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雷幽静的岁月中，服尔德写了不少东西，做了一番广博的考据功夫。他当时在这些工作中获得最大光荣的部分，并非最好的部分。例如用韵文写成歌咏人类的文字，比起英国诗人蒲柏的作品是逊色多了，还有那些书翰，虽然可爱，却没有令人惊叹之作（最有意思的倒是他随随便便的通信），至于费解的悲剧，如《阿尔齐》（Alzire），《摩罕默德》等都有哲学意味与教训口吻，“其价值全在于弦外之音”。在一七四〇年代人士的心目中，服尔德的真面目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只要他谈起科学——象他关于牛顿的书——的时候，学者们就要抗议。等他印行一部历史时，据龚陶赛说，“他大受史学家们的指责，说它只是一部小说，因为它富有小说的趣味。”可怜的作者不懂把作品弄得艰涩沉闷，人家怎肯承认他是严肃的学者呢？
他对于历史是终生感到兴趣的，而且如果我们把在他以前的史学著作仔细评估一番的话，他的确在这方面增加了相当的准确性。那时的史学家但尼哀在王家藏书室里只须一小时的功夫便把一千二百部的手抄本和原稿浏览完了，自言他的考据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圆满。服尔德却精密多了，他博览群书，推究根源，参证旁籍。他认为历史不应当只记载帝王的生活与功业，且应缕述民族的嬗变与乎风俗文艺的进化。他在提及弗洛利神甫的作品时说：“这并非一部历史，而是好几部历史。”他寓居西雷的时期，他的世界史式的《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与其中最重要的《路易十四时代》（le Siecle de Louis XIV），即使没有完成，至少已经写了一大半。后来他被命为王家史官时又写了一部《路易十五》。
关于《风俗论》的批评，可说是毁誉参半。服尔德首先懂得把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与素来犯禁的比较宗教研究在历史中占一地位。但书中错误的地方亦属不少，有些是难于宽恕的，有些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事情的真际在那时还未大白。孟德斯鸠说服尔德写作历史的用意是显耀他自己的宗派，有如一切本多派教士一样；这句话是不错的。他在《风俗论》中随处宣传他非宗教的宗教。他固定的概念是（一）证明鲍舒哀以上帝的意志解释世界的历史是错误的。服尔德认为历史不当用原始缘由解释，而当用许多小原因的盲目的游戏来说明；（二）表明人类的历史是罪恶与苦难的连续，但不久可由理智来澄清混乱的局面；（三）否认一切超自然（surnaturel），在这一点上，服尔德的标准似乎没有把握了。他以为一切不近事实的都是假的，可惜近乎事实的范围并无十分确定的界限。
以史学家而论，服尔德最大的缺点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智本位的哲学家，故不了解别一等人物的感情的与神秘的需要。无数的教派礼俗自有其共同的原因，这原因便是民众有此礼俗的需要，然而服尔德见不及此。可怪的是服尔德在论列家庭、爱情、友谊的时候，倒很能分析人类共同的秉赋。“服尔德很明白帝王并非国家，外交家的会议不能令人知道一个店主的习惯或一个乡人的愤懑不平，但他不大明白甲地的店主异于乙地的店主，十字军时代的乡人和路易十五治下的农夫不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反叛的。”但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毫无上述的缺点。那是一个他熟悉而目睹其中的演员的时代。在此，他确是近代大史家中的第一人。
在西雷时期中，服尔德赢得了普鲁士太子弗莱特烈克（Frédéric）的友谊，在他遭受法国宫廷仇视的情景中，这于他确是一种安慰。
弗莱特烈克是被一般亡命的法国人教养起来的。他渴想在法文方面能够成为一个大诗人大散文家。这也并非妄想，因为他法文写得很好，且也不乏性灵。可是他知道他的文字还不免错误，以致弄坏了他的诗。服尔德既是一个多方面的才人，当时最好的史诗诗人，悲剧诗人，同时又是最高明的书翰家与最优秀的史学家，那么他的获得弗莱特烈克的崇拜自是当然的了。
一七三六年某日，服尔德接到一封信，内面写着：“先生，——虽然我还未拜识你，可是我从你的作品上早已认识你了。你的大作可说是精神的财宝。”此后两人即有书信往还，语气非常殷勤亲切。“不要以为，年轻的弗莱特烈克写道，我的怀疑主义会运用到极端的地步。例如我仍旧相信世上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个服尔德。”服尔德在复信中说这位德国太子的法文诗“写得很好，很美，品格极高”。他以后提及这段通信时又说：“词藻对于我们全无用处。”
一七四〇年，弗莱特烈克即了王位。哲学家想起欧洲王座上有一个“开明的”太子，自称为服尔德的朋友，或者会把他们的箴言见诸事实，不禁神驰向往。这位新君颇想把他的宗师罗致到宫里去，但夏德莱夫人是一件重大的障碍物。她一定不肯放服尔德走；而带她同到卜兹顿宫又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弗莱特烈克不欢喜异族的身材高大的女子。
可是他热望一见服尔德，在比利时布置初次的会晤。当服尔德看见坐在行军床上穿着戎装的青年君王时，不禁大为讶异。欧洲人士立即明白在登极以前写过一本《反玛希阿凡》的书的人，将是全欧帝王中最玛希阿凡式最奸雄的一个。一七四一年时，他己征略奥国。那时奥国是法国的世仇，法国人对于弗莱特烈克的成功一致喝彩叫好，且他使用法国的文人为之歌功颂德，故他在法国愈加声势显赫。服尔德正在里尔城上演在巴黎不敢上演的《摩罕默德》，忽然接到普鲁士王在莫维兹（Molwitz）地方大捷的信息。于是他在包厢里站起来，手里拿着信，要求大家静听他的报告，说他方才接到普鲁士王陛下的捷报，原文是几句法文诗：
我们在此活动轻巧的城中，
禁不起风的摇撼，
那么微小的建筑物。
这是说：“我在营帐里写信。”当他念完之后，里尔的民众热烈鼓掌。
服尔德一时认为他可以利用这段王室的交谊来当政治家与外交家了，这原是他多年想望的。一七四三年，法国宫廷急欲知道能否藉弗莱特烈克二世之助以攻击英奥二国。有一位大臣想任用服尔德，叫他负着秘密的使命去卜兹顿。他瞒着弗莱特烈克，假装说他因为讽刺弥勒保亚（Mirepoix）主教之故，不得不逃亡国外。
但弗莱特烈克何等精明，决不会中这种诡计。他把服尔德款待得很好，为他举行音乐会，把他介绍给公主们，他亦替她们写了好些歌曲，一方面，弗莱特烈克却把服尔德攻击弥勒保亚主教的信寄去。这条妙计可有两种作用：或者是弥勒保亚盛怒之下诉诸法国宫廷，使服尔德重新逃亡，不得不留在普鲁士，在这种情境中普王可以获到一个天才秘书为他修改诗文；或者是弥勒保亚毫无动静，那便证明服尔德的谎骗。
当然，后一种推测是对的。服尔德把一本手册送呈弗莱特烈克请他把答语写在书上的空白里，当这本手册还给他时，他发见写的一首歌辞。他请问普王能否助法抗英，弗菜特烈克答道：
你要我象一个机关布景中的上帝，
帮你解决困难，
但请审视我的面貌，
我还不够凶恶。
于是，普鲁士王的诗便是诗人大使的全部成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