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尔德回来时所见的巴黎，和他走的时候一样党派分歧。“大家谈论的无非是罗马啊，开除教籍啊，冉逊教派啊，耶稣会派啊，教皇的敕令啊，驱逐出境或监禁啊等等。主教们在安勃仑开会，签出了二万道监禁状。”凡在教义上与大臣们见解不同的人，似乎天然应当下之于狱，即是圣西蒙也劝摄政把耶稣会派的拉勒芒，杜生，多纳米纳监禁起来，“把后者关在横山纳，笔墨纸张一概不许给他，也不准他和任何人交谈，可是应当让他好吃好睡，因为他是世家出身；其余两人则关入别的监狱中的地牢里，用地牢的待遇，不给外人知道他们幽禁何处，让他们死去就是。”
文人们也互相排挤，“因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认为韵文并不即是悲剧的特质。”服尔德回国后的第一次动静是印行一本小册子，题作《双方的愚蠢》。他在书中说明这些争辩的无谓，述及久已遗忘的中世纪的论战，预言冉逊派和耶稣会派将来也一样的被人遗忘。“一个老神学博士和我说：‘先生，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写过文章反对教皇与教廷法令；我因此下狱而我自以为是殉道者。此刻我一切不预闻了，我觉得自己安分守理。’——‘那么你现在做些什么呢？’我间他。——‘先生，’他答道，‘我很爱金钱。’原来人类老年时会如此嗤笑青年时的热情；行为也会和人一起老的。”
服尔德自己呢，虽然还年轻，已经爱金钱了。他在英国时懂得财富可以保障个人的独立自由。他回到法国的辰光结识了两个大金融家，巴里斯（Paris）兄弟。他们劝他把书吏阿鲁哀的遗产做些投资事业。他便投资一部分于供应军队食粮的生意，据他的书记说他赚到六十余万；又投资另一部分于加第克斯的商业和对美通商的船只方面。他运气很好，那些船只居然从没被军舰查抄。他又中了奖券，不久他的财富竟增加到一个诗人从未有过的地步。“他的皮包中装满着合同、汇票、期票、国家的债券。要在一个文人的皮包中寻到这么多的这类文件当然是不容易的。”
殴辱与逃亡并未打断他交接贵人的兴趣。他那样的爱人生，要遍尝人生种种方式的乐趣。不久之后，他在一首题作《浮华》的诗中描写生的幸福与肉欲的嗜好，两者是他当时主要的情操：
一切的味道同时进入我的心坎。
一切艺术得我崇拜，一切享乐把我煽惑。
科学，历史，歌剧，晚宴，诗歌，明智，他什么都爱，什么都渴望。戏剧尤其使他如醉如狂。他从英国获到这种艺术的新观念，很想在法国舞台上应用一次。并非说他投降了莎士比亚；他是十八世纪式的典型的法国人，不能全部接受莎士比亚的。但“在那么多的重大的缺点”中间，他也窥见妙处。在不损害三一律的范围之内，能不能在法国创造行动较为泼辣的悲剧？能不能把叙述文体中的这些行动搬上舞台（好大胆）？他回来之后，立刻于一七三〇年用政治题材试作一部悲剧《勃罗多斯》，排演的时候他照常很热心，对着扮演勃罗多斯的主角嚷道：“喂！先生，你当记得你是勃罗多斯，是一切罗马执政中意志最强的一个，对战神说话也不该象说‘啊，我的好圣母，赏我在奖券上得一百法郎的奖罢’那种话的样子。”
《勃罗多斯》出演的成绩很好。两年之后，《查伊》又大获成功。象服尔德一切的剧作一样，这是少许的大胆与多量的谨慎的混合物。他在结构剧情的转纽时，曾想起莎士比亚的奥丹罗（Othello），只是换了一个背景，变成法国的武士与耶路撒冷的帝王罢了。在服尔德导演之下的演员的剧烈的动作，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剧本的成功，一半也因此故。无疑的，我们看来觉得很冷静的东西，那时的群众已感到浪漫主义的遥远的最初的音响了。
同时代，服尔德印行一部《查理十二史》，大受读者的欢迎。群众因为他没有被选入学土院而愤慨。但如果王室与大臣们让他安安静静的不去麻烦他，也许他终生只是一个时髦的戏剧作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