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元年。是时幽王既为犬戎所杀，丰、镐逼近戎狄不可居，乃东迁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后，王室微弱，号令不行于诸侯，政繇方伯，齐、楚、秦、晋渐大。齐，太公吕望之后。楚之先，黄帝之后，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时，封其子熊绎于楚，姓芈氏。秦，伯益之后，姓嬴氏。周孝王之时，有非子者，善养马，孝王封为附庸诸侯，邑于秦。晋之先唐叔虞，盖武王之子也。成王与唐叔虞戏，剪桐为珪，于是封叔虞于唐，国又号晋。更历春秋之世，此四国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记春秋之始，此时幽王既为犬戎所杀，于是平王以戎势渐盛，丰镐旧都与之逼近，恐被侵暴，不可久居，遂弃而避之，东迁都于洛邑。自都洛邑后，王室日益微弱，天子的号令，不复行于诸侯。天下诸侯不听命于天子，而听命于大国之为方伯者，政令都繇他出。于是齐、楚、秦、晋四国渐渐强大，各雄长一方。齐是太公吕望之后，周初佐武王为尚父，其后到桓公而霸。楚是黄帝之后，周初有鬻熊者，为文王之师，成王时封其子熊绎于楚地，姓芈氏，其后到庄王而霸。秦是虞臣伯益之后，姓嬴氏，周孝王时有非子者，善养马，孝王封之，其国甚小，朝贡之礼不能自通于王，但附大国而行，叫做附庸之国，邑居在秦地，其后至缪公而霸。晋是唐叔虞之后，叔虞为武王子，成王弟。成王戏剪桐叶为珪以与叔虞，史佚遂请封之于唐尧所都地方，以其南有晋水，国又号为晋，其后到文公而霸。这四国更历春秋之世，二百四十二年间互相征伐，周天子不能制焉。夫平王避犬戎之难，周室东迁，而王纲不振如此。正如人家偶被小人侵侮，不能发愤自立，便抛弃了祖宗数百年的家业，避居别处。所以气势日益消索，就是自家平日管下的人，也不听命，其强悍者，各自专擅，主人无奈他何。春秋之势，何以异此。是以有国家者，当以修德为本，揽权为要，不可一失其操柄，徒苟且目前，以至陵夷而莫之救也。
原文
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也。鲁公，周公伯禽之后。天子微弱，赏罚不行。孔子修鲁史《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盖寓褒贬于赏罚，以正一王之法。在位五十一年崩。平王崩，子之子林立。
直解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古者列国都有史书，以记事记言，其名各不相同。而鲁国之史名为“春秋”。周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之元年也。鲁公，是周公与伯禽之后也。此时周已东迁，天子微弱，赏罚之权，不行于诸侯，臣子陵君父，夷狄侵中国而王法渐废矣。孔子见得周道之衰，实自此始。而鲁隐公为周公之后，不能继其先世之功，以匡复王室，心甚伤之。于是因鲁国原有史书，名叫“春秋”，孔子就取而笔削之，修成一书，特起于鲁隐公元年。书中所载事迹，虽因鲁史的旧文，而书法之间，则往往自创新意，以褒贬寓赏罚。有功的，天子不能赏，孔子则用一字褒他，以寓赏功之意，如大夫而贤，则书其字之类是也。有罪的，天子不能罚，孔子则用一字贬他，以寓罚罪之意。如诸侯而恶，则书其名之类是也。使一王之法，虽不正于朝廷之上，而犹正于史册之间，乱臣贼子虽能逃当时之典刑，而不能逃后世之公论，盖圣人拨乱反正之微权也。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谓此也。然有天下者，不能自操其赏罚，以致无位之圣人，为之寄赏罚于史书，亦可慨矣。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太子先卒，太子之子名林继立，是为桓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