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安定。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静止……
克利斯朵夫神闲意适，心中一片和平。他因为挣到了和平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丧，觉得这种静默很奇怪。情欲睡着了；他一心以为它们不会再醒的了。
他那股偏于暴烈的巨大的力，没有了目的，无所事事，入于朦胧半睡的状态。实际是内心有点儿空虚的感觉，“看破一切”的怅惘，也许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遗憾。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斗争，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难。他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获；要汲取先前开发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旧作才被那般天然落后的群众发现而赞赏的时候，他早已把它们置之脑后，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更向前进。他每次创作都感到同样的愉快。在他一生的这一时期，艺术只是一种他演奏得极巧妙的乐器。他不胜羞愧地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以艺术为游戏的人。
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
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写书。那他可是不习惯的。书固然写得很美；他却宁愿它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好比一个休息时期的运动家，不知怎么对付他的筋骨，只像一头无聊的野兽一般打着呵欠，以为将来的岁月都是平静无事的岁月，可以让他消消停停的工作。加上他那种日耳曼人的乐观脾气，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结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他私自庆幸逃过了大风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这点成绩也不能说少了……啊！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住了本来面目……他自以为到了彼岸。
两位朋友并不住在一起。雅葛丽纳出走以后，克利斯朵夫以为奥里维会搬回到他家里来的。可是奥里维不能这样做。虽然他需要接近克利斯朵夫，却不能跟克利斯朵夫再过从前的生活。和雅葛丽纳同居了几年，他觉得再把另外一个人引进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简直是亵渎的，——即使这另一个人比雅葛丽纳更爱他，而他爱这另一个人也甚于爱雅葛丽纳。——那是没有理由可说的。
克利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这问题，又惊异，又伤心，又气恼……随后，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点醒了，他便突然不作声了，认为奥里维的办法是对的。
可是他们每天见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密切。也许他们谈话之间并不交换最亲切的思想，同时也没有这个需要。精神的沟通用不着语言，只要是两颗充满着爱的心就行了。
两人很少说话，一个耽溺在他的艺术里，一个耽溺在他的回忆里。奥里维的苦恼渐渐减轻了；但他并没为此有所努力，倒还差不多以苦恼为乐事：有个长久的时期，苦恼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他爱他的孩子；但一个只会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对爱人的感情远过于对儿子的感情。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形大惊小怪。天性并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样的感情的规律加在每个人身上是荒谬的。固然，谁也没权利把自己的责任为了感情而牺牲。但至少得承认一个人可以尽了责任而不觉得幸福。奥里维在孩子身上最爱的一点，还是这孩子的血肉所从来的母亲。
至此为止，他不大关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但与世隔绝不是自私，而是爱梦想的病态的习惯。雅葛丽纳把他周围的空虚更扩大了；她的爱情在奥里维与别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爱情消灭了，鸿沟依旧存在。而且他气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很温柔，但身体和精神极其敏感，素来是远离大众的。他们的思想和气息都使他厌恶。——但自从他亲眼看见了一桩平凡的琐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
他在蒙罗区的高岗上租着一个很朴素的公寓，离开克利斯朵夫与赛西尔的住处很近。那是个平民区，住在一幢屋子里的不是靠少数存款过活的人，便是雇员和工人的家庭。在别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气味不相投的环境一定会感到痛苦；但这时候他完全不以为意；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他到处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邻居是些什么人。工作回来——（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有一个差事），——他便关在屋里怀念往事，只为了探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才出去。他的住处不能算一个家，只是一间充满着过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间越黑越空，形象就越显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面貌印入他的心里。有些人对于事物要过后才看得清楚。那时什么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枝节也像是用刀子刻下来的。奥里维就是这样：他心中装满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动，那些影子便浮起来；跟它们素昧平生的奥里维居然认出了它们；有时他伸出手去抓……可是它们已经消灭了！……
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围着咭咭呱呱的女门房。他素来不管闲事，差不多要不加问讯的走过去了；但那个想多拉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把他拦住了，问他有没有知道可怜的罗赛一家出了事。奥里维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怜的罗赛”，只漫不经意的，有礼地听着。等到知道屋子里有个工人的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齐自杀了的时候，他像旁人一样一边听着女门房反复不厌的唠叨，一边抬起头来望望墙壁。在她说话的时间，他渐渐的想起那些人是见过的；他问了几句……不错，是他们：男的——（他常常听见他在楼梯上呼哩呼噜的喘气）——是面包师傅，皮色苍白，炉灶的热气把他的血都吸干了，腮帮陷了下去，胡子老是没刮好；他初冬时害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上工，变成复病；三星期以来，他又是失业又没有一点儿气力。女的永远大着肚子，被关节炎把身子搅坏了，还得拼命忙着家里的事，整天在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一些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而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生下来了：十一岁，七岁，三岁，中间还死过两个；最后又是一对双生儿在上个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一个邻居的女人说：
“他们出生那天，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于斯丁纳，——可怜的丫头！——哭着说，要她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怎么吃得消呢……”
奥里维听了，脑海中立刻现出那个小姑娘的模样，——挺大的额角，毫无光泽的头发往后梳着，一双惊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部位长得很高。人家不是看到她捧着食物，就是看到她抱着小妹子，再不然手里牵着一个七岁的兄弟；——那是个娇弱的孩子，相貌很细气，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奥里维在楼梯上碰到她，总是心不在焉的，有礼地说一声：“对不起，小姐。”
她一声不出，只直僵僵的走过，也不闪避一下，但对于奥里维的虚礼暗中很高兴。上一天傍晚六点钟，他下楼还最后看到她一次：提着一桶炭上去，东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穷苦的孩子，那是极平常的事。奥里维照例招呼了一声，并没瞧她一眼。他往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她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他下楼。接着她转身上去了。她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认为她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他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里。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壁，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怎么还能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呢？
于是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的自嗟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利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里维的叙述，把才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搅这些儿童的玩意简直是自私自利……但过后他又把撕破的纸张捡起来。他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
奥里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磨折死的。自从娶了雅葛丽纳，让财富和爱情把他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姊姊两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的挣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它。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磨折！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斲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里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的人的呼号已经震动他的耳鼓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尔美尼，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亚非利加，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里维为之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号，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的和克利斯朵夫说着。克利斯朵夫心绪被扰乱了，回答说：“别烦了！让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静下来，便气恼了，咒着说：“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了，嗯？”于是奥里维赶紧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说，“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
“当然。可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教人泄气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
“对。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各人干各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搅好吗？你们乱哄哄的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与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票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里维就感缺少。像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里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
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里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遇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的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绝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风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的生命力，充沛的元气，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者——（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搅航空，或是搅革命；或是作肌肉的活动，或是作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与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的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做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作不义，什么叫作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的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绝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1]，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像摩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平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只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2]。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涨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地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份，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普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迫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像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港口的希腊水手[3]，因为风平浪静而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特莱弗斯事件出其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作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服尔德与约瑟·特·曼德尔[4]，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其妙地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像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作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像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像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作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起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像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像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式。可是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人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山差·邦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5]。他老实不客气支配他，支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过活的，）——而是用来对他的主义作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玛奴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体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式的脸，胡子剃得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还是很高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战的感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儿的。可是玩意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的凶起来，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迫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像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作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很难），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么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蒲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像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其妙地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作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作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霉的人……”
“那么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像现在这样去捧他们绝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绝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弃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像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王，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么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像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彷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意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像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剧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骗骗自己：像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绝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像他那么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起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骗的和但求受骗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像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像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地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确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辞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里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烦琐尤其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绝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作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作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作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像他而像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疲，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了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像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齐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像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气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像发疯般拼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平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嫉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糊糊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像跟班一样盯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意，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气匠赛白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像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做；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现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凭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懂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做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妻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
“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迫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其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起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画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像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像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嬉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迫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6]，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贫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股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绝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 [7]。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起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8]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
“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拼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气，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绝不能卷进他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是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得有些工人管着锅炉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
他们认为他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的奚落他一阵。在他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说他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像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
“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说，“都怕碰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十岁起就没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哼，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的吓人，好像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地，——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要找点儿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哎，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的把空肚子填满。”
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张八嘴的同时开口。克利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作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顿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罢！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像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手里。坐视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种工作，不论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酬报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要估计工作的真价值，而且要永远的公平，谁有这个资格？）——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特·文琪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的工作。财富是多余的，是盗窃旁人。我们应当老实不客气的说：谁要是财产超过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费，超过了为他的智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费用，便是一个贼。他多出来的就是别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兰西无尽的财富，巨大的产业，我们听了只能苦笑；因为我们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劳动大众，是工人，是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得筋疲力尽的挣取一些免于饿死的生活费，还常常眼看最优秀的人被劳苦磨死。你们却吞饱了人间的财富，靠着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而致富。你们心里不会觉得不安，有的是自欺欺人的诡辩，说什么产权是神圣的，为生存而斗争是健康的，求进步是最高的目的。喝！进步，牺牲了别人的“所有”去求那个大成问题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你们总是太多了。你们所有的远过于你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却是不够。而我们比你们更有价值。如果你们喜欢不平等，那么小心些，也许明天你们自己就会吃不平等的苦！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接着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地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利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热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
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的幻象。连一般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作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的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教什么都流产。育西哀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错。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的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话，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会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会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的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的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它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育西哀因为害着肺病，眼看死期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像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其妙地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的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搅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的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的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作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现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偏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般是单凭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只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罢。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工团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里维还是觉得他和克利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
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浪潮中，奥里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独立的小岛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的矗立着，好像飘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
奥里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跟他的家隔着几间门面，比街面稍微低一些，有一家小小的靴店，——那是用木板，玻璃，纸版拼凑起来的小棚子。进门先要走下三步踏级，站在里头还得弓着背。所有的地位恰好摆一个陈列靴子的搁板和两只工作凳。老板像传说中的靴匠一样整天哼唱。他打呼哨，敲靴底，嗄着嗓子哼小调或革命歌曲，或是从他的斗室中招呼过路的邻居。一只翅膀破碎的喜鹊在阶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级上望着鞋匠。他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它说些野话，便是哼《国际歌》。它仰着嘴巴，俨然的听着，又好像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往前扑的姿势，笨拙的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瞪着街坊上的狗。于是靴匠重新敲他的靴子，同时把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
他五十六岁，兴致挺好，可是喜欢生气，浓眉底下藏着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矗在头发窠上的鸡子，多毛的耳朵，牙齿不全的黑洞洞的嘴，哈哈大笑的时候像口井，又乱又脏的须，他常常用那些被鞋油染黑的手指捋来捋去。街坊上都管他叫斐伊哀老头，或是斐伊哀德，或是拉·斐伊哀德，——也故意叫他拉斐德[9]惹他冒火，因为老头儿在政治上是标榜赤色思想的，年轻时就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死刑，后来改成流配。他对这些往事非常骄傲，恨死了拿破仑三世与迦利弗[10]。凡是革命的集会，他无不踊跃参与，很热烈的拥护高加，因为他会用诙谐百出的辞令，打雷似的声音，预言将来大家可以痛痛快快的报复一下。他从来没错过一次高加的演讲，把每句话都咽在肚里，听到发噱的地方便扯着嘴大笑，听到咒骂的话又大为激动，对着那些战斗和未来的天堂心花怒放。第二天在小店里，他还得在报上重新读一遍演讲的摘要，对自己和徒弟高声朗诵；并且为了要细细的咂摸，他又教徒弟念，倘若漏掉了一行就拧他的耳朵。因此他的活儿往往不能准期交货，但手工挺讲究：鞋子把你脚都穿痛了还是没有坏。
徒弟是老人的孙子，十三岁，驼背，身体很弱，而且是软骨。母亲在十七岁上跟一个没出息的工人跑了，后来工人变了无赖，给抓去判了罪，从此不知下落。她被家里赶了出去，独自抚养着小爱麦虞限。她性情暴烈，嫉妒得有点病态，把对情夫的爱与恨一齐移在孩子身上：拼命的爱他，同时又粗暴的虐待他，然后，儿子一有病，又急得发疯似的。逢着心绪恶劣的日子，她不给他吃晚饭就教他睡觉。要是他在街上累得走不动了或是倒在地下了，她就踢他一脚逼他站起来。她说话颠颠倒倒，前言不对后语，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快活得像疯子。赶到她死了，祖父便把孩子接回，那时他才六岁。老人很喜欢他，但他有他的一套喜欢的方式：对孩子很凶，百般辱骂，从早到晚的扯耳朵，打嘴巴，为的是教他手艺，同时也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反宗教理论灌输给他。
爱麦虞限知道祖父的心并不坏；但他老是准备举起肘子来防巴掌。老人使他害怕，尤其在酩酊大醉的夜晚，因为斐伊哀德老头名不虚传[11]。每个月总要醉上两三次，胡说八道，嘻嘻哈哈，做出许多怪模样，结果孩子总得挨几下。其实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孩子很胆怯，因为身体不好而更敏感，头脑早熟，遗传了母亲那种犷野而骚乱的心情。祖父粗暴的举动和革命的议论又把他骇坏了。外界的印象都会在他心中发生回响，好似小靴店被沉重的街车震动一样。日常的刺激，儿童的痛苦，早熟的悲惨的经验，巴黎公社的故事，从夜校中听来的零碎知识，报纸的副刊，工人集会中的演讲，和遗传得来的、骚动不已的、性的本能，都在他糊里糊涂的幻想中混成一片，像钟声的颤动。这种种合起来变成一个梦中的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池沼，闪出一些耀眼的希望的光。
鞋匠把徒弟带着上奥兰丽的酒店。奥里维就在那边注意到这个尖声尖气的小驼子。既然不大跟工人们交谈，他尽有时间研究孩子的病态的脸，鼓起的脑门，又强悍又畏怯的神气。只要有人跟孩子说一句粗野的笑话，孩子就不声不响把脸扭做一团。听到某些革命的议论，他柔和的栗色眼睛又对着未来的幸福悠然神往，——其实即使这幸福一朝实现了，他那可怜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怎么改变。但当时他眼睛里的光辉照着他可憎的脸，竟令人忘了它的可憎。这一点，连美丽的贝德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她对他说出了这个感想，冷不防亲了亲他的嘴。孩子惊跳一下，脸色马上变了，不胜厌恶的往后退避。贝德没有留意，她已经在那里和育西哀吵架了。发觉爱麦虞限这样骚动的只有奥里维，他眼睛盯着孩子，看他缩到黑影里，双手哆嗦，垂着头，低着眼睛，从旁用着又热烈又恼怒的目光偷觑贝德。他走过去跟他很温柔很客气的说话，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子给压下去了……柔和的态度对于一颗被人轻蔑的心的确是很大的安慰，好比久旱的泥土急不及待的吸收的一滴水。只要几句话，只要一个笑容，就能使爱麦虞限暗中向奥里维倾心，把他认为知己。以后在街上遇见奥里维而发觉他们是近邻的时候，他更觉得那是一种缘分了。他特意等奥里维在铺子门前走过，好跟他招呼；倘若奥里维心不在焉的没留意，爱麦虞限就会不高兴。
有一天奥里维走进斐伊哀德老头的店去定一双靴子，爱麦虞限真是快活极了。靴子完工了，他便趁奥里维在家的时候送过去，想借此见见他。奥里维正想着旁的事，没有理会，付了钱，一句话也没说；孩子好似等着什么，东张西望，不胜遗憾的预备走了。奥里维猜到了他的意思，虽然觉得和平民谈话是桩苦事，也笑着跟他搭讪起来。而这一回他竟找到了简单而直接的话。对于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作——（当然是看得太简单了些）——像自己一样被人生伤害的小鸟，把头钻在翅膀里面，在鸟架上缩做一团，幻想着在光明中自由翱翔，聊以自慰。由于一种本能的信赖，孩子自然而然的跟他很接近了，觉得这颗静默的心灵，不叫不嚷，不说一句粗暴的话，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待在他旁边，你跟街上的暴行完全隔离了。还有那屋子，装满了书，装满了几百年来神妙的语言，使孩子看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很乐意回答奥里维的问话，但不时还露出一些骄傲的野性，说话也找不到字。奥里维小心翼翼的发掘这颗暧昧的，吞吞吐吐的灵魂，发觉它对于世界的革新抱着又可笑又动人的信仰。他明知道那信仰是个不可能的梦，决计改变不了世界的，可没有讪笑他的意思。基督徒也做过不可能的梦，也没把人类改好。从伯里克理斯到法利爱先生[12]，人类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步呢？……但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气运告尽的信仰黯淡的时候，应当欢迎那些新兴的：信仰永远不会嫌太多。奥里维又好奇又感动的瞧着摇摇不定的微光在孩子的脑海中燃烧。喝，多古怪的头脑！奥里维没法追踪它思想的线索，它不能作有头有尾的推理，只是急激的乱奔乱窜；人家跟他说话，他的思想可落在后面：才说过的一句话里不知怎么会浮起一些景象，使他出神；然后他的思想又追上来，一跳跳过了你，从一句极平淡的话，极平淡的思想中掀起整个奇妙的世界，找出一个英雄式的，疯狂的信条。这颗恍恍惚惚而常常会突然惊醒的灵魂，特别倾向于乐天的观念，那是一种幼稚而强烈的需要；无论人家对他说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总要加上一个一厢情愿的戏剧式的结局，配合他想入非非的愿望。
奥里维由于好奇心，逢到星期日念几段书给孩子听。他以为写实的亲切的故事可以引起他兴致，便念托尔斯泰的童年回忆。孩子却觉得平淡无奇，说道：
“嗯，是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他不懂干吗人家要花那么多精神写些真实的事。
“他讲的不过是个孩子，孩子。”他又轻蔑的补上一句。
他对历史也没有更大的兴味；科学使他厌烦，觉得像神话前面的一篇枯索无味的序：种种看不见的力替人类服务，有如那些可怕而被制服的精灵。长篇大论的解释一阵干什么呢？一个人找到了什么，只要把东西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怎样找到的。分析思想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平民所需要的是综合，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尤其是坏的，只要能发动人实际去干；他还需要富有生机的，充满电力的现实。在爱麦虞限所认识的文学作品中，他最受感动的是雨果那种史诗式的悲愤，和那些革命演说家的乱七八糟的辞藻，那不但他不大明白，连演说家本人也不是常常弄得清的。对于他，像对于他们一样，世界并非一个由许多事实连贯起来的总体，而是一片无穷尽的空间，有的是影子，也有的是闪闪的光明，黑洞里有照着阳光的巨翼飞过。奥里维白白的教他布尔乔亚的逻辑，可是没法抓住这颗存心反抗的，烦闷的灵魂；它很高兴在自己那些骚动而互相冲突的幻觉中载沉载浮，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女人闭着眼睛听人摆布。
奥里维对这个孩子觉得又亲切又惶惑，因为一方面他和他多么接近：孤独，骄傲，对理想的热情，——一方面孩子又和他多么不同：精神的不平衡，盲目而放纵的欲望，完全不知道何谓善何谓恶的、肉欲方面的野性。关于这野性，奥里维还只看到一部分。他永远想不到有一个情欲骚动的世界在这个小朋友心中蠢动。我们布尔乔亚的隔世遗传把我们训练得太明哲了，简直不敢细看自己的内心。倘使把一个老实人的梦想，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所经历的古怪的热情说出百分之一，大家就会骇而欲走。好罢，我们不能让妖魔开口，得关上铁门。但应当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年轻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壁而出。——凡是公认为淫乱的欲念，爱麦虞限心里都有；它们会出其不意的，像狂风一般的把他卷住；又因为他长得丑，没人理睬，所以那些欲望格外强烈。奥里维可一点不知道。在他面前，爱麦虞限觉得很难为情。奥里维的和平的气息把他感染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榜样对他有镇静的作用。孩子非常热烈的爱着奥里维。他那些被压制的情欲都变成骚乱的梦想：社会的幸福，人类的博爱，科学的奇迹，神怪的航空，幼稚而野蛮的诗意，——总之是充满着功业、滑稽、淫乐与牺牲的世界。而他如醉如狂的意志就在那个世界中摸索。
在祖父的小棚子里，没有时间可以让他这样的出神，老头儿从早到晚的吹哨，絮聒，敲打。但梦想的机会总是有的。一个人可以站着，睁着眼睛，在一刹那间做上多少天的梦。——体力的劳动，跟断断续续的思想是不冲突的。凡是内容严密而比较冗长的思想，他不经过意志的努力就不大能抓住线索；即使能够，也要错过许多关节；但有节奏的动作一有空隙，思想倒能随时插进来，形象能浮起来；肉体的有规律的举动像锅炉旁边的风箱一般，能帮助它们出现。这就是平民的思想，是熄而复燃、燃而复熄的一堆火，一股烟。但偶然有朵火花被风卷去的时候，就会把布尔乔亚充实的仓库烧起来。
奥里维把爱麦虞限荐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这是孩子的愿望；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孙子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所里的油墨也颇有敬意。这一行手艺比老手艺更辛苦；但孩子觉得在工人堆里比跟老祖父在一起更可以胡思乱想。
最舒服的是吃中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占据着阶沿上的饭桌，挤满了本区里的酒店；爱麦虞限却拐着腿躲到邻近的广场上去，靠近一座手执葡萄、作着跳舞姿势的牧神像，啃着面包和裹在油纸里的猪肉，在一群麻雀中间慢慢地体味。小小的喷泉在草地上放射雹霰似的细雨。几头宝蓝色的鸽子停在阳光底下的一株树上，睁着圆眼啯啯的叫。四周是巴黎的永远不歇的市声，车辆的隆隆声，潮水似的脚步声，街上一切熟悉的叫喊声，修补搪瓷用具的工人远远送来的轻快的芦笛声，修路工人敲击路面的锤子声，一座喷泉的庄严的歌唱声，——裹着巴黎的梦境。骑在凳上的小驼子含着满嘴的食物，并不马上咽下去，懒洋洋的出神了；他再也不觉得脊梁里的痛楚和自己的渺小，只是恍恍惚惚的非常快乐……
“……明天将要照临我们的温暖的光明，正义的太阳，不是已经辉煌四射了吗？一切都这样的善，这样的美！大家富足，健康，相爱……是的，我爱着，我爱大家，大家也爱我……啊！多舒服！将来大家多舒服！……”
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惊醒过来，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在近旁的喷泉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弓着背，蹒蹒跚跚的回到印刷所去站在他的位置上，面对着奇妙的字母，——早晚会写出“一切都将称过，算过，分配过” [13]那样的句子的字母。
斐伊哀老头有个老朋友叫作德罗郁，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阶沿上，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弄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种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像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的招呼一下，——拉·斐伊哀德尖着嗓子，德罗郁用着牛鸣似的声音，——一同到邻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于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五十年。文具店的主人在一八七一年那出戏[14]里也露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是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簇老兵式的灰白须，迷迷惘惘的眼睛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得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象。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斐伊哀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拉·斐伊哀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各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德罗郁拥戴育西哀，拉·斐伊哀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竭的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之中，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却不愿费心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郁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皮肤上滑过，一点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像对上帝一样的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
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她的支配。那个深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了老板面子，神气活像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以她那种高贵的身份，她当然是保王党兼教会派。亚历山特里太太把这两种心情表现得非常露骨，最喜欢捉弄那不信神道的老人。她自居于主妇的地位，认为对全家的信仰负有责任；如果她不能使叔父改变信仰，——（她发誓终有一天会成功的，）——至少要把这老怪物浸在圣水里。她在墙上盯着卢尔特的圣母像和巴杜的圣女安多纳像，壁炉架上的玻璃罩内供着彩色的神像，八月里又在女儿床头摆一座小型的圣母寺，插着蓝色的小蜡烛。这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虔诚，人家也说不出她是什么动机，是为了爱护她的叔父，希望他皈依正教呢，还是单单为了要惹他生气。
无精打采，半睡半醒的老头儿处处让着她，绝不敢惹动侄女好闹的脾气：他这样不伶俐的口齿绝不是她的对手，所以但求息事宁人。只有一次，他冒火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像竟然溜进了他房里，高踞在床后的墙上。那一下他可占了上风，因为他气得差点儿发疯，把侄女吓坏了，从此不敢再来。余下的事，他都装聋作哑。那种老虔婆气息的确使他难堪，但他不愿意去想。骨子里他是佩服侄女的，觉得被她呼来喝去也不无快感。而且他们在宠爱小丫头兰纳德那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
兰纳德十三岁，老是闹病。几个月以来她害了骨节痨，成天躺在床上，半个身体都用夹板夹着，好似包在树皮中的达芬奈[15]。她的眼睛像受伤的小鹿眼睛，黯淡的皮色好比缺乏阳光的植物；头原来长得太大，加上很细很紧密的淡黄头发就越显得大了；但脸很清秀，富于表情，配着一个小小的生动的鼻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母亲的宗教热在这个有病而一无所事的孩子身上更变本加厉。她几小时的念着经，拿着教皇祝福过的珊瑚念珠，常常热烈的亲吻。她差不多整天闲着，又不喜欢做针线：母亲从来没培养她这方面的兴趣。她偶然看几本枯索无味的传道小册，和叙述奇迹的故事，那种平板而浮夸的风格对她就跟诗一样。糊涂的母亲也把周报上附有插图的犯罪新闻交给她念。逢到她偶尔打毛线的时候，心也不在活计上，只念念有词的和什么圣女或仁慈的上帝谈话。本来吗，不一定要圣女贞德才能得到上帝的访问；我们都受过这种恩宠的。那些天国的使者往往并不开口，只让我们坐在家里独白。但兰纳德绝不着恼：他们不开口就是默认。并且她有那么多的话对他们说，没时间让客人回答：她都替他们代答了。她是一个不出声的多嘴姑娘，遗传了母亲的唠叨的脾气，但滔滔汩汩的话都变成了内心的言语，像一条小溪似的流到地底下去了。——不必说，为了使叔祖皈依正教，她也参与母亲的计谋。只要能把灵光带一点儿到黑暗的家里来，她就非常快慰；她拿圣牌缝在老人衣服的夹层内，或者把一颗念珠塞在他口袋里，叔祖为了让她高兴，假装不注意。——两个虔婆对这反教会的老头儿所玩的手段，使鞋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惯于用粗野的话调侃泼辣的女人，便常常取笑他那个慑于雌威的朋友，使他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他是过来人，被一个脾气挺坏而滴酒不入的老婆管了二十年，被她当作醉鬼，骂得哑口无言，至今不敢提起这些事。所以文具店老板只是不大好意思的辩护几句，结结巴巴的说一套克鲁泡特金式的宽宏大量的话。
兰纳德和爱麦虞限是朋友，从小就天天见面；但爱麦虞限不大敢溜进她家里。亚历山特里太太讨厌他，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孙子，下流的小坏蛋。兰纳德整天躺在楼下靠窗的一张长椅里，爱麦虞限经过的时候轻轻的敲着玻璃，鼻子贴在窗上，扯个鬼脸跟她打招呼。夏天，窗子开着，他便停下来，把胳膊高高的靠在窗子的横闩上，自以为这个姿势对他比较有利，肩头高耸之后可以遮掩他的残废。其实没有朋友来往的兰纳德早已想不到爱麦虞限是驼子。而一向害怕并且讨厌女孩子的爱麦虞限，也把兰纳德看作例外。这个半瘫的姑娘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有在贝德把他亲吻过后的那天晚上和下一天，他回避兰纳德，对她有种本能的厌恶，急急忙忙的低着头走过，然后不大放心的，远远的偷觑一下，好似一条野狗。过了两天，他又找她了。的确兰纳德不能算女人！——平日放工的时候，钉书的女工穿着像睡衣一样长的工衣，都是个子高大的嘻嘻哈哈的姑娘，饿虎似的眼睛会一眼把你瞧尽的；他走在她们中间拼命把自己缩小，赶紧往兰纳德的窗子逃过去。他很高兴他的女朋友残废：在她面前，他可以摆出优越的，甚至保护人那样的神气。他把街坊上的事讲给她听，故意把自己说得很重要。逢着他想讨人喜欢的时候，还带一些东西给她，冬天是烤栗子，夏天是樱桃等等。她那方面，也从摆在橱窗里的两口玻璃缸内掏些花花绿绿的糖给他，拿着风景片一同看着玩儿。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两人都忘了幽禁他们童心的可怜的肉体。
但他们也会像大人一样为了政治与宗教而争论，那时也就和大人一样的愚蠢。和谐的空气破坏了。她讲着奇迹，九日祈祷，赦罪日，镶着纸花边的圣像；他学着祖父的口头禅，说这些都是胡闹，可笑。他讲起老人带他去参加的集会，她也鄙夷不屑的打断他的话，说那些人都是酒鬼。双方的语气变得难听了，提到彼此的家长：一个把祖父侮辱对方母亲的话说出来，一个把母亲侮辱对方祖父的话说出来。然后他们又互相攻击本人，尽量找些不客气的字眼。这当然很容易；他说出最粗野的话，可是她能找到最恶毒的。于是他走了。下次再见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们都长得漂亮，大家玩得很痛快，还约好下星期日再见。她一声不出，假装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突然之间她发作了，把编织的钩针摔在他头上，嚷着叫他走开，说她恨他，随后把双手捧着脸。他走了，心里并没为了胜利而得意。他很想拿开她瘦削的小手，跟她说刚才的话是假的。但他为了傲气，硬着头皮撑下去。
终于有一天，人家代兰纳德报复了一下。——他和工场里的伙伴在一块儿。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理人，也因为他不说话或太会说话：幼稚，夸大，像书本上或报纸上的文章——（他脑子里装满了这一套）。——那天大家谈着革命跟将来的世界。他兴奋得不得了，说话很可笑。一个同伴恶狠狠的挖苦他说：
“得了吧，你太丑了。将来的社会上不会再有驼子。像你这种家伙一生下来就得给淹死的。”
那一下他可从雄辩的高峰上直跌下来，狼狈不堪的住嘴了。旁人都笑弯了腰。整个下午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出。傍晚他回家去，急于想躲在他的一角自个儿痛苦。奥里维路上遇到他，看他面如土色不禁吃了一惊。
“啊，你心里不好过。为什么呢？”爱麦虞限不愿意回答。奥里维很亲热的追问，孩子老不开口，牙床骨直打哆嗦，像要哭了。奥里维搀着他的胳膊，带他到家里。奥里维对于疾病和丑恶有种本能的厌恶，那是生来不能做慈善会修士的人都免不了的；但他一点不流露出这种情绪。
“是不是人家和你过不去？”
“是的。”
“怎么回事呢？”
这时孩子可忍不住了。他说他长得丑，同伴们说他们的革命没有他的份。
“也没有他们的份，同时也没有我们的份，”奥里维回答，“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是为着后来的人干的。”
孩子听到革命要这么晚才成功，不免很失望。
“为了替像你这样成千成万的少年，成千成万的人谋幸福而工作，难道你不乐意吗？”
爱麦虞限叹了口气：“可是自己能有一些幸福究竟是舒服的。”
“孩子，别不知好歹。你住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生在最奇妙的时代；你并不傻，眼力也很好。你想，周围有多少事值得你去看，去爱。”
他给他指出了几桩。
孩子听着，摇摇头：“不错，可是我背着这个躯壳，永远摆脱不掉！”
“你会摆脱的。”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
“你怎么知道一切都完了？”
孩子听了这话愣住了。唯物主义是祖父信条中的一部分；他以为只有教士才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知道奥里维不是这等人，便私忖他说这句话是否当真。可是奥里维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说无穷的生命只是一个整体，无始无终的亿兆生灵与亿兆的瞬间只是独一无二的太阳的光芒。但他并不用这抽象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不觉跟孩子的思想同化了：古老的传说，古老的宇宙观中实际而深刻的幻想，都给回想起来。他半笑半正经的讲着万物的轮回与递嬗，灵魂在无量数的形式中流过，滤过，像从这一口池流到那一口池的一道泉水。说话之间他又羼入一些基督教的回忆和眼前这个夏日傍晚的景象。他靠近打开的窗子坐着：孩子站在他旁边，让他拿着手。那天是星期六。傍晚的钟声响着。最近才回来的第一批燕子掠过房屋的墙。远天对着包裹在黑影中的都市微笑。孩子凝神屏气，听着年长的朋友讲的神话。奥里维看到孩子这样专心也感动了，不禁对着自己的叙述悠然神往。
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个期待着的灵魂。这个春天的黄昏，奥里维安安静静的说话，在残废的小身体所禁锢的精神中间，好像在一盏歪歪斜斜的灯笼里，燃起了永远不熄的光明。
他完全不懂奥里维的议论，甚至也不大听在耳里。但这些传说，这些形象，在奥里维看来只是美丽的寓言和譬喻，在爱麦虞限心中却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神话变了生动的东西，在他周围飞舞。从房间的窗洞里看到的形象，街上来往的穷穷富富的人，掠过墙头的燕子，驮着重物的疲乏的马，被黄昏的影子湮没的房屋的砖石，光明隐灭的黯淡的天色，——这整个外表的世界突然印在他心头，像一个亲吻。那仅仅是电光般的一闪，马上熄灭了。他心里想到兰纳德，便说：“可是那些去望弥撒，相信上帝的人，明明是头脑不清的家伙！”
奥里维笑了笑回答：“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有所信仰。我们都信着同样的事。只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我们的坚强罢了。他们要关上护窗，点上灯，才能看到光明。他们把上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眼光更好。但我们爱的总是同样的光明。”
孩子回家去了，黑洞洞的街上，煤气灯还没有点起来。奥里维的话在他头里嗡嗡的响。他忽然想到，嘲笑眼光不好的人跟嘲笑驼子同样是残忍的。他又想起眼睛挺美的兰纳德，想起他曾经使那双眼睛流泪，不由得难过极了，便回头向文具店走去。窗子还半开在那里，他轻轻的伸进头去，低声叫着：“兰纳德……”
她不回答。
“兰纳德！我请你原谅。”
兰纳德在黑影里回答说：“坏东西，我恨你。”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遍。
随后忽然兴奋起来，他更放低了声音，又惶惑又羞愧地说：
“告诉你，兰纳德，我也相信上帝了，跟你一样。”
“真的吗？”
“真的。”
他这么说是特别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量。但说过以后，他的确有些相信了。
两人相对无言，彼此也瞧不见。外边是美妙的夜晚。残废的孩子喁喁的说：“一个人死了才舒服呢！……”
他听到兰纳德轻微的呼吸，便说了声：“再见！”
兰纳德也用着温柔的声音回答：“再见！”他心情轻快的走了。兰纳德原谅了他，他很快活。其实这苦命的孩子暗中也乐意兰纳德为他而痛苦一下。
奥里维又躲在家里了。不久克利斯朵夫也回来了。真的，他们俩不是干社会革命的人。奥里维不能和这些战士联盟。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和他们联盟。奥里维因为是被压迫的弱者而躲避，克利斯朵夫因为是独立不羁的强者而躲避。可是尽管一个蹲在船首，一个蹲在船尾，他们总还是在那条载着劳工队伍与整个社会的船上。自以为精神洒脱，意志坚强的克利斯朵夫，用一种带着鼓励意味的关切的态度，看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他喜欢到骚动的平民堆里混一下，让精神松动一点，事后觉得自己更有劲更新鲜。他继续跟高加来往，偶尔也仍旧上奥兰丽铺子去吃饭，在那儿兴之所至，毫无顾忌，什么怪僻的论调都不会使他吃惊；他还故意放刁，煽动人家把话越说越荒唐，越说越激烈。在场的人竟弄不清克利斯朵夫是否正经，因为他一边说一边激动起来，终于忘了他本意是闹着玩儿的。大家的醉意把艺术家也熏醉了。有一回他得了灵感，在奥兰丽铺子的后间作了一支革命歌曲，立刻给人背熟了，第二天就传遍工人团体。因此他犯了嫌疑，受到警察当局的注意。消息灵通的玛奴斯有一个年轻朋友，叫作爱克撒维·裴那，在警察局办事，同时也喜欢文学而自命为崇拜克利斯朵夫的——（因为第三共和的看家狗中间也渗进了无政府思想与享乐主义）。——他告诉玛奴斯：“你们的克拉夫脱简直胡闹。他想充英雄好汉。我们是知道底细的；可是上级很高兴在这些革命阴谋中抓个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是诬蔑革命党私通外国的老办法。倘若这傻瓜不小心，我们就得抓他了。那不是麻烦吗？你去通知他一声。”
玛奴斯告诉了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要他谨慎些。克利斯朵夫却不以为意。
“得了罢！”他说，“谁都知道我不是个危险人物。难道我不能玩一下吗？我喜欢这些人，他们像我一样的作着工，像我一样的有个信仰。老实说，信仰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好罢，打架就打架，我不怕……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像你这样缩在壳里。跟布尔乔亚在一块，我透不过气来。”
奥里维的肺不需要这么多空气。他待在狭小的屋子里，和两个精神安定的女朋友做伴觉得很舒服。那时亚诺太太忙着慈善事业，赛西尔专心抚养孩子，口口声声只谈着孩子，也只跟孩子谈着，嘁嘁喳喳，学着小鸟的声音，把孩子那种不成腔的歌曲慢慢地变做人话。
奥里维跟工人们混了一下，结果有了两个熟人，像他一样是无党无派的。一个是地毯匠葛冷。他的工作完全是逞他高兴的，非常任性，可是手段很巧。他爱自己的手艺，天生对艺术品有鉴赏力，还加上观察，工作，参观博物馆等等的修养。奥里维托他修过一件古式家具：活儿很不容易作，他居然对付得很好，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只向奥里维要了一笔很公道的修理费，因为他能够做成这件活儿已经挺高兴了。奥里维对他发生了兴趣，探问他的身世和他对于劳工运动的意见。葛冷毫无意见；他完全不把这问题放在心上。他不属于这个阶级，也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就是他。很少看书，所有知识方面的成就都是靠感官，眼睛，手和真正的巴黎平民天生的鉴别力来的。他非常快活。在工人阶级的小布尔乔亚中间，这等人很多，那是法兰西最聪明的种族之一：因为肉体的劳作和精神活动在他们身上是平衡的。
奥里维的另外一个熟人却更古怪了。他名叫乌德罗，职业是邮差。长得很体面，个子高大，眼睛很亮，留着淡黄的胡子跟须，神色开朗，一望而知是个快活人。有一天他为了送一封挂号信，走进奥里维的屋子。趁奥里维签字的时候，他在书房里绕了一圈，把书题扫了一眼。
“嘿！嘿！你的古书真不少……”接着又道：“我也收着关于蒲高尼[16]的文献。”
“你是蒲高尼人吗？”
邮差笑着，哼了一支蒲高尼的民谣，回答说：“是的，我是阿凡龙地方人。我的家庭文献有早到一二○○年的，另外还……”
奥里维听了大为惊异，很想多知道些。乌德罗也巴不得有说话的机会。他确是蒲高尼最古老的旧家之一。有一个祖先曾经参加腓列伯·奥古斯德的十字军；又有一个当过亨利二世的国务大臣。从十七世纪起，家道衰落了，大革命时期更被平民的巨潮卷了下去。现在靠着邮差乌德罗的体力与魄力，奉公守法的作着事，对家族的忠诚，这一家才又浮到水面上来。他最好的消遣是搜集一些谱系的史料，不是有关他一家的，便是有关他的乡土的。放假的日子，他到档案保存所去抄录旧文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因送信而认识的考古学院学生或巴黎大学文科的学生。烜赫的家世并没使他得意忘形；他一边笑一边叙述，没有什么怨恨命运的口气。他那种健康的，无愁无虑的，快活的心情，叫人看了舒服。奥里维望着他，不禁想到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循环往复，在地面上浩浩荡荡的流上几百年，在地底下消声匿迹几百年，随后又从泥土里吸收了新的力量重新涌现。他觉得平民是口广大无边的蓄水池，过去的河流可以在其中隐没不见，未来的河流又从中发源，——其实除了名字不同以外还不是同样的河流？
他很喜欢葛冷与乌德罗；但他们不能跟他做伴，彼此没有什么可谈的。倒是爱麦虞限那孩子多费他一些精神；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从那次神秘的谈话以后，孩子精神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他抱着狂热的求知欲钻到书本里去，等到抬起头来，简直发呆了，似乎没有以前聪明了，话也更少了；奥里维想尽方法只能逼出他几个唯唯否否的字；问他什么，他又胡说八道的乱答一阵。奥里维很灰心，竭力忍着不表示出来，以为自己看错了，这孩子原来是个笨蛋。他可没看见狂热的孵化工作正在这颗灵魂中进行。他是个不高明的教育家，只能拿一把良好的种子随意往田间散播，却不会耕地，犁地。——逢到克利斯朵夫在场，他更惶惑，觉得给他看到这样一个信徒很难堪；而爱麦虞限当着克利斯朵夫的面也显得更蠢，使奥里维更羞愧。那时，孩子咬紧牙关，恶狠狠的一句话也不说。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奥里维爱克利斯朵夫；他不答应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在他老师心中占有地位。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想不到孩子心里有这种偏激的爱与嫉妒。克利斯朵夫当年也是这样的。但在一个性格不同的人身上，他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爱麦虞限是受到多少病态的遗传的，所以他的爱，憎，潜伏的天才，发出来的声音与众不同。
五十一节近了。
五十二节巴黎有些可怕的谣言。劳工总会的一般牛大王尽量的推波助澜。他们的报纸宣告大审的日子到了，号召工人纠察队，喊出“饿死他们！”的口号，那是布尔乔亚最害怕的。他们拿总罢工做威吓。胆小的巴黎人有的下乡了，有的怕受封锁，忙着囤积粮食。克利斯朵夫遇到加奈驾着汽车，带着两只火腿和一袋番薯。他吓坏了，竟弄不大清自己属于那一党；一会儿是老共和党，一会儿是保王党，一会儿是革命党。他的暴力崇拜好似一支疯狂的罗盘针，一下子从北跳到南，一下子从南跳到北。当着大众，他照旧附和朋友们的虚张声势，心里可是预备拥戴随便哪个独裁者来打倒赤色的幽灵。
克利斯朵夫嘲笑这种普遍的胆怯病，相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奥里维却没有这个把握。他是布尔乔亚出身；而回想起当年的大革命和等待将来的革命，布尔乔亚老是有些心惊胆战的。
“得了罢！”克利斯朵夫说，“尽管安心睡觉罢。你这革命绝不是明天会来的！你们怕革命，怕挨打……到处是这个心理：布尔乔亚，平民，整个的民族，西方所有的民族。大家的血都不够，生怕再流掉。四十年来不过说些大话。瞧瞧你们的特莱弗斯案子罢！‘杀呀！杀呀！’你们还喊得不够吗？好一般吹大炮的家伙！费了多少的唾沫跟墨汁！可是流过几滴血呢？”
“别这样肯定，”奥里维回答，“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怕流血？因为我们本能的感觉到，只要流了第一滴血，兽性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文明人的面具马上会掉下来，野兽的利爪会伸出来；那时谁能把它制服只有天晓得了！每个人都对着战争踌躇不决；但一朝爆发之后可惨了……”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吹牛大王西拉诺和冒充英雄的尚德莱[17]会在这个时代走红不为无因。
奥里维摇摇头。他知道，吹大炮在法国是行动的前奏曲。但说到五一节，他也不比克利斯朵夫更相信会有什么革命：事情过于张扬了，政府已经有了准备。指挥暴动的领袖们一定会把战斗延缓到一个更适当的时间。
四月的下半个月，奥里维患着感冒，那是差不多每年到这个时候要发作的，同时还得触发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克利斯朵夫在他家里住了两三天。这次病势很轻，很快的过去了。但热度退后，奥里维照例还要拖几天，非常疲倦。他躺在床上，几小时的不想动弹，呆呆的望着克利斯朵夫背对着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
克利斯朵夫在那里专心工作：写得厌倦了，便突然站起来，过去弹一会琴，倒不是弹他才写下的曲子，而是信手弹奏。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以前的风格明明是一贯的，此刻弹的倒像是另一个人的作品：粗暴，狂乱，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他别的作品里那种谨严的逻辑。这些不假思索的即兴，逃过了意识的监视，不是从思想而是从肉体来的，像野兽的号叫，显得精神非常不平衡，正在酝酿未来的暴风雨。克利斯朵夫自己不觉得，但奥里维听着，望着克利斯朵夫，隐隐约约的感到不安。在病体虚弱的情形之下，他特别能洞察幽微，预知未来，窥见谁也没注意到的事。
克利斯朵夫按了最后一个和弦，满头大汗，面目狰狞的停住了；他把惊惶不定的眼睛向四下里扫了一转，碰到了奥里维的眼睛，笑了一阵，回到他的书桌上。
“你弹的什么呀，克利斯朵夫？”奥里维问。
“没有什么。我是把水搅动一阵，想捉些鱼。”
“你预备写下来吗？”
“写什么？”
“你才弹的。”
“我弹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那么你刚才想些什么？”
“不知道。”克利斯朵夫说着，把手按着脑门。
他继续写他的东西。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奥里维始终瞧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觉察了，便转过身来，看到奥里维眼中含着无限的温情。
“你这个懒虫！”他嘻嘻哈哈的说。
奥里维叹了口气。
“怎么啦？”克利斯朵夫问。
“唉，克利斯朵夫，你胸中还有多少东西！眼看你在这儿，紧靠着我，可是你将来给别人的多少宝物，都没有我的份了……”
“你疯了吗？你怎么的？”
“你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还得经历怎么样的危险，怎么样的难关呢？……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的了。我得糊里糊涂的搁浅在半路上。”
“要说糊涂，你现在就是糊涂。即使你自己要赖在半路上，我也不让你那么做。”
“你会把我忘了的”。奥里维回答。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过去坐在床上，靠近奥里维，握着他出着虚汗的手腕。衬衣的领口敞开着，露出瘦骨嶙峋的胸部，娇弱而紧张的皮肤好似一张被风吹饱而快要破裂的帆。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指不大利落的把他的衣领给扣上了。奥里维只是听他摆布。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他温柔的说，“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美满的幸福了！”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和我一样，身体很好吗？”
“是的。”
“那么干吗说这些傻话？”
“对，我这是不应该的，”奥里维羞愧地笑着，“大概这次的感冒使我精神萎靡了。”
“得振作起来呀。哎，喂！起来罢。”
“让我歇一下再说。”
他仍旧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第二天他起来了，坐在壁炉旁边继续出神。
那年的四月天气很暖，常常下雾。小小的绿叶在银色的雾绡中舒展，看不见的鸟一叠连声的唱着，欢迎隐在云后的太阳。奥里维抽引着千丝万缕的往事：看到自己小时候坐着火车，在大雾中跟哭哭啼啼的母亲离开家乡，安多纳德自个儿坐在车厢的一角……美丽的侧影，清秀的风景，一一映在他的眼帘上。美妙的诗句自然而然的涌出来，音韵，节奏，都已经齐备了。他原来坐在书桌旁边，只要伸出手臂就可以抓到笔，把这些诗意盎然的境界记下来。可是他不想这么办。他疲倦不堪，也明明知道梦境一朝给固定之后，香气就会散掉。那是一向如此的：他没法表现自己最优秀的部分。他的心仿佛一个百花盛开的山谷，可是谁也进不去；而且只要动手去采，那些花就会谢落的。结果只勉强剩下几朵，几个短篇，几首诗，发出一股隽永的凄凉的气息。这种艺术上的无能久已成为奥里维最大的苦闷。感觉到内心藏着多少生机而竟无法抢救！……——现在他隐忍了。用不到人家看到，花也一样会开放，——在无人采摘的田里倒反更美。开遍了原野，在阳光底下出神的鲜花不是悠然自得，挺快活吗？——阳光是难得有的；但没有阳光，奥里维的幻景只有更丰富。他那几天编了多少凄怨的，温柔的，神怪的故事！不知它们从哪儿来的，好似片片白云在夏日的天空飘浮，在空气中融化，然后又来了新的；这种故事他心里有的是。有时天上晴空万里，奥里维便晒着太阳迷迷糊糊，直等到无声的幻梦张着翅膀再来的时候。
晚上，小驼子来了。奥里维胸中装满了故事，不由得对他讲了一桩，微微笑着，出神了。他常常这样说着话，眼睛望着前面；孩子一声不出。后来他也忘了有孩子在场……故事说到一半，克利斯朵夫闯进来听到了，觉得美妙之极，要奥里维从头来一遍。奥里维却不愿意：“我跟你一样，已经忘了。”
“没有这回事，”克利斯朵夫说，“你是个古怪的法国人，自己说的，作的，老是心里有数。你从来不会忘掉什么事。”
“这便是我的不幸。”
“因为你忘不了，我才要你把刚才的故事再说一遍。”
“多厌烦。而且有什么用？”
克利斯朵夫恼了。
“这是不对的，”他说，“那么你的思想对你有什么用？你把自己所有的统统丢掉。那是永远的损失。”
“什么都不会损失的。”奥里维回答。
奥里维讲着他的梦境的时候，小驼子始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此刻才醒过来，向着窗子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沉着脸，神气恶狠狠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站起来说了句：“明天一定是好天气。”
克利斯朵夫听了对奥里维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明儿是五月一日。”爱麦虞限补上一句，沉闷的脸上有了光辉。
“这是他的故事，”奥里维说，“喂，你明儿来讲给我听。”
“胡说八道！”克利斯朵夫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来接奥里维到城里去散步。奥里维病已经完全好了，但老是异乎寻常的困倦。他不想出去，心里有点隐隐约约的恐惧，又不喜欢跟群众混在一起。他的心和精神是勇敢的，肉体却是娇弱的：怕喧闹，骚乱，和一切暴烈的行动。他明知自己生来要做强暴的牺牲品，不能够也不愿意自卫：因为他受不了教人家受罪，正如受不了自己受罪一样。凡是虚弱的人总比旁人更怕肉体的痛苦，因为更熟悉这种痛苦；而他们的幻想还要把它特别加强。奥里维想到自己的精神不怕吃苦而肉体偏偏这样的怯弱，觉得很惭愧，竭力想加以压制。但那天早上，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只想整天躲在家里。克利斯朵夫埋怨他，取笑他，不顾一切的要他出去振作一下：他已经有十天功夫没上街换换空气了。奥里维只做听不见，克利斯朵夫便说：“好吧，我一个人去。我要去看看他们的五一节。要是我今晚不回来，你可以说我是给抓进去了。”
他走了。在楼梯上，奥里维追了上来。他不愿意克利斯朵夫独自出门。
街上人很少。三三两两的女工衣襟上缀着一串铃兰。像星期日一样穿得整整齐齐的工人们，很悠闲的溜着。街头巷尾，靠近地道车站的地方，掩掩藏藏的站着成群的警察。卢森堡公园的大铁门给关上了。天气老是很温暖，罩着雾。已经好久没有太阳了……两个朋友挽着手臂，不大说话，心里非常相爱，偶然交换一言半语，唤起一些亲切的往事。在区公所前面，他们停下来瞧瞧气压表：颇有上升的趋势。
“明儿我可以看到太阳了。”奥里维说。
那时他们正走在赛西尔家附近，想进去瞧瞧孩子。
“噢，等回来的时候再去罢。”
过了塞纳河，人渐渐多起来。安安静静散步的人，服装和脸色都是过假期的模样；无聊的闲人带着孩子；工人们也随便溜达着，有几个在钮孔上缀着红蔷薇，神气却很和善：都是些冒充的革命分子。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乐观，一点儿极小的幸福就能使他们满足：这天放假的日子只要是天晴或者天不太坏，他们就很感激了……感激谁呢？可不大清楚……他们从容不迫的，嘻开着脸，看着树上的嫩芽，瞧着女孩子们的穿扮，很得意的说：“只有在巴黎才能看到穿得这样整齐的孩子……”
克利斯朵夫取笑那个大吹大擂预告的示威运动……好家伙！……他心里又喜欢他们又瞧不起他们。
他们俩越往前进，人越来越挤了。形迹可疑的苍白的脸，混在人堆里等机会。水已经给搅动了。每走一步，水就更混浊一些。好似从河底下浮起来的气泡一样，有些声音互相呼应：呼哨声，无赖的叫喊声，在喧闹的人堆中透露出来，令人感到积聚的水势。街的那一头，靠近奥兰丽饭店的地方，声音尤其宏大，像水闸似的。警察和士兵拦着去路。大家在那
儿不由得挤做一堆，又是叫嚷，又是吹哨，又是唱，又是笑……那是群众的笑声，因为他们不能用说话来表白种种暧昧的情绪，只能用笑来发泄一下……
这些群众并没恶意。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在没知道以前，他们只闹着玩儿：烦躁，粗暴，可还没有恶意；觉得彼此拥挤，骂骂警察，或者互相吆喝一阵，都挺有意思。但他们渐渐急躁起来。站在后面的人因为看不见前面的情形而不耐烦，又因为躲在肉屏风后面危险性比较少而格外表示激烈。站在前面的人进退不得，闷死了，越来越受不了的局面使他们气愤之极；而压迫他们的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百倍。大家越挤越紧，像一群牲口，觉得全群的热气流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人凑成了一个整体，而每个人都等于是全体，跟巨人勃里阿莱[18]一样。热血的怒潮不时在千首怪物的胸中直冒，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气。躲在第三四行的人开始扔石子了。好些人在临街的窗口张望，仿佛是看戏；他们一边刺激群众，一边焦灼不耐的等军队开火。
克利斯朵夫手脚并用的闯进这个密集的人堆，像栓子一般硬挨进去。奥里维跟着他。人墙略微露出了一点儿隙缝，让他们过去，随后又阖上了。克利斯朵夫兴高采烈，完全忘了五分钟以前自己还说民众不会暴动。不论他跟法国的群众和他们的要求是怎样的不相干，他一卷进这股潮水，便立刻被融化了；不管群众要的是什么，他只知道跟着要；不管自己往哪儿去，他只知道往前，呼吸着这股狂乱的气息……
奥里维跟在后面，被克利斯朵夫牵引着，毫无兴致，头脑很清楚，对于他同胞的热情，对于那股把他推着拥着的热情，比克利斯朵夫不知冷淡多少倍。因为病后身体虚弱，他和人生离得更远了……又因为神志清楚，精神洒脱，所以连最小的枝节都深深的印入他的脑海。他很愉快的瞧着前面一个姑娘的后影，黄澄澄的脖子，皮肤苍白而细腻。同时，从这些紧挤在一起的人身上蒸发出来的气息使他作呕。
“克利斯朵夫。”他用着哀求的口吻叫了一声。
克利斯朵夫不理他。
“克利斯朵夫！”
“怎么呢？”
“咱们回去罢。”
“你可是害怕了？”克利斯朵夫问。
他继续向前。奥里维苦笑着跟在后面。
在几排以前的危险地带内，（没法向前的群众挤在那儿好比一道栅栏，）奥里维瞧见他的小驼子爬在一所卖报亭的顶上。他用两手撑着，非常不方便的蹲在那里，一边笑一边向人墙那一边眺望，不时回过头来，得意扬扬的望着群众。他看到了奥里维，眉飞色舞的瞅了他一眼，然后又眺望广场那方面，睁大着眼睛等着……等什么呢？——等将要来到的事……而且不止他一个，周围多少的人都等着奇迹！奥里维瞧了瞧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也在等待……
奥里维招呼孩子，嚷着要他下来。爱麦虞限只装不听见，不再对他望了。他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他很高兴在骚乱中露面，一方面是向奥里维表示勇敢，一方面是让他着急，算是他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惩罚。
奥里维在人堆里也遇到几个别的朋友。黄胡子高加只等冲突发生，用专家的眼光估量着爆发的时间。更远一些，美丽的贝德和旁边的人互相说些难听的话。她居然挤到了第一排，嗄着嗓子骂警察。高加走近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一看见他，讥讽的脾气又发作了：“我不是早说过吗？什么事都闹不起来的。”
“等着瞧罢！”高加说，“别老待在这儿。随时会出乱子的。”
“别胡扯！”克利斯朵夫回答。
那时骑兵被人家扔石子扔得不耐烦了，上前来想廓清通到广场的入口；中间的队伍领先，放开奔马的步子。于是秩序乱了。像《福音书》上说的，头变做了尾。最前的一排变成了最后一排。可是他们也不愿意老是受窘，一边逃一边向追兵辱骂，一枪还没有放就把他们叫作“凶手！”贝德尖声怪叫的往人堆里直溜，像一条鳗鱼似的。她找到了朋友们，躲在高加阔大的肩膀后面喘过气来，紧挨着克利斯朵夫，把他的胳膊拧了一把，为了害怕或是别的理由，向奥里维丢了一个眼风，又咆哮着对敌人们晃晃拳头。高加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说：“咱们走罢，上奥兰丽铺子去。”
他们走几步路就到了。贝德和格拉伊沃两人已经先在那儿。克利斯朵夫正要进去，后面跟着奥里维。这条街是中间高，两头低的；站在小饭铺前面五六级高的阶沿上可以眺望街心。奥里维从人堆里钻出来，呼了一口气。他一想这气味恶劣的酒店和那些疯子的狂叫就觉得恶心，便和克利斯朵夫说：“我回去了。”
“好罢，我过一个钟点来找你。”
“别再出去了，克利斯朵夫！”
“胆怯鬼！”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说罢他便走进饭店。
奥里维刚要在铺子的转角上拐弯，再走几步就可以拐进一条小巷，和骚乱的场面隔离了。但他那个小朋友的形象忽然在脑中浮现，便回过头去东张西望的找，正看到爱麦虞限从他的瞭望台上摔下来，奔逃的群众踩在他身上，警察又在后面追来。奥里维不假思索，立刻跳下阶沿奔过去救护。一个马路小工看到情形非常危急：大兵们拔出了腰刀，奥里维伸出手去想把孩子拉起来，被势如潮涌的警察把两人一齐冲倒了。小工惊叫了一声，也冲了进去。同伴们跟在他后面过来。站在酒店门口的人，还有已经进了酒店的人，都先后听见了呼救声奔出来。两队人马像狗一般扭在一起。站在阶沿高头的女人们吓得直嚷。——奥里维这个贵族的小布尔乔亚，比谁都厌恶斗争的人，竟这样的拨动了斗争的机钮……
克利斯朵夫被工人们牵引着，加入了混战，可不知道谁发动的。他万万想不到有奥里维在内。他以为他已经走了，在绝对安全的地方了。当时简直没法看出战斗的情形。每个人都弄不清攻击自己的是谁。奥里维在漩涡中不见了：船沉到水底下去了……不知哪儿飞来一拳，打在他左胸上，他立刻倒下去，被一窝蜂的群众踏在脚下。克利斯朵夫被一阵逆流挤到战场的另一头。他心里没有一点儿仇恨，只是兴高采烈的跟大家推来撞去，好似在乡村里赶集似的。他并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所以被一个肩膀阔大的警察抓着手腕，拦腰抱住的时候，他还开玩笑的说：“可要跳个华尔兹，小姐？”
可是第二个警察又扑上他的背，他便像野猪似的抖擞一下，抡着拳头往两人身上乱捶乱打，他怎么肯被人制服呢？扑在他背上的敌人滚在地下了。另外一个狂怒之下，拔出刀来。克利斯朵夫看见刀尖离开自己的胸脯只差两寸，马上闪过身子，抓着敌人的手腕，拼命想夺下武器。他一下子弄不明白了；至此为止，他把事情看作游戏一样……但那时他跟敌人扭做了一团，互相打着嘴巴。他没有时间思索。对方眼里有了杀性，而他心中也起了杀性。他眼看自己要像一头绵羊似的被人宰割了，便冷不防把敌人的手腕跟刀一齐扭转来，对着敌人的胸脯扎进去，他觉得自己要杀人了，真的杀了。于是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东西都不同了，如醉若狂的大叫起来。
一叫之下，效果简直不可想象。群众嗅到了血腥。一刹那间，他们变成了一群凶恶的猎犬。到处都放起枪来。许多窗口挂出了红旗。巴黎革命的隔世遗传，使他们立刻布置了障碍物。街面的砖石给掘掉了，街灯的柱子给扭曲了，树木给砍下了，一辆街车在街上仰天翻着。大家利用几个月来为敷设地道车而掘开的壕沟。围着树木的铁栏扯成了几段，被人当作弹丸用。口袋里和屋子里都出现了武器。不到一小时，局面完全变了暴动的形势，全区都成了战场。克利斯朵夫的模样教人认不得了，爬在障碍物上高声唱着他作的革命歌，几十个声音在四周附和。
奥里维被人抬到奥兰丽酒店里，已经失去知觉。人家把他放在铺面后间的一张床上。床脚下蹲着那个驼子，垂头丧气。贝德先是吓了一跳，远望以为受伤的是格拉伊沃，等到认出是奥里维，不由得失声叫起来：“还好还好！我以为是雷沃博呢……”
然后她动了恻隐之心，把奥里维拥抱了一下，在枕上扶着他的头。奥兰丽照例很镇静，解开他的衣服，先作了一个初步的包扎。犹太医生玛奴斯·埃曼碰巧带着他形影不离的加奈在场。他们像克利斯朵夫一样为了好奇心来看看示威运动，目睹这场混战，看着奥里维倒下去的。加奈哭得很伤心，同时又想：“我到这儿来干吗呢？”
玛奴斯把奥里维诊察了一遍，立刻断定没希望了。虽然对奥里维很有好感，但他不是一个看着无可挽救的事发呆的人，便不再关心奥里维而想到克利斯朵夫了。他一向佩服克利斯朵夫，拿他当作一个病理的标本看的。他知道他关于革命的思想，很不愿意克利斯朵夫以局外人的身份去冒无谓的危险。轻举妄动而打破脑袋还是小事；倘若克利斯朵夫被抓去了，官方一定会拿他出气的。人家早已通知他，警察当局在暗中监视克利斯朵夫；将来他不但要对自己闹的乱子负责，还得替别人闯的祸负责。玛奴斯刚才遇到爱克撒维·裴那在人堆里徘徊，为了好玩也为了公事；他向玛奴斯招招手，说道：“你们的克拉夫脱真胡闹，居然爬在障碍物上臭得意！这一回我们可不放过他了。该死！你叫他快快溜罢。”
说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倘若克利斯朵夫知道奥里维死了，他会变成疯子，还要乱杀人，直到把自己的命送掉为止。玛奴斯对裴那说：“要是他不马上溜，一定完了。让我去把他带走。”
“你怎么办呢？”
“加奈有汽车，就停在拐角儿上。”
“哎，对不起，对不起……”加奈气吁吁的说。
“你把他送到拉洛希，”玛奴斯打断了他的话，“还赶得及邦太里哀的快车。你送他上瑞士的车子。”
“他不愿意的。”
“我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他，耶南会到瑞士去跟他相会，甚至说他已经走了。”
玛奴斯不再听加奈的意见，径自到障碍物堆上去找克利斯朵夫。他胆子不大，听到枪声就挺挺腰板，表示不怕，他一边走一边数着地下的石板，——看是双数还是单数，预卜自己会不会送命。但他并不退缩，一个劲儿往目的地走去。他走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正爬在仰天翻倒的街车高头，骑在一个轮子上，拿手枪向天空放着玩儿。障碍物四周，一大堆全是巴黎的流氓，像大雨后阴沟倒灌时流出来的脏水。在他们中间，你分不清谁是第一批的战士了。玛奴斯大声喊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背对着他，没听见。玛奴斯爬上去扯他的衣袖，被他一推几乎倒下来。玛奴斯挺了挺身子，又嚷：
“耶南……”下半句被喧闹声淹没了。克利斯朵夫突然住了嘴，手枪掉在了地下，从车轮上爬下来，跑到玛奴斯前面。玛奴斯把他拉着就走。
“你得赶快溜了。”
“奥里维在哪儿？”
“得赶快溜了。”玛奴斯又说了一遍，“为什么？”
“要不了一个钟点，这儿就要被军队攻下。今晚上你就得被捕。”
“我又没做什么！”
“瞧瞧你的手罢……别糊涂了！……你赖不掉的，他们怎么肯饶你呢？大家已经把你认出来了。快点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奥里维在哪儿？”
“在他家里。”
“我去找他。”
“不行。警察在门口等着你。他要我来通知你。你快走罢。”
“你要我上哪儿去呢？”
“上瑞士去。加奈用汽车送你。”
“那么奥里维呢？”
“我们没时间多说了……”
“我没见到他是不走的。”
“你可以在那边见到他呀。明儿他搭头班车到瑞士找你。快点儿！别的事等会再告诉你。”
他一手抓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被喧闹声和刚才那种发疯似的冲动搅得迷迷糊糊，既不了解自己做的事，也不了解人家要他做的事，只莫名其妙地让人家拉着跑。玛奴斯一手抓着克利斯朵夫，一手抓着加奈，把他们送上汽车。加奈对于人家派给他的差事很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克利斯朵夫被捕，但他宁可由别人来救克利斯朵夫。玛奴斯素来知道加奈的脾气；因为不放心他的胆小，所以正要跟他们分手而汽车已经发动的时候，玛奴斯突然改变了主意，也上了汽车。
奥里维依旧神志昏迷，旁边只有奥兰丽和爱麦虞限两个人。房间里没有空气，没有光线，非常凄凉。天差不多已经黑了……奥里维在深渊之中浮起了一刹那，手上感觉到爱麦虞限的嘴唇和眼泪，有气无力的笑了笑，挣扎着把手放在孩子头上。啊，他的手多么重啊！……他又失去了知觉……
在弥留者的枕上，奥兰丽放着一小束铃兰。院子里一个没有关紧的龙头让水滴滴答答的流在桶里。思想深处，种种的形象颤动了一刹那，好似一道快要熄灭的光明……一所内地的屋子，墙上爬着蔓藤；一个花园，有个孩子在玩儿：他躺在草坪上；一道喷泉涓涓的流入石钵。一个女孩子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