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心肠笑，但有时有一种迷迷糊糊的欲望想笑。我想起那些人在报纸上提到战事的时候，说什么“某一点被敌人突破了，还等什么，不把五十个师团往缺口上送？”或者是“只有把后备队伍集中到前方去！赶快，派四十万人去堵住缺口……”
我真想教那批人，替蹲在他们战略文件堆上打鼾的猫，在福伊洛阿与玛里谷之间，去找一个地位看看。那，他们也要觉得为难吧。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的事情，不时往四下里瞥一眼，老实说，真有些古怪事儿看到。
沿着山谷排列成行的白杨底下，躲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包括它所有的联队，牲口，车辆，破铜烂铁，褪色的遮篷布，发臭的皮革，一切污泥与垃圾。马啃着树皮，在早秋的侵蚀之下，树木已经凋零了。一大堆骚动的人拚命躲藏，好象一见天空就会给敌人发见似的。三株纤弱的榆树给整营的部队当掩护，盖满尘土的篱垣，把阴影遮着一个联队的军需。不过植物是吝啬鬼，它的荫蔽只有狭窄的一角，所以队伍到处泛滥，蔓延到光秃的平原上，作践那些把他们暴露原形的大路，在田里划成斑驳的沟槽，好比经过了大群的野兽。
有些大路，两旁分驻着英法两国的军队。那边，可以看见不列颠炮队经过，漂亮，全新，——没有铜锈，上足了油，——盖着淡黄色的披挂，镀锡的扣子，毛色美丽的马匹，又肥又光亮，赛如马戏班中的牲口。步兵也有的过：全是年青的小伙子。笛子和花花绿绿的军鼓奏着一种野蛮人的音乐。还有双层大车，懒洋洋的一颠一簸，头发淡黄的伤兵在上面睁着惊奇的眼睛，心平气和的，活象通济隆旅行社包办的游客。
许多村子都塞得满满的，快胀破了。到处是无孔不入的人，象瘟疫，象淹水。他们赶走了牲畜，把自己安顿在马房里，牛棚里，兔窟里。
炮弹堆东一处西一处，象烧缸甏的窑场。
运河里滑腻腻的水上，汆满着运输船，载着食物，大炮，医院。
这里人马的呼吸，机械的摩擦，融成一团热烈的气息，代替了静默。整个田野令人想起惨淡的节会，象战争展览会，象下等舞会与波希米人合起来的集团。
越近勃莱，情形越紧张。成群的汽车强横地霸占了大路，把寒酸的马匹运输队赶入田里。铁路上破旧的小车，显出独立的样子，高声大气的叫嚷，跟地面只差一点儿，背上驮着几千几百万的子弹；箱子中间，几个伙伴盘足坐着打吨，觉得坐在代步的东西上面怪舒服。
走到希比里的上面，我看见一幅奇怪的景象。一片广大的高地在动荡，铺满了人，物，牲畜，以致极目所及，望不见土地。哀蒂纳汉镇的高头有一座残毁的古堡，古堡那一边，展开一片褐色的、红红的田野，有如火烧过的灌木田，后来我看出那颜色原是紧挤在一块的马群。每天有二万二千匹马，要带到索末河这条泥泞的大槽中来喝水。它们把牧场变成了泥淖，空气中全是汗臭与马粪的味道。
再偏左一点，矗立着一座营帐城，粗布篷的顶上画着红十字。再远去，土地忽然低陷，一溜烟的奔向在天边黑雾底下发抖的战场。东一处西一处，并排并的冒起排炮的烟，象路旁树木一般整齐。三十个以上的汽球在天空围成一个大圆圈儿，好似喜欢看厮杀的闲汉。
副官指着营帐对我说：
“八十号坡，就是这里！你可以看到在那儿经过的伤兵，比你的头发还要多，流的血连河水也比不上。在龚勃勒与蒲夏凡纳一段里倒下来的，都往这儿送。”
我微微点了点头，我们重新沉入遐想。日光在池沼的混浊气息中慢慢消失。英军的大炮在我们近边射击，声音向远方奔腾，象一匹怒马往前直冲。天边的排炮密密层层，教你只听得连续的爆炸，仿佛一口硕大无朋的水锅给烈火烧得翻江倒海。
副官又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已经有三个兄弟给敌人干掉，从一方面说，你是过了关。当担架夫对你不算坏。另一方面说，当然是不幸，但为你究竟是好的。担架工作很辛苦，不过比起火线来强多了，是不是？”
我一声不出，心里想着在伯莱蒙小丘对面，我消磨了整个初夏的那口荒凉的小山谷。那儿，我曾经挨了多少惨痛的日子，在破败的白杨中望着拉西尼镇的废墟，望着在稀烂的路旁吓呆了的苹果树，炸弹窟洞教人看了恶心，里面积着发绿的水，全是虫蛆，沉默的伯莱齐埃古堡一脸埋怨的神气，还有那些阴森可怖的丘陵，唯有天翻地覆的捣乱，才会把它们从阴沉的梦境中暴露出来，这些东西我都看熟了。在轮到守卫的长夜，我呼吸到尸横遍地的草原的臭味。在最难堪的孤独中间，我时而祈求死，时而畏惧死。然后有一天，人家跑来对我说：“你要调回后方去了，因为你第三个兄弟最近也送了命。”许多人望着我，似乎都象那个副官一般的想：“你的第三个兄弟死了！从一方面看，算你运气。”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走去迎接新的命运，走上一片象神座般向云霄矗立的高地，好象祭献的场所，载着成千成万的生灵。
好几天没有下雨，我们生活在灰尘国里。灰尘是晴天的代价，它渗入战争的队伍，混入战争的工事，食物，思想，它污了你的嘴唇，在牙齿下面沙沙作响，使你的眼睛发炎。它也破坏了呼吸的乐趣。但它一失了踪影，泥泞的统治就接踵而来，而灵魂在灰土里还比在泥污中好过一些。
远远里，大股的尘土象懒洋洋的河流，描画出一区中所有的道路；而且凭了渗透作用，趁着微风的高兴，蔓延到所有的景物上。阳光受了尘土的欺侮，正如飞机的翱翔沾污了天空，侮辱了静默，蹂躏了土地和草木。
我那时已全无快乐的情致，但这一切使我悲伤得神思恍惚。
我把目光向四周扫射的时候，只能停留在马匹的无邪的眼睛上，或者停在几个在场边工作的、可怜而胆怯的人的眼睛上。世界上其余的一切，尽是杀气腾腾的东西。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了营帐城。副官领我到一座龟形的篷帐内，教我在猪腥臭的干草上找到了一个位置。我放下衣包躺下，睡熟了。
拂晓起身，我在朝雾中摸索，想了解周围的情形。
一条到亚尔培城去的路，破烂，陷落，给过度的劳作拖累了。它搬运源源不绝的伤兵。路旁便是营帐城，其中有小街，有小村落，有广场。营帐后面是公墓，这便是全景了。
我肘子靠在一根木柱上，眺望墓园。墓园已经很繁荣，但神气还饥荒得厉害。一大队德国俘虏在挖掘许多长长的壕沟，象血盆大口般张着嘴。两个军官在旁边过，一个是大胖子，似乎从清早起就有中风的危险。他暴躁地做着手势对他的同伴说：
“咱们有两百个墓穴预备好了，棺木也差不多。噢，不！不！决不能说这次的攻势没有准备！”
的确，端整好的棺木已经很可观，堆满了一营帐，那原是简便地陈列尸身用的。大伙儿的木匠，在露天锯松板。他们天真地吹啸，唱歌，仿佛一个人手里做工，嘴里当然要有些声响才行。
当天我被派在这一部份服务，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干过美术木器的玩艺儿。
一个人判断最壮严的事故，都把自己的职业与本领做出发点的：这种经验我又领教了一次。一个排长阶级的工人，对世界大战的意见是把木材的质地做标准的。遇到木材恶劣时，他说：“这次的战争真混账！”但木板没有节的时候，他又说：“回头会有的！”
指挥全个医院的是一个烦躁而琐碎的青年，一刻不停的出现，拿着一束文件，忽而交给左手，忽而交给右手，手指老是在拘挛。我很少机会听见他讲话，但偶尔听到的几乎每次都是同样的话：“这跟我不相干……我么，我才不理呢：就这样，也够我操心了……”
不错，他得筹划许多事情。装满了哼哼唧唧的重货的汽车，整天络绎不绝。匆匆忙忙用石子筑成的自下而上的公路，好比这个大机构的一张大馋嘴。公路高头有一扇大门，门框上挂了旗子，象结婚时节教堂门口的彩棚，汽车在门框下面卸货。
从第一天起，我就奉到命令，当夜班的担架夫。我们一共十五个人站在门框底下，都是当同样的差事的。
至此为止，我只看见战壕内在我身旁受伤的伙伴，出发去作一个神秘的长途旅行，怎样的旅行我们是不大清楚的。挂彩的人给悄悄的搬走，在战场上失了踪影，我当了担架夫，才慢慢知道了他以后经历的痛苦生涯的各阶段。
上班的第一夜，摩勒巴或福莱斯脱一带颇有接触，那是雨天大战之间的小插曲，在公报起稿员笔下不一定会占到一行地位的。伤兵整夜不见减少。车上一下来，立刻由我们抬进大营帐。一间布幔围成的大厅，亮着电灯，基地是一块麦田，粗糙的泥地上还有贫血的草和不曾压平的泥块。能走动的伤兵，鱼贯着给领到甬道似的一处地方，两旁竖着木栅，象戏院门口排班买票的场所。他们的神气又迷惘，又委顿。人家收下他们的武器，短刀，手榴弹，他们任听摆布，好比瞌睡的孩子。随后是盘问。欧罗巴的屠杀是要有秩序的。一篇精密的细账结算出全剧每一幕的结果。当这些人一个一个走过的时候，有人点数，标上签条；书记们验明他们的士兵证，象关员一样冷静而准确。他们一样样的回答，其耐心正如在办公桌前站惯的群众。有时他们也敢加上一些按语。譬如间到一个猎兵：
“姓小小的是你吗？”
他悲哀地答道：
“唉，是呀！倒楣的！”
我还记得一个手臂给绷带吊起的矮东瓜，医生看了看他的标签，问道：
“你右臂上有一个伤口？”
那人谦卑地答道：
“噢！算不得伤口，不过是一个窟窿罢了。”
营帐的一角，有人分发食物与饮料。一个厨子割着一片片的牛肉，又加上一块酪饼。伤兵把沾满泥土与血渍的手抓起食物，慢条斯理的，津津有味的咬嚼。可见对大多数人，饥渴是第一桩痛苦。他们怯生生的坐在凳上，好似参加盛宴的穷亲戚。
这些人对面，有二十来个顺便带来的德国伤兵。他们打着瞌睡，有的把贪馋的目光匆匆溜一下食物和冒烟的茶缸。一个头发花白的步兵，嚼着大块的白煮牛肉，忽而想起一个出名的字眼来，冷不防对厨子说：
“喂呀！管它呢，给他们一片隔夜肉吧。”
“难道你跟他们有交情？”厨子打趣道。
“怎么不？那些狗东西！咱们厮杀了一天呢！算啦，赏他们一片隔夜肉油油嘴吧。”
一个鼻子多角，目光近视的油滑少年，装腔作势的说：
“为了我们好客的声名，应该……”
他们继续一本正经的闲扯，喝着白铁壶里倒出来的热茶。
营帐的另外一边，景象大不相同。伤兵全躺着，伤势很重。肩并肩的横在粗糙的泥地上，他们拼成一幅痛苦的镶嵌图案，染着战争的色彩，污泥与鲜血，蒸发着战争的气味，汗汁，脓疮，乱哄哄的叫喊，嚎哭，打呃，简直是战争音乐。
这景象使我浑身冰冷。我已经尝过屠杀的惊骇，领略过呼唤猎犬的号角，现在还得领略一种新的恐怖，“目击”的恐怖，一大堆直躺着的牺牲者，一大屋子在地下蠕动的人类幼虫。
我做完了担架工作，立刻跑到伤兵堆里，过于激动的好意，使我慌张失措。他们有的在呕吐，额上冒着汗，痛苦得了不得。多半躺着不动，乖乖的，仿佛一心注意着病痛在肉体内部的进行。有一个特别把我骇呆了。那是一个头发淡黄的小排长，留着细气的短髭，双手捧了脸，哭得那么伤心，好象悔恨交集的样子。我问他是不是疼。他不理会。我轻轻揭开毯子，发觉榴霰弹打烂了他的下体。对他的年轻与热泪，我只有深深的同情。
还有一个小伙子，停停歇歇，哭得很古怪，哭着他家乡的那种调门儿，我只能听出几个音：“啊！我的……东……啊！我的……东……”一个医生在旁边过，对他说：
“喂！耐心一点！别这样的叫。”
孩子停下来答道：
“要没有了声音才能不叫。”
立刻他又嚷起来：“啊！我的……东……”按着节拍，仿佛他的痛苦少不了这些字眼和节奏。
他的贴邻是一个粗野的汉子，狠巴巴的牙床，强有力的粗线条，脑壳的模样和头发，一望而知是奥凡臬人。
他瞧了瞧在身旁哼唧的孩子，转过头来，耸了耸肩，对我说道：
“象这孩子那样的伤，真是好惨哇！”
“那末你呢，”我问他，“你受的什么伤？”
“噢！我么，我想我的脚是跑掉了，但是我人强马壮，硬棒得很呢。”
不错，我发觉他的两只脚没得了。
电灯四周，有股恶心的水汽。篷帐四壁的褶裥里，一大堆一大堆的黑团团，给夜凉催眠了的苍蝇，睡熟了。
大厅上积聚的人，慢慢散尽。巨大的波浪在布幔上卷过，把它震动得有时象哆嗦，有时象往后倒退的蹦跳，看震动的原因是风还是炮。
我小心地跨过担架，走了几步，到了帐外。吼声不绝的黑夜，透着战场上的亮光，象北极光。
我伸着两手往前，暗中碰到一行栏杆，我突然觉得自己凭靠在地狱的阳台上。
人间的大雷雨！仇恨与破坏的大爆发！仿佛大队的巨人，把地球的边涯猛烈的锤，飞起千万朵的火花。无数量旋起旋灭的毫光，合成一团巨大无边的持久的光亮，活泼，闪动，蹦跳，原野和云彩都给照得迷糊了。五色的火星在半空中溶解，好比蒸汽槌借此显出熔炼的高热。
我是在战壕里混过来的，知道这些焰火的意义，或是嘱咐，或是命令，或是求救，或是冲锋，我可以替它们一一作注解，战士的愤怒与危急，就象用文字写的一样明明白白。
在龚勃勒城方面，摩勒巴镇的左边，有一处特别烧得厉害。那是英法两国军队衔接的地方，也是敌人集中火力的地方。几星期内，每夜看见那边喷着噬人的火焰。强烈的程度，令人觉得每一秒钟都是决定胜负的一秒。然而几小时、几夜、几个月，在永恒中缓缓前进，这些可怕的时间只是无数次癫狂中的一次罢了。同样，伤口的痛楚往往令人以为再也受不住，马上要完了，但死亡并不肯俯从人的愿望：它由它的意思来打击你，时间，地位，都得由它挑，绝对不受你的媚惑，不理你的劝告。
清晨来了。凡是整夜的厮杀，或在救护营中做过血淋淋的工作以后，见过战场上的黎明的人，可以说是见到了世界上最丑最惨的场面之一。
至于我，我永远忘不了那道吝啬的、绿色的晓光，那种灯光人面惨淡不堪的景象，那股使你窒息的、肉体腐烂的臭味，那一阵清早的寒噤，——正象在大树的麻痹的枝叶中间，黑夜吐出最后一道冷气。
做完了担架工作，我又回到木工场去，锯着沉重的青木板，想着许多事情，就象一个瞌睡而又沉溺于悲苦的时候所能想到的。
早上八点左右，大群的苍蝇，向那好容易从薄雾中挣扎出来的太阳致敬；然后它们开始享用日常必备的盛宴。
凡是在一九一六年上经过索末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苍蝇。战场上的混乱，尸体的山积，过度集中的牲畜与人口，腐烂的食物，促成了那一年苍蝇的大量繁殖。它们似乎约齐了全球的同伴，到这儿来参加一个空前的盛会。论种类，它们各色俱全。只顾自相残杀的人类，对这可恶的侵略简直毫无抵抗。整个夏季，它们是主子，是王，而且没有人跟它们计较粮食。
在八十号坡，我看到满是幼虫蠕动的伤口，直到玛纳一役以后才算忘记。苍蝇扑向创口的血渍与脓水，狼吞虎咽，甚至用钳子或手指去抓，它们也不肯逃走而离开他们的筵席。它们传播各种病毒和坏疽。军队受到残酷的磨难，我们奇怪，怎么最后胜利会不属于苍蝇。
营帐城所在的那块高原，简直是不毛之地，什么都比不上它的阴惨与荒凉。每天早上，笨重的曳引机爬上哀蒂纳汉坡做灌溉工作，把淡而无味的水，装满散摆在小路上的几个大桶；一天之内，所有的人解渴，洗涤秽浊和病毒的排泄物，都得靠这些贮藏。
除了地平线上的丛林以外，没有一株灌木，没有一簇新鲜的草，只是无边的灰土和泥浆，随着天色的清明或狰狞而定。为了替这片荒凉上点颜色，人们居然在营帐之间弄些花木。伤兵一下车，便不胜惊异的，在死气沉沉的军事行动中，瞥见一株黯然微笑的风吕草，或几裸宝塔式的杜松，那是在山谷边上乱石丛中拔起，依着法国庭园的格式，匆匆安在这儿的。
有一座营帐，有十来个患毒瓦斯坏疽的士兵，煎熬着临终苦难。我每一回想到那座营帐，总感到一股异样的情绪。在此绝境的四周，环绕着一座贫瘠的花坛，还有一个细心的人安详地想尽方法，要教丁香开出小红花来。
有时，土地受着八月的酷热压迫，一忽儿又给突如其来的阵雨闷倒，闭住了气。这些日子，全部的布篷便唿啦啦的响成一片，犹如灰暗的大鸟死扑在地下，跟飓风撑持。
然而雨势的猖狂，霹雳的奔驰，所有大自然的这些震怒，都不能转移人类的战争意念。八十号坡上，大家照样替伤兵开刀，裹扎，而在邻近的山岗上，炮队也继续把双方争夺的土地开肠破肚。甚至有时候，人类似乎执意要比天公喊得更响，拿炮声跟雷声比赛。
我记得有一次是霹雳获得了最后胜利：两个瞭望气球在空中着了火，炮队失了眼目，呜嚷了一阵，终于闭口了。
几天之后，我奉命在营帐内安置些小木器，板凳和小桌子。我带了工具去就地装配，竭力想不惊扰已经被战争的声响闹昏了的病人。这件差使教我非常难受，因为对各式各种的苦难，我只能做一个无能为力的见证。可是有一天，我见到了美妙而动人的一幕：一个脸孔打烂了的青年炮兵，接见他的哥哥，在旁的联队中当随习军官的。这位哥哥脸色灰白，打量着兄弟那张只剩一对眼睛、和一堆稀脏的绷带的脸。他握着他的手，本能地走近去似乎想拥抱他，忽而退后一步，又马上近前，又厌恶又怜悯的情绪把他慑伏了。于是那不能说话的伤兵，凭着一腔友爱，触动了灵机，挣扎着伸出手指，来抚摩他哥哥的头发与面孔。这种无声的至情的流露，表示心灵宁愿放弃语言，诉之于一些最亲密的动作。
死在这座营帐里的，还有刚皮埃中尉。
那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有点粗鲁，平时干些微贱的行业，战时单单靠了勇敢才爬到军官阶级的。过度的流血把他魁伟的身体消耗完了，但他过了两天才死。冰冷的四肢满着黏答答的大汗珠，生命却花了两天功夫才离开。他不时发出一声叹息。我一听见便丢下锥子和螺旋，跑过去问他要一点什么不要。他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充满着回忆与哀伤，答道：
“不要什么；但是多少的恶梦呀，噢！恶梦呀！”
看见他死了，我几乎觉得快慰：弥留的时期拖得那么长，而且神志太清楚了。同一天死的小拉罗，至少是人事不知，早已昏迷了的。
他是一个乡下人，一小块炸弹片伤了脊髓，得了脑膜炎似的病，立刻离开了理性世界。眼珠乱转，骨碌碌的教人头晕；牙床不住的牵动，好比嚼草的野兽。有一天，他把教士挂在他脖子里的念珠乱嚼。护士撑开了他的嘴，从中掏出不少的碎木屑和断铅丝。可怜的家伙温和的笑道：“硬得很，不好嚼！”脸上的线条在无数痛苦的皱襞之下抽动。
神经错乱的现象，使我们的精神惶惑，惊骇，因为那是一切混乱的顶点，把判断力都搅乱了。但是让遭劫的人对苦难失去控制，也许倒表示造物的慈悲。生命与死亡，就有这么一点可怕的善心。譬如我看见一个士兵，身上打了那么多的窟窿，一般外科医生认为医学也为之技穷了。许多伤口之中，有一处是一长条钢片，象短剑一般横贯着他的右腕。那模样，教人看了那样的刺眼，不由得想动手去拔。一个医生把它一把抓住了，轻轻摇了几下，问了他好几次：
“你疼不疼？”
伤兵答道：
“不疼，但是口渴得慌。”
“怎么，”我问医生，“怎么你这样的摇，他会不觉得痛？”
“因为他已经脱力，没有感觉了，”医生回答。
于是我懂得，过度的痛苦，有时也能使受难者获得片刻的喘息，预先尝尝毁灭的滋味与死亡的极乐。
每座矩形大营帐的尽头，都搭有一个圆锥形的小篷帐，大兵们称做“静室”，是弥留的伤兵等死的地方。凡是没有救的人都关在这儿，在寂寞的墓门之外先尝尝寂寞的味道。有些病人似乎是知道的。例如那个腹部洞穿的兵，给抬进圆帐时，要人家替他换上干净衣衫：
“别让我穿了脏衬衫死啊，”他再三的说。“只要给我一件干净的。你们没空，我自己会穿。”
有时，那么多的苦难磨得我受不住了，请求做些营帐以外的粗活，让我的思想透一透空气，换一换思忖的题目。离开这座营帐城的时候，我总要叹一口安慰的气。这个凄惨的部落，颇有几分象流浪人的村集；我远远里望着它，在白布篷与红十字中间，我搜寻那些静室的尖顶，也望着埋下了成千的尸首的墓地，然后，把蓄积在这角土地上的悲哀、绝望、或愤怒的总和计算之下，我想到那些人在后方挤满了音乐咖啡馆，客厅，电影院，娼家，恬不知耻的寻欢作乐，享受着空间与时间，躲在这座摇摇欲堕的牺牲的城垣之下，不肯分担一份宇宙的浩劫。我想到他们，心中的羞愧还远过于恨意。
野外的奔波使我的心平静下来，看到还有些健全的人不曾遭战争的毒手，多少觉得安慰。
有时我一直走到英军的战区。长射程的大炮在那里大量的挥霍。炮手只穿了衬衣，拖着长裤，涂满了机油，不象大兵而象机厂中的工匠。显而易见，战争变成了一种工业，变成了机械的、有条有理的杀人工业。
一天傍晚，走在亚尔倍大路上，我听见几个坐在壕沟边上的人谈话，是北方乡下人的口音，大概他们的联队刚从火线上调下来。
“战后，”其中有一个说，“凡是想干政治的人，都要能够说，这一仗是他们亲自打过的！”
但这句天真的话，黑夜里在前线一条大路上偶尔听来的、无足重轻而没有回响的话，在大炮的喧闹声中消失了。
当担架夫使我有许多长进。从此我对人类的认识比从前深刻多了，我这才见到了他们沿着一道更纯洁的光，赤裸裸的站在死亡前面，甚至把本能都摆脱了，使淳朴的灵魂恢复了它神明一般的美。
在最大的磨难中，我们那个农夫出身的种族始终保持坚强，纯洁，够得上高贵的人类传统。你们，我都认识你们：勒皮克，鲁罢，拉蒂哀，弗雷西奈，加曼尔，多希，我不再提别的名字了，我不能把全国的人都叫遍。固然不能说创伤也要挑选它的俘虏，但我在你们的命运挣扎着的床边走过，把你们的脸一个一个打量过来时，我觉得你们全是善良、忍耐、果敢的人，都值得人家爱。
你，勒皮克，有温暖的家庭等着的，你这头发灰灰的排长，不就值得人家爱吗？有一天，替你裹扎腋下的大伤口，我们围拢来给你换上干净衣衫，好好的铺一铺床。你这单纯而好心的人忽然哭了，我们问你为什么，你竟找到那么一句了不得的话：
“我给了你们多少麻烦。”
至于鲁罢，我们是不希望他开口的了：弹片打烂了他的脸，只剩下一大片奇丑的伤口，一只变了部位的歪斜的眼睛，其貌不扬的乡下人的额角。可是有一天，我们对他说了几句友好的话，鲁罢想表示他的喜悦，对我们微笑了一下。啊！谁也忘记不了他的没有面孔的微笑，那只能是灵魂的微笑。
二十岁的小伙子弗雷西奈，常常昏迷，清醒的时候他自己都想起来，便对可能被他扰乱的人道歉。终于临到了他永久安息的时间。那一天，正好有一个全身披挂的人物，前呼后拥的来视察。他在每张床前站住，用傲慢的口气开讲几句，教伤兵明白，受到这几句训话便是莫大的荣誉。他在弗雷西奈床前停下，开始演讲。因为他是要人，做事又讲究条理，所以只管把要讲的话一口气讲完，全没理会旁人再三的对他示意。讲完了，他却盘问他的随从道：
“有什么事报告？”
“报告XX，就是……就是……这个伤兵己经死了。”
但弗雷西奈是那么谦卑，那么胆怯，连他尸首的姿态都显得恭恭敬敬，诚惶诚恐。
我认得多希也是在这里。
可怜的多希送到时，箍破了脑袋，才从火烧的急救站上抢救出来。我看着他的手东摸西摸，把藏着他全部家私的一只破袋倒翻了。
“唉，唉，”他说，“当真丢了……”
“你找什么啊？”我问。
“找我两个小娃娃和我女人的相片。糟糕，给人家弄丢了。真要想死我呢……”
我帮着他找的时候，发觉多希的眼睛已经瞎了。
可怜的多希！他认得我的声音，久远向我堆着微笑。他吃饭时的笨拙，显出他还没习惯残废。但他决意要自己张罗，心平气和的对我们说：
“瞧！我总尽我的力：我在盘子里掏，掏到我觉得精光为止。”
还有那半夜里送到的两腿粉碎的人，我也忘不了他的名字，他只喃喃的说：“死得好苦呀！好罢，好罢！我不怕。”
还有那天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呢？他提到被手榴弹炸坏的脚的时候，嘱咐我们说：
“小心点儿，你们，我还没结婚哩！”
但是加曼尔，加曼尔，谁认得他就不会忘记的。他求生的欲望比谁都强，耐苦与隐忍比谁都更显出人的尊严。他眼中闪露着内在的生命，没有一刻不否定他所受的致命伤。在某次空袭的晚上，是他，用着威严的垂死者的声音，吆喝病房里的伙伴，教他们安静：
“喂！喂！咱们都是男子汉，是不是？”
灵魂的威力，使这样的嘴里吐出来的几句简单的话，恢复了秩序，镇定了人心。
一个不知当什么差使的肥胖的军佐，有一天高高兴兴的，深信不疑的对加曼尔说：
“你好象伤得厉害，好家伙！但是你知道，咱个教他们受的什么伤哇，用咱们的七十五生的！那才是可怕的伤口呢，朋友，可怕呢！”
八十号坡天天有人参观，从亚眠安坐了华丽的汽车来。他们一边谈话，一边走过象什么农业展览会般的大篷帐，他们依照自己的职务、见解、身份，对伤兵们说几句，在手册上作记录，有时也肯和官佐们同桌吃顿饭。其中有外国人，有慈善家，有政客，有喜剧女演员，有百万富翁，有小说家，有新闻记者。凡是喜欢剧烈刺激的来宾，有时也被允许走进“静室”或手术室。
他们回去的时候，倘使天晴，就觉得这一天过得很满意，深信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英勇的战士，一批现代的设备。
可是我不该再提这些话。弗雷西奈，多希，加曼尔，你们的名字在我心头留下了那么神圣的回忆，不容再混入一点儿辛酸。
我们撤退之后，八十号坡不知变成什么模样了。冬天来了，营帐城卷起布幔，收起帐篷，去配备它的新的命运。
梦里，我时常看见那片光秃的高地，巨大的墓园搁浅在雾绡缭绕的农田内，好似海洋深处无数的沉舟留下的一些残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