽然说了声“对不起”，把话打住了。
有位女太太在旁边过，高恩笑脸相迎的上去跟他握了握手。然后他回来，说那是一个以写肉感小说写得火剌剌出名的女作家。这位现代的萨芙[81]胸口缀着紫色丝带[82]，身材肥胖，淡黄头发带点儿红色，涂脂抹粉的脸大有志得意满之概；他用那种男性的嗓子，带着法国东部的乡音说些夸口的话。
高恩又向克利斯朵夫问长问短，提到一切家乡的人，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故意表示对谁都没忘记。克利斯朵夫忘了自己的反感，又感激又诚恳的告诉他许多细节，都是跟高恩渺不相关的。而高恩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
“啊！”克利斯朵夫问，“难道法国只有女人会写文章吗？”
高恩听着笑了，神气俨然的回答说：“告诉你，好朋友，法国是女性的。你要想成功，就得走女人的路子。”
克利斯朵夫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只顾说自己的话。高恩为结束他的谈话起见，便问：“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嘿！”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他还没知道呢。怪不得这么亲热。事情揭穿了，他要不改变态度才怪！”
他可觉得为了自己的面子，非把跟大兵的打架，当局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等一起说出来不可。
高恩听着笑弯了腰，嚷着：“妙啊！妙哪！真够劲儿！”
他热烈地握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只要是跟官方开玩笑，他听了就乐不可支；何况这一次的许多角色是他认识的，事情更显得滑稽而有趣了。
“听我说，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你赏个脸吧……咱们一起吃饭去。”
克利斯朵夫感激不尽的接受了，暗暗的想：“倒是个好人。我把他看错了。”
他们一同出去。克利斯朵夫一路走一路说出了他的来意：
“现在你知道我的处境了。我到这儿来想找些工作，在大家还没知道我的时候先教教音乐。你能替我介绍吗？”
“怎么不能！你要我介绍哪一个都可以。这儿我全是熟人。只要你吩咐就得了。”
他很高兴能表示自己多么有声望。
克利斯朵夫慌忙道谢，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十足表现他两天没吃过东西。他把饭巾扣在脖子里，把刀伸到嘴边，那种贪嘴和土气十足的举动使高恩–哈密尔顿讨厌极了。克利斯朵夫却并没注意到高恩信口雌黄的可厌。高恩竭力想夸耀自己的交游和艳遇，可是白费：克利斯朵夫根本没听，还随便把他的话扯开去。此刻他也打开了话匣子，非常亲狎。感激之余，他很天真的把自己的计划噜噜苏苏的说给高恩听。高恩尤其头疼的是克利斯朵夫时时刻刻非常感动的从桌上伸过手去握他的手。他还要来一下德国式的碰杯，说着多情的话祝福故乡的人，祝福莱茵河；那简直是火上加油，使朋友气恼到极点。高恩一看他要唱起歌来了，更为之骇然。邻桌的人正用着讥讽的目光瞅看他们。高恩急忙推说有件要紧事儿，站了起来。克利斯朵夫却死抓着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介绍他去见什么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授课。
“我一定想办法，白天不去，晚上准去，”高恩回答，“你放心，等会我就去找人。”
克利斯朵夫紧盯着问：“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呢？”
“明天……明天……或是后天。”
“好吧。我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高恩抢着说，“我会通知你的，你不必劳驾。”
“噢！跑一趟算得什么！……反正我眼前没事。”
“见鬼！”高恩心里想着，——又高声说：“不，我宁可写信给你。这几天你找不到我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罢。”
克利斯朵夫告诉了他。
“好极了，我明儿写信给你。”
“明儿吗？”
“明儿，一定的。”
他挣脱了克利斯朵夫的手，急急忙忙溜了。
“嘿！”他对自己说，“讨厌死了！”
他回去吩咐办公室的仆役，下次那“德国人”再来，就得挡驾。——再过十分钟，他把克利斯朵夫完全忘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小旅馆里，非常感动。
“真是个好人！”他心里想。“我小时候给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居然不恨我！”
他为此责备自己，想写信给高恩，说从前对他误会了，觉得很难过；凡是得罪他的地方，务请原谅。他想到这些，眼泪都冒上来了。但他写信远不及写整本的乐谱容易；所以他把旅馆里那些要不得的笔跟墨水咒骂了一顿，涂来涂去，撕掉了四五张信纸以后，终于不耐烦了，把一切都扔了。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真慢；但克利斯朵夫因为昨夜没睡好，当天又奔了一个早晨，疲倦不堪，在椅子上打盹了。他睡到傍晚才醒，醒后就上床睡觉，一口气睡了十二小时。
明天从八点起，他已经开始等回音了。他相信高恩绝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教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踱步，楼梯上一有脚声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不想到巴黎城中去遛遛，免得心焦。他躺在床上，一刻不停的想着母亲；而他也在那里想他，——世界上也只有他一个人想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他孤零零的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他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都没想到写一封简单的信把这点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确切的消息的。——他躺在床上，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进来，屋子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
又是一天，跟上一天没有什么分别。
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第三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初到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八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跑去了。
受过嘱咐的仆人说哈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嘟囔着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十天八天吧。”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的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儿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着塞在他箱子底下的，——很快的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里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或是“酸咸菜”[83]。——他花了好大的劲，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弹弹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送呈法国通儒院宫邸”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一个把信看了一遍。跟朋友们大笑一阵。
过了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眼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克利斯朵夫快活之极，根本没觉察。他以那种惹人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的问：
“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
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罢，……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
高恩越来越愁闷。克利斯朵夫看他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提过你了，”高恩说，“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我非病倒不可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克利斯朵夫很焦心很关切的问。
高恩狡狯的暼了他一眼：“简直不行。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不舒服。”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得保重身体！好好的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得老实告诉我呀。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
他把对方的推托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拼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他的憨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多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厌物，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
“我有个主意在这里，”高恩说，“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儿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
克利斯朵夫马上答应了。
“那就行啦！”高恩接着说。“有个巴黎最大的音乐出版家，但尼·哀区脱，我跟他很熟。我介绍你去；有什么事可做，你临时看着办罢。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外行。但哀区脱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一定谈得拢的。”
他们约定第二天就去。高恩能够一方面帮了克利斯朵夫的忙，一方面
把他摆脱了，觉得挺高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到书店去和高恩会齐了。他依着他的嘱咐，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哀区脱看。他们到歌剧院附近的音乐铺子里把他找到了。客人进门，哀区脱并不起身相迎；高恩跟他握手，他只冷冷地伸出两个手指；至于克利斯朵夫恭恭敬敬的行礼，他根本不理。直到高恩要求，他才把他们带到隔壁屋里，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架，眼睛望着墙壁。
但尼·哀区脱年纪四十左右，个子高大，态度冷淡，穿着很整齐，腓尼基人的特点很显明，一望而知是聪明而脾气很坏的，脸上仿佛老是在生气，须发全黑，长胡子修成方形，像古代的阿叙王。他差不多从来不正面看人，说话又冷又粗暴，便是寒暄也像跟人顶撞。他外表的傲慢无礼，固然是因为他瞧不起人，但也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这样的犹太人很多；大家讨厌他们，认为这个强直的态度是目中无人，实际是他们的精神与肉体都发僵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高恩有说有笑的用着夸张的口吻和吹捧，把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却是被主人那种招待窘住了，只顾拿着帽子和乐谱摇摆不定的站在那儿。哀区脱似乎至此为止根本不知道有克利斯朵夫在场，等到高恩说了一阵，才傲慢的转过头来，眼睛望着别处，说：“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姓名。”
克利斯朵夫仿佛当胸挨了一拳，气得满面通红的回答：“你将来会听见的。”
哀区脱不动声色，继续冷静地说着，当作没有克利斯朵夫一样：“克拉夫脱？……没听见过。”
像哀区脱那一等人，对一个姓名陌生的人就不会有好印象。
他又用德文接着说：“你是莱茵流域的人吗？……真怪，那边弄音乐的人这么多！没有一个不自称为音乐家的。”
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利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了，可是高恩抢着说：“啊！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
“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呢。”哀区脱回答。
“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克利斯朵夫冷冷地说，“那么很抱歉，我不能遵命。”
哀区脱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的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
“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杂曲，舞台音乐。”克利斯朵夫很兴奋的说着。
“你们在德国东西写得真多。”哀区脱的话虽客气，颇有点儿鄙薄的意味。
他对于这个新人物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这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哀区脱，都没知道。
“那么，”他说，“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易的钢琴谱。你能不能把舒芒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手，六手，或八手的钢琴谱[84]？”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你叫我，我，做这种工作吗？……”
这天真的“我”字使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哀区脱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怎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么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罢。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应然相信。但我究竟不认识你呀。”
他暗中想道：“听这些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把帽子一戴，往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说：“别那么急呀！”
他又转身向哀区脱：“他带着几部作品，预备给你瞧瞧。”
“啊！”哀区脱表示不大耐烦，“那么拿来瞧罢。”
克利斯朵夫一言不发，把稿本递给了他。哀区脱漫不经心的翻着。
“什么呢？啊，《钢琴组曲》……（他念着：）《一日》……老是标题音乐……”
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看了最初几个音符，他就明白作者是怎么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的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儿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的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放过：“嗯，”他终于老气横秋的说，“写得还不坏。”
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更受不了。
“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才知道。”他气极了。
“可是我想，”哀区脱说，“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儿意见。”
“绝对不是。”
“那么，”哀区脱也生了气，“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
“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工作。”
“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做。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
“一个像你这样的音乐家？”哀区脱用着挖苦的口气说。“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很出名的，还为此很感激我呢。”
“那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克利斯朵夫大声回答，他已经会用些法文里的妙语了，“你把我当作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那种态度，——不正面瞧人，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唬吓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睬都不睬……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教我，教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教我篡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吧，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
他这样滔滔不竭的说着，简直停不下来。
哀区脱冷冷地回答：“随你罢。”
克利斯朵夫一路把门震得砰砰訇訇的出去了。西尔伐·高恩看着大笑，哀区脱耸耸肩对高恩说：“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
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利斯朵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利斯朵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激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利斯朵夫一点儿补偿，可是办不到，除非克利斯朵夫向他屈服。他等克利斯朵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磨折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克利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分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依傍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哀区脱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狄哀纳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纳，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他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他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他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他名字叫作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地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
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利斯朵夫身边只剩五法郎了，他不得不抑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文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
“钢琴？……你弄这个玩意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吗，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吧。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般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
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克利斯朵夫不大懂得法文，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吧，斐列伯，别这么胡说八道。”——他又转身向克利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谁呀？”丈夫问。
“就是葛拉赛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他买了一架钢琴呢。”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利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他的父母想把他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他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利斯朵夫说去。
第二天，他回报克利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他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扮起一副俨然的面孔。他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他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意，但并非必需的，他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他又不大放心的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他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他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他的女儿找到了一个作曲家做老师。
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现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像吉他[85]；——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呵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他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的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的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的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
“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像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的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罢！终有一天……
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他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他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他手臂猛烈的摇了几下，他就嚷着说他打了他。母亲像雌老虎般的跑来，拼命的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绝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齐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的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嫉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像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罢。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的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地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文，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辣司”、“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词，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地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的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86]，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嫉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吧？）——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教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的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的床下[87]，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绝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的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史脱洛斯（是达维特·史脱洛斯呢，约翰·史脱洛斯呢，还是理查·史脱洛斯[88]？）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作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儿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音程九度音程一类的名词[89]。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thuram，catalamus，singulariter……bonus，bona，bonum…… ”[90]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的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华葛耐，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仑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的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的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的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吧。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地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狯的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的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说了很多笑话教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文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像出神的模样，慢慢地往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而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像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
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像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地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颇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像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凡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现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绝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绝不能像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像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伧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膝的谄媚那般“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儿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像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糊糊的觉得背后有人指手画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的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的扮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像罗宾斯丹，右手像巴特洛夫斯基[91]，——（或者是右手像罗宾斯丹，左手像巴特洛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的说，这样一个天才绝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教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其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像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词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会儿他又嬉笑，呻吟，吹啸，拍手，哼着，唱着，模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会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会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会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颂赞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Adagio，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希吕彭。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92]！”他非常叹赏埃尔邓兰尔彭的《战争》，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叫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华葛耐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白赫模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93]。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其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他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他每天晚上在多艺剧院的歌舞中展览他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发现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了。高恩赌咒发誓的说，以后绝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地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
另一方面，丹沃斐·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利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这么坏，一点不表惊异，倒很亲热的说：
“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吧；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的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利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现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
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坐椅密密的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壅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的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乐，仿佛急于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的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利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的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得到一点儿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利斯朵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
克利斯朵夫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出的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城，到一间气味像马房似的大厅；在别的时间，这儿是上演什么神幻剧或通俗戏剧的：——音乐在巴黎像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94]，——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人就认为这种空气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教人绝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像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师一般，正在指挥华葛耐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也仿佛马戏班里的狮子，对着脚灯愣住了，只要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般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痴的小姑娘，堆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利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坐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乐，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够受了。古耶白白的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利斯朵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壹志的去领会的。这种炒什锦似的音乐会使他心里作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
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像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四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利斯朵夫对于这等其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目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现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乐，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二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干地那维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能一齐灌下，绝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利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华葛耐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华葛耐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五六名，法国三四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打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史脱洛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国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可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地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它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
克利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荣，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篇篇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利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像鱼在水里一样的悠然自得。
在这分歧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
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般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二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置，跟姚尔邓先生学着文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得出神：
“D，a，Da，F，a，Fa；R，a，Ra……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95] ……”
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主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联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页乐谱上一组和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扬扬的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作的了。其实他们只像中学生分析西赛罗[96]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词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作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像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华葛耐，至于裴辽士和葛吕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赛白斯蒂安·罢哈与特皮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罢哈，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摩和哥波冷[97]了。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溶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像议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各人只说各人的，绝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两者[98]之间决定态度，他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说话回答：
“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
但人家紧自问个不休：“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
“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
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热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99]。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纯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国人[100]。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山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琤琮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曼依贝，古诺，和玛斯奈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熟的玛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罗。他便问他的那般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这些使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铺。他们却大为生气的嚷起来，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101]。——可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踞着喜歌剧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玛斯奈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弥侬》《乌格诺》《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一千场的纪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它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群众；并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乐剧整个儿的抹杀了。在他们心目中，乐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他们自己都是文人，却偏不承认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现，有所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儿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劳白斯比哀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非戕贼其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净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劣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发现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乐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戏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儿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利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
丹沃斐·古耶把他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与孵育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艺术集团，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它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菲薄[102]。在克利斯朵夫看来，那些祖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不了解。
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像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无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滞，枯索无味的素描，像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像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利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要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像萤火一般，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时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的：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吟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
克利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硬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飘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做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个题目的。他们徒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尽是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鸡埘，真可说是音乐的万牲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浮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做成交响乐或钢琴曲，把荷兰十七世纪的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的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哪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苹果，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是白马的臀部。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意：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
除了这批有眼无珠，以耳代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布的哲学家，做女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起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利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台斯[103]、《福音书》、红磨坊[104]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华葛耐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着：“我吗，我也是诗人呀！”——于是他们很有自信的在自己的乐谱上写起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像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
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议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利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得其门而入。
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它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克利斯朵夫可是像一切头脑单纯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文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文是比国化的或是日耳曼化的[105]。那就难怪一个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文，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
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乐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乐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地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意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么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词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拣西拾的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拼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只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利斯朵夫。他们徒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砌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得可怕，或是萨拉·裴娜式的说白[106]，唱得走音的，几小时的呶呶不已，好似骡子迷迷糊糊的走在险陡的坡边上。——克利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搽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玛斯奈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葛吕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
“由他们去吧。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
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乐的主题，像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意。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他们可以用来做成《第九交响曲》或是法朗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的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跟弥盖朗琪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华葛耐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般厌烦得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儿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
“喝！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
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究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利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的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
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式各种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竭尽巧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它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的离开大路，扑到森林中去摸索，想教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会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的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的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裴辽士，如圣·桑斯，——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克利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道：
“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葛吕克或是一个拿破仑[107]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
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108]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的笑了。
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它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一千四百年以前，高卢人与万达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109]。克利斯朵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高瞻远瞩，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个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瞭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利斯朵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般圣·葛莱哥阿的子孙[110]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利斯朵夫参与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极冷静地人，性情固执而带几分稚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词句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陷，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亨特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赛白斯蒂安·罢哈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而获免[111]。
这座圣·雅各街的庙堂[112]做着布道事业，有心拯救人类的灵魂与音乐。他们很有系统的传授天才的法则。许多勤奋的学生辛辛苦苦的，深信不疑的拿这些秘诀来付诸实行。他们似乎想用虔诚的艰苦来补赎祖先们轻佻的罪过：例如奥贝与阿唐之流，还有那人也疯魔，音乐也疯魔的裴辽士[113]。现在人们抱着了不起的热情和虔敬，为一般众所公认的大师努力宣扬。十几年中间，他们的成就确是可观；法国音乐的面目居然为之一变。不但是法国的批评家，并且连法国的音乐家也学起音乐来了。从作曲家到演奏家如今都知道罢哈的作品了！——他们尤其努力破除法国人闭关自守的积习。法国人平日老躲在家里，轻易不肯出门；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缺少新鲜空气，有股闭塞的，陈腐的，残废的气息。这和贝多芬不问晴雨的在田野里跑着，在山坡上爬着，手舞足蹈，骇坏了羊群的那种作曲方式完全相反。巴黎的音乐家绝不会像篷城的大熊一般[114]，因为有了灵感而吵吵嚷嚷的惊动邻居。他们制作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一个低音调节器的；并且也挂着重重的帷幕，使外面的声音透不进来。
歌唱学校这一派竭力想更换空气；它对“过去”开了几扇窗子。但也仅仅对着“过去”[115]。这是开向庭院而非临着大街的窗子，没有多大用处。何况窗子才打开，百叶窗又关上了，好似怕受凉的老太太。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有些中世纪的作品，有些罢哈，有些巴莱斯德利那，有些民歌。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屋子里霉腐的气味依旧不减。其实他们觉得这样倒是挺舒服的，对现代的大潮流反而怀有戒心。固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比旁人多。但一笔抹杀的也一样的多。在这种环境里，音乐自然会染上一股迂腐之气，而不是给精神的一种慰藉了；他们的音乐会不是等于历史课，说是含有鼓励作用的举例。凡是前进的思想都被变成学院化。气势雄伟的罢哈被他们供奉到庙堂里去的时候，也变得循规蹈矩了。他的音乐完全被一般学院派的头脑改了样子，正如温馨浓艳的圣经被英国人的头脑改装过了一样[116]。他们所称扬的是一种贵族派的折衷主义，想把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间的三四个伟大音乐时代的特点汇集起来。这个理想倘若实现的话，那么其成绩一定像一个印度总督旅行回来，把在地球上各处搜罗得来的宝贝凑成的一座聚宝盆。可是以法国人的通情达理，结果并没闹出学究式的笑柄；大家绝不实行他们的理论，而对付理论的办法也好比莫利哀对付医生一样，拿了药方而并不配服，最有性格的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其余的只做些繁复的练习和艰深的对位学，名之为朔拿大，四重奏，或交响乐……——“朔拿大啊，你要怎么呢？”——它不要什么，只要成为一阕朔拿大而已。作品中的思想是抽象的，无名的，勉强嵌进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那很像一个高明的公证人起草文书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先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而很高兴，如今却看到法国有着无数的小勃拉姆斯。所有这些出色的工人，既勤谨，又用心，真是具备了各种的德行。克利斯朵夫从他们的音乐会里出来，非常得益，但是非常厌烦。
嘿，外边的天气多好啊！
然而巴黎的音乐家中究竟有几个无党无派的独立的人。唯有这般人才能引起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也唯有这般人能使你衡量一种艺术的生机。学派与社团只表现一种浮面的潮流或硬生生制造出来的理论。深思默想的超然人士，却有更多的机会能发现他们当代的与民族的真精神。但就因为这一点，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比对旁人更难了解。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那个鼎鼎大名的作品的时候，便是这种情形。为了那作品，法国人不知说了多少胡话，有一部分的人说是十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音乐革命。——（世纪对他们是不值钱的！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
丹沃斐·古耶和西尔伐·高恩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喜歌剧院去，听《悲莱阿斯与梅丽桑特》[117]，他们把这件作品介绍给他觉得光荣极了，仿佛是他们自己作的，并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这一回保证会发现奇迹。歌剧已经开幕了，他们还呶呶不休的在旁解释。克利斯朵夫止住了他们的话，伸着耳朵细听。第一幕演完，高恩眉飞色舞的问：
“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他反问他们：“以后是不是老是这样的？”
“是的。”
“那么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罗。”
高恩可叫起来了，认为他外行。
“没有东西，”克利斯朵夫继续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前后不相衔接，简直站不住。和声很细腻。配器的效果颇有些很美的花腔，格调很高。但内容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
他又听下去。慢慢地，作品露出一点儿光来了；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一些东西了。不错，他看到作者存心要求素雅，一反华葛耐那种用音乐的浪潮来淹没戏剧的理想；但他不禁带着点挖苦的心思追问：他们有这种牺牲的理想，骨子里是否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牺牲。在这件作品里，他感到颇有些贪逸恶劳的意味，想以最低限度的疲劳来获得效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费力去建造华葛耐派的巨制。至于唱词之单纯，简洁，朴素，声音的微弱，虽然他觉得单调，而且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认为不真实，但也同样感到惊异。——（他认为歌词愈求真切，愈令人感到法国语言的不适宜于谱成音乐，因为它太合逻辑，太分明，轮廓太固定；语言本身固然完美，但没法跟旁的东西融合。）然而这种尝试毕竟是有意思的，在它一反华葛耐派的铺张浮夸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是赞成的。那位法国音乐家[118]似乎很俏皮的讲究含蓄，要用低声喁语来表白热情。爱既没有欢呼，死也没有哀号。只有旋律的线条微微颤动一下，乐队像嘴唇轻轻一抿似的打个寒噤，你才感觉到在剧中人心里波动的情绪。仿佛作家战战兢兢的怕流露真情。他的艺术的格调真是高极了，——除非法国民族固有的那种取悦感官，喜欢做作的倾向在他胸中突然觉醒的时候。那时你才会发现有些头发太黄的，嘴唇太红的，第三共和以后的小家碧玉所扮演的大情人。但这种情形是难得的，是作者过于克制自己的反响，是需要松动一下的表现；整个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精炼到极点的单纯，并不单纯的单纯，刻意追求得来的单纯，是古老的社会的一朵精美纤巧的花。年少犷野如克利斯朵夫，当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境界，他尤其讨厌那剧本，那些诗。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着小孩子，要人讲童话给他听。这当然不是华葛耐派的懒洋洋的角色，不是又肉麻又蠢笨的莱茵姑娘；但一个法兰西与比利时的混血种[119]的懒洋洋的人物，装腔作势的“沙龙”气派，喊着“小爸爸啊”“白鸽啊”那一套给交际场中的太太们应用的神秘气息，也未必高明。巴黎女人却对着这出戏出神了，因为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他们多愁多病，才子佳人的腔派而顾盼自怜。意志两字完全谈不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做些什么。
“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这些大孩子都这样的呻吟着。整整的五幕——森林，岩穴，地窖，死者的卧室，——都在黯淡的微光中演出，荒岛上的小鸟简直没有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细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的光明，太剧烈的动作，太剧烈的说话，多么怕热情，怕生命！……生命并不曾精炼过，你不能戴着手套去抓握的……
克利斯朵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虽然如此，克利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儿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它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悲莱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住了。他还发现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下里闪耀。这些磷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利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更觉得好奇的那般超然派的音乐家，极难接近。克利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情，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二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得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使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你绝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华葛耐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声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会群众，群众也不理会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婀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评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的捧华葛耐、贝多芬、罢哈、特皮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从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虔敬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法朗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没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现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的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阔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暼见了二三个这种人物，而他所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利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模仿的人和新闻界的掮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像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华葛耐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做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词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着恼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教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摩索斯基[120]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绝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121]的女王，亲吻他的人都会给他一口咬住的！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曲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像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像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
“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122]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123]，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像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像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的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教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喝！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像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作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地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的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怪。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不免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只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力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的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混浊的浪漫主义[124]搅得头昏脑涨；等到他踊身跃出的时候，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他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他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他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他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像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像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绝不能学女人的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教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像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像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志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朗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起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模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谑，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淫秽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125]。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最喜欢采用的戏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六十岁的老头儿把女儿当作心腹，跟他谈着自己的情妇；他也跟他谈着他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像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他回来和父亲重续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他谈着他的情夫，怂恿他讲述他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他们的交际与匹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就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羼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潢，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娼家的气息。
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杂揉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隽永的话，统统凑在一处，好像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梯，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未免笨重烦琐，放在灯光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以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女性。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像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126]。
克利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
“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罢。”
“你要看什么？”
“法国啊。”
“这不就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还不是跟德国一样吗？”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了二十年的：此刻已经有股霉味儿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更好的了。”
“一定有的。”克利斯朵夫固执着说。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回答，“也有配他们胃口的戏剧。
你要看这个吗？有的是。”于是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去[127]。
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语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
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利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母都咬得非常清楚，好像教朗诵的功课，又像永远念着十二缀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嗝。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士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式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像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迸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地尖着嗓子装哭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事式的修辞，学院派的纡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号。从头至尾像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鳃鳃过虑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
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他离了婚，又嫁给一个他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抑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继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他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二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岂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噱的地方，应该教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
“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
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裴辽士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他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他们金钱而被他们欺骗的老人。结果，他们很高尚的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兴致还不及嚼舌的兴致。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放荡淫佚的下流习气，只要像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暴雷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低音调节器，免得小孩子受了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觉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像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地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诀窍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得了。结果就有了被妻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雪斯与迦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卜里番姆[128]。而这一切，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利斯朵夫（他还不是一个内行的批判者）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模仿的匠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墨的作家。
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它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概念：
主要是有一颗美妙的灵魂，
有一双鹰眼，像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
有一副严肃坚强的神气，光彩焕发而动人，
再加一颗善于战栗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梦的眼睛。
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言，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沙杜[129]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俳剧演员。像西拉诺[130]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扈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期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教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得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起来；——再不然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131] ！
这般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利斯朵夫很奇怪的发觉，自命为千伶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
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运！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大风琴伴奏，朗诵鲍舒哀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士的悲剧。鲍第尼戏院演着《殉难之路》，滑稽剧场演着《圣婴耶稣》，圣·玛丁戏院演着《受难记》，奥狄安戏院演着《耶稣基督》，移植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德莱戏院举行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比拉德与玛特兰纳[132]。——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气，特别饶舌。
克利斯朵夫不禁喊道：
“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我透不过气来了。快快走罢！”
但在这批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品中，伟大的古典艺术始终支撑着，好比今日的罗马，虽然满眼都是恶俗的建筑物，也还有些古代庙堂的废墟残迹。可是除了莫利哀以外，克利斯朵夫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古典名著。他对于语言的微妙还不能捉摸，对于民族的特性也当然无从领会。他觉得最不可解的莫如十七世纪的悲剧；——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入门的一部，因为它是法国民族的心脏。他只觉得那种剧本冷冰冰的，沉闷，枯索，其迂阔和做作的程度足以令人作呕。动作不是贫乏就是过火，人物的抽象有如修辞学上的论证，空洞无物有如时髦女子的谈话。整个剧本只是一幅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的铺张的无非是理性，理由，妙语，心理分析，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议论，议论，永远是法国人的那些唠叨。克利斯朵夫存着讥讽的心思不愿意断定它美还是不美，他只觉得毫无趣味。《西那》里面的演说家所持的理由如何，末了是哪个饶舌的家伙得胜[133]，克利斯朵夫全不理会。
可是他发现法国的群众并不和他一般见解，倒是非常热烈地喝彩。这也不能消除他的误会，因为他是从观众身上去看这种戏剧的；而他觉得现代的法国人就有些性格是古典的法国人遗传下来的，不过是变了形。正如犀利的目光会在一个妖冶的老妇脸上发现他女儿脸上的秀美的线条：那当然不会使你对老妇发生什么爱情！……法国人好像每天相见的家属一样，绝不发觉彼此的相似。克利斯朵夫可一看见便怔住了，并且格外加以夸张，临了竟只看见这一点。当代的艺术无异是那些伟大的祖先的漫画，而伟大的祖先在他心目中也显得像漫画中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再也分辨不出，高乃依和一般模仿者中间有何区别。拉西纳也被末流的巴黎心理学家，成天在自己心中掏来摸去的子孙们弄得鱼目混珠了。
所有这些幼稚的人从来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圈子。批评家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讨论着《太丢狒》与《法特尔》[134]，不觉得厌倦。年纪老了，他们还在津津有味的搅着幼年时代心爱的玩意。这情形可以拖到民族的末日。以崇拜远祖列宗的传统而论，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法国相比的。宇宙中其余的东西都不值他们一顾。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什么都不愿读的人不知有多多少少！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克莱斯脱，不演葛利巴扎尔，不演赫白尔，不演史脱林堡，不演洛泼，不演嘉台龙[135]，不演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巨人的名作，只有古希腊的是例外，因为他们（如欧罗巴所有的民族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承继人。他们偶然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那才是他们的试金石了。表演莎士比亚的也有两派：一是用布尔乔亚的写实手法，把《李尔王》当作奥依哀[136]的喜剧那么演出的；一是把《哈姆雷德》编成歌剧[137]，加进许多雨果式的卖弄嗓子的唱词。他们完全没想到现实可以富有诗意，也没想到诗歌对于一般生机蓬勃的心灵就是自然的语言。所以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赶紧回头表演洛斯当。
可是二十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了，它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两三次，外界的战争，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儿，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像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底，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138]。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力，——他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词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绝不问他要忏悔单看[139]，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像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种像戏剧的戏剧，一种像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往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的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的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作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我们是艺术家，”高恩得意扬扬的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像游历家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爱美的唐·裘安。”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说：
“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深信不疑的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懦怯，（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艺术’与‘美’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像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一颗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嘁嘁喳喳的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恺撒，先要有恺撒的气魄。你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种角色，可并不相信这种角色。像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道而不说出来。——那么，我来说了罢：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眼布掉下了，他们也装作不看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像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评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级第五级似的人物[140]，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作高出于艺术家，看作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141]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禄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栖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作“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房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起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义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品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像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么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股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鲍阿罗[142]，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鲍阿罗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鲍阿罗，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么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鲍阿罗，”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么，朋友，你自己去找罢。”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