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劝高祖起义晋阳，削平群盗，代隋而有天下。初封为秦王，后高祖以其功大，遂立为太子，因传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
原文
贞观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繇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直解
此时高祖自称太上皇，传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号为贞观。贞观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乐工承应，奏《秦王破阵之乐》。太宗与群臣说道：“朕往时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专征伐，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强敌，故民间有秦王破阵的歌曲。今因而润色，以为乐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舞，虽发扬蹈厉，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实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业繇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制为乐舞，庶使后世观者，知朕创业之艰难也。”那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说：“陛下以神武定海内，削平祸乱，弘济苍生，区区文德，岂足比拟。”太宗面折他说：“天下方乱，戡定固须用武，王业既成，持守尤当用文，文武两件，不可偏废，而时变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随其时耳，非有轻重于其间也。卿乃谓文不及武，岂天下独可以武治乎！这话差矣。”于是封德彝自知失言，叩头谢罪。自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如天道阴阳一般，春夏虽阳气用事，然未尝无阴，秋冬虽阴气用事，然未尝无阳，二者相济而后不偏。故陆贾对汉高帝说：“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昔成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犹惓惓以克之长虑，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原文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直解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太宗以刑狱至重，掌法贵于得人，乃选择群臣之中，见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为法司，遂擢用他为大理寺少卿。此时士人选官者，多诈冒恩荫，滥授爵级，太宗深恶其弊。乃降敕禁革，凡官员诈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论死。未及几时，遂有犯诈冒事觉者，太宗就要拿去杀了。戴胄奏言：“诈冒官爵者，据法止该流徙远方，罪不该死。”太宗怒说：“卿所言者虽是法，但朕已有敕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岂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说：“敕书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盖敕书之颁，出于一时之喜怒，喜则从轻，怒则从重，不可为常；至于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减，怒不可得而加，乃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确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恶选官诈冒者多，激于一时之怒，故要杀之，既而知非正法，复断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时之小忿，而存国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岂可任情而废法，乃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说：“朕所忧者，常恐行法不当，人心不服，卿能执法如此，则轻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复何忧！”戴胄自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当处，前后犯言谏争，言如涌泉，一无所隐，太宗鉴其忠直，所言都允从之。自是法令画一，天下刑狱悉归平允，无有冤枉之民焉。于此可见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挠于人主之威，太宗能虚己受言，而不泥于已成之说，君明臣直，两得之矣。但国法固所当重，而王言亦不可轻，惟详审于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于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则有法以为整齐之具，有敕以寓鼓舞之权，固有交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废之患哉！此议法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予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直解
太宗以致治在得贤，而贤人或伏于下僚，或遗于草野，朝廷不能尽知，乃诏朝臣各举所知，以备简用。尝命右仆射封德彝着他举荐贤才，他只应承了，终无所举。太宗问其故，德彝对说：“臣非不尽心访求，但一时未有奇才可应诏命者耳。”太宗责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岂可苛求责备？且天之生贤，何代无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来致治之主，都赖贤臣，岂是从异代假借来用？也只取于当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识见浅陋，不能知贤，何可尽诬一世之人，以为无贤可举乎！”于是德彝羞愧而退。尝观贤不肖之相引，各以其类，故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盖小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忌其形己之短，是一件；恶其不为己之党，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触忤人主，为己之累，是三件。至于不知而不举，此其罪犹薄也。然则知人之难，又何以责于封德彝哉！可见人主之明尤在辨奸，奸之远而贤者进矣。
原文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直解
太宗因评论弓矢，而有感于治道。一日，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自少喜好弓矢，尝挑选好弓十数，收藏爱惜，自谓材干坚劲，造作精工，无以复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弓匠看了，乃说这十数张弓都不是美材。朕问其故，弓匠对说：‘弓之好歹，全以木心为主，木心正直，则脉理皆直，而发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则根本之地，先已不正，那脉络纹理，都一顺偏邪去了，纵然筋胶缠束，极其坚劲，终是发箭歪邪，难以中的，如何叫做好弓？’朕闻其言，方才觉悟，我向者辨认弓矢徒识其粗，未识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于其邪正好歹，辨识犹未能尽，况于天下这等广阔，民情世务，这等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岂能尽闻，目岂能尽见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员，分为班次，在于中书内省，轮日直宿，时常引至御前，问以治道，凡闾阎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赋役不均，一一问其疾苦，朝廷政事，某件所行者是，某件所行者非，一一问其得失，盖惟恐幽隐细微的去处，识见不到易致过差，故虚心博访如此。夫工人所论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于治道，于此见至理可触类而旁通，人君当随事以致察。故周武王因刀剑而作省躬之铭，齐桓公因斫轮而得读书之喻，皆善观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识弓未尽，悟义理之无穷，而不能因木心不直之言，悟讽谏之有在，则信乎听言察理之难矣。
原文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灼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美，朕不取也。”
直解
太宗时有一人上书，请斥去朝臣之邪佞者，太宗问说：“今朝臣邪佞的是谁？”其人对说：“臣伏在草泽，岂能明知朝臣中那个是邪佞，只在陛下自察。愿陛下与群臣谈论间，或假做恼怒，试看众人如何。那执守理法，不屈意以狥上之怒的，便是直臣，若畏雷霆之威，不敢执奏，而阿顺旨意的，便是佞臣，这辨之也不难。”太宗说道：“譬之流水，君是源头，臣是流派，水之清浊，都在源头出处，若本源浑浊，乃要末流清澈，不可得矣。今阳怒以试群臣，是君自为诈也，又何以责臣下，使去诈佞而为正直乎！朕方要推赤心置人腹中，以至诚治天下，彼此都无猜疑才好。尝见前代帝王，如魏武帝之流，好用权谋诡诈、小小术数接遇臣下的，以为此非王道，常窃羞耻而不为。今你这试佞的计策，虽是巧妙，朕却自有个荡荡平平的道理，不依此行也。”按太宗此言，深得为君之大体。夫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视不下于带，黈纩塞耳而听不属于垣，凡以养诚心而存大体也。不然，则耳目所及，其能几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遗于权数之外者矣。太宗至诚一语，实万世御臣之法。
原文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直解
修字，解作长字。太宗尝与侍臣评论前代兴亡之繇，说道：“周家享国八百余年，秦传至二世而亡，运祚长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师萧瑀答说：“国运之修短，系于人心之得失。周之时，商纣无道，毒痡四海，武王吊民伐罪，为天下除害，故人心归之。秦之时，周命未改，六国相安，本无可灭之罪，始皇恃其强暴，因而殄灭宗周，吞并六国，大失人心。其得天下虽同，安人心则异，所以周享国之长，而秦享国之短也。”太宗说：“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与秦虽同以征伐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后，却能增修仁义，而德泽有加；秦得天下之后，乃益崇尚诈力，而残刻愈甚。是其得天下虽同，其守天下则异，所以运有修短不同，实繇于此。盖守天下与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时当戡定祸乱，容可兼用智力，稍违事理，及得天下而守之时当整饬太平，则宜纯用仁义。于道理不可不顺，周逆取而顺守之，故其享国也长；秦既以逆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国之长，岂可得乎？”萧瑀闻言大服，顿首称谢，自谓识见不能到此也。按周秦修短之论，萧瑀固为失之，太宗亦未为得也。盖周武顺天应人，固不可谓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岂能以顺守之？二说胥失之矣！窃谓周之立国，谟烈之贻，所以佑启者远，世德之求，所以继述者善，四友十乱之臣，所以辅佐者良是以祖孙一德，臣主一心，享国久长，有繇然也。秦尚法律而弃诗书，疏扶苏而宠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恶相济如此，岂能久乎？论周、秦者，宜于此合而观之始得。
原文
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侍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说，赐绢五百匹。
直解
良臣，是能称其职，不负委任的。忠臣，是能尽其心，不避诛戮的。魏徵既谏太宗以君臣之间，宜尽诚相与，不当存形迹，太宗悔悟，于是魏徵再拜说道：“臣幸得奉事陛下，遭遇圣明，愿只使臣做个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问说：“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别？”魏徵对说：“这两样臣都好，只是遭遇不同，却关系人主的明暗、国家的治乱。如唐虞之时，稷契、皋陶，遇尧、舜圣明，君臣同心，可否相济，臣安守职业，君坐致治平，四海推戴，万世传颂，共享尊荣之福，这便叫做良臣。夏、商之时，龙逄、比干，遇桀、纣昏暴，不忍坐视，欲行匡正，当面辩折，当廷谏诤，以致忤旨触怒，身受诛戮之惨，而无救于国之败亡，这便叫做忠臣。良臣上下俱受其福，忠臣上下俱受其祸，所以但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也。”于是太宗喜悦，赐绢五百匹以褒宠之。观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盖以意主于警动人君，使省身克己，立于无过之地，虚己受人，不违廷诤之言，则人臣无忠义之名，国家亦何至有危亡之祸乎？若人臣之义，事不避难，为忠为良，随所遇而安之，又何择焉！然观稷契、皋陶，身勤其职，而利在国家，名归主上，龙逄、比干，无补于国之亡，益显其君之过，而身享其名，则知为良臣者，乃其本心，而为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岂可以忠、良过于分别，议魏徵之言哉！
原文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直解
太宗为人，神采英毅可畏，群臣有事入奏，望见他颜色者，都恐怖仓皇，举止失措。太宗晓的如此，后来每见人奏事，必霁威严，降辞色，屈意假借，以开导引诱，求闻规谏之言，其务尽下情如此。尝与公卿大臣说道：“人之面貌不能自见，必资明镜，乃见其形；君之过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过。设使为君者，自矜才智，不纳忠言，为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顺旨，将见主骄国乱，为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国，为臣者岂能独保其身家！就以隋家观之，如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炀帝恶闻直言，曲意奉承，极其卑谄，只图谀悦取容，保全富贵，及宇文化及作乱，炀帝被弑，世基等一并就诛，此时身且不保，富贵安在？公等在今日莫说朝廷清明，可以相安无事，宜以隋之君臣为鉴，凡朕所行的政事，某件停当，某件差错，务要一一尽言，无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过，在公等得尽其忠，君臣始相保，岂不美哉！”夫人臣莫不愿忠，而言每难于自尽者，惟恐犯颜色、触忌讳而已。今既假之以辞色，而导之使谏，又申之以鉴戒，而劝之使忠，则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怀持禄之念，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若太宗者，真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矣。
原文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财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繇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以节俭倡率群下的事。太宗尝对公卿大臣说道：“昔日大禹为司空时，用许多人力，凿山通道，以疏治洪水，劳民亦甚矣，然而民皆欢忻趋事，无有毁谤怨讟者，盖知禹不是为自己的事，诚以那时洪水滔天，必须疏凿然后民得安居粒食，要与百姓每同其利，故人都知道劳我乃是利我，所以虽劳而不怨也。秦始皇营造阿房等宫，其用民力，也不过是凿山治水这等劳苦，然而民皆怨愤离叛者，盖秦皇不是为百姓，只为自己要广大宫室，乃至竭民财力，不恤天下之困穷，以侈一人之居处，所以民不堪命而怨叛也。夫宫室、衣服，件件要靡丽珍奇，人情谁不愿欲？但一人之身，居处用度，所需几何，但取适体便了。若纵其情欲而不知止极，为琼宫瑶台，则必为锦衣玉衣。为锦衣玉食，则必极声色玩好。内荡其心志，外竭其财力，民心怨叛，而危亡立至矣，此秦之往事可鉴者也。朕尝欲营造一殿，估计财用，都已完备，便可兴工，因鉴于秦事，不欲启此祸端，即时停止。凡尔王侯公卿以下，各宜体悉朕这防患的意思，务要屏绝靡丽，斥远珍奇，以赞成节俭之治，不可相与骄奢而自纵也。”太宗谕公卿如此，自是以后，君臣上下，悉事俭约，二十年间，海内风俗尽变而为素朴。所穿衣服，惟用布帛，绝无锦绣，民知樽节，物力自然有余，那官府帑藏，与民间私蓄，公私所在，无有不丰富给足者，此节俭倡率之效也。昔汉文帝惜十家之产，基址既成，而一台不筑，今太宗亦鉴秦人之敝，财用既具，而一殿不营，盖樽节于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时之欲者甚微，而培养数百年之根本者甚著，愿治之主，宜知所务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直解
西域，即今西番地方。受赇，是贪赃的官吏。太宗一日问于侍臣说道：“吾闻西域国中有贩宝的胡人，得了宝珠，恐怕收藏不密，乃剖开自己的身子，将珠藏在里面，有此事乎？”侍臣答说：“诚有此传闻之言。”太宗说：“今人闻说此事，无不笑其愚者，说他止知爱珠而不知爱惜性命也。以我看来，世之为官吏者，因接受赃私，而触犯刑法，为帝王者，因纵恣奢欲，而丧亡国家，其见小利而不顾大害，比之贾胡剖身藏珠，岂不同一可笑乎！”谏议大夫魏徵答说：“陛下此言，比方最为切当。臣闻昔者鲁哀公曾与孔子说道：‘人有性好遗忘者，一日搬家，将他妻撇下了，也不记得，其好忘一至于此。’孔子答说：‘这还未甚，更有甚于此者，如桀、纣之荒淫暴虐，至于丧身而不悟，是将自家的身子也忘记了。’则那徙宅忘妻者，又何足怪乎！桀、纣之忘身，甚于徙宅忘妻，正如陛下所言帝王徇奢欲而亡国，无异于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纳其言说：“公所言者良是，朕与公等同有国家之责，当时常照管此身，尽心竭力，交相辅导，务期保身保国，庶免为后人所讥笑焉！”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爱其身者，虽至狂惑，未有忘其身者。惟此心一为奢欲所诱，使人贪冒而无忌，流荡而失归，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妻不足以比其惑也。惟夫明主研几于未动，窒欲于未萌，远伐性之斧斤，防迷心之鸩毒，是以常敬畏，则常保爱，常警惕，则常不忘，身享尊荣之体，国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原文
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太宗以诚信待夷狄的意思。此是北虏突厥衰乱，十五部皆叛，又值饥荒，鸿胪卿郑元出使突厥回返，对太宗说道：“戎狄之俗，不食五谷，专恃羊马为生，故其兴衰，只看那羊马如何。羊马蕃盛，是他兴的时候；羊马消耗，是他衰的时候。今见突厥国中，人民饥馁，羊马瘦损，这正是他衰弱将亡的证验，算来不过三年，必为我擒。”太宗道他说的是。朝中群臣，因此多劝太宗趁这时候，出兵击破突厥。太宗说：“王者之待夷狄，当以至诚，不可见小利而失大信。今我初与突厥盟誓，不相攻击，他既不来犯我，乃无故兴兵，背了盟约，便是不信；他国中人饥畜瘦，这是天灾，所当悯恤，今乃幸其如此，遂因以为利，便是不仁；他有将亡之兆，这等危急，我乃乘其危而击之，纵能取胜，不过欺他衰弱，非我兵力能制其死命也，便是不武。今莫以他羊马一时稍损，便谓可击，就使种类部落都已离叛，羊马等畜，无复存留，朕终不出兵击他。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今突厥不曾犯边，有何罪恶可指为名，必待其背盟侵犯，自取灭亡，然后兴师以讨其罪，岂不名正言顺，堂堂乎为帝王之义举哉！”太宗此言，深得中国之大体，使外夷闻之，亦当心服，边将知之，不敢邀功，此所以终能雪耻除凶，致颉利之请朝，而贻边境无穷之利也。
原文
二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直解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道：“自古帝王有明哲者，有昏暗者，却是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说：“君德之昏明，系于下情之通塞。明君公耳目于天下，而兼听众人之言，所以闻见广博，而日进于聪明；昏君寄耳目于嬖幸，而偏信一人之言，所以聪明壅蔽，而遂流于昏暗。昔者帝尧虚怀访治，下问小民，故当时恃险不服，如有苗那样的叛国，随即上闻，而不能逃征讨之师；舜明四方之目，达四方之聪，故当时蠹国害民，如共工、鲧、兜那样的凶人，随即败露，而不能免放殛之罪。这是兼听则明的证验。秦二世偏信赵高，群臣莫敢言事，遂成望夷宫弑逆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纳了东魏叛臣侯景，自取台城饥死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为盗贼不足忧，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于彭城西阁之下。这是偏信则暗的证验。以此观之，人君之患，全在偏听，若能兼听群言，广纳众善，则耳目众多，那嬖倖之臣，不得专权擅宠，以壅蔽人主之聪明，而凡民情休戚，国事安危，件件得以上闻矣。”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体，遂称美而嘉纳之。大抵君德固以兼听为明，而兼听尤以虚心为本。所谓虚者，高明广大，无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虚然，乃所谓虚也。间之以嗜欲则非虚，参之以意见则非虚。人君平日，必须讲学穷理，诚意正心，以预养其静虚之体，然后本源澄澈，而视听不淆。不然，中无受善之地，而外饰兼听之名，虽发言盈庭，何益于治哉！此明主所当留意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君臣相警戒的说话。太宗一日对侍从等官说：“常人只说为天子的，以一人居天下之上，极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繇，无所畏惧忌惮。朕的意思却不是这等，盖天子上奉皇天，下临群臣，顶戴的便是皇天，无一处不鉴临，我何敢不畏惧！环列的便是群臣，无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惮！每思君德或未尽修，庶政或未尽举，上莫逃于鉴观，下莫掩于瞻视，兢兢业业，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众人之望，获罪于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尝无所畏惮也。”魏徵对说：“人君为治，最患恃其尊贵，上不畏天之谴责，下不惮人之非议，以致骄奢纵逸无所不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惮群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诚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常存兢兢业业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后时，亦如今日，则天常眷佑，人常爱戴，这等才好。毋使倦心一萌，渐不克终，以负今日之言也。”按太宗这段说话，与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谟相同，不独寻常人主，当置于座右，盖自古聪明圣哲之君，益多儆惧忧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业愈广，其意愈谦，其时虽无虞，其自视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长治久安，而万世称隆也。若桀纣狂愚，谓人莫己若，谓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纵于民上，自取灭亡，为后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颉利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直解
此时突厥颉利可汗以部落多叛，要内附中国，乃上表请求入朝。太宗与侍臣说道：“向日突厥强盛的时节，他部下挽弓骑射之卒，约有一百万人，凭恃其众，欺陵我中国，意得志满，因此骄纵，残害十五部落，大失众心。今自求归附，非其众叛亲离，力困势穷，安肯降顺如此。朕闻此事，又且欢喜，又且警惧。所以欢喜为何？盖边境不安，全是此虏为害，今突厥衰弱，不来侵犯，则边境小民，得以安宁矣，岂不可喜！所以警惧为何？盖突厥失民，繇于骄恣无道所致，朕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国势衰微，也将与突厥今日一般，岂不甚为可惧乎！卿等宜体朕此意，凡朕有识见不周，举动不一的去处，须要苦言极谏，以助朕之不及，不可缄默自全，陷朕于失道之地也。”大抵人主抚有天下，莫不喜盛强而惧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于盛强之日，故人能惧祸于已然，而不能惧祸于未然也。唯圣王忧深而虑远，早见而豫图，当盛即忧其衰，处强即虑其弱，是以兢业常存，而盛强可常保也。《易经》有示危者，保其安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太宗因突厥入朝而惧，其意实本于此。
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作唐雅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繇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直解
《伴侣曲》、《玉树后庭花》，都是乐曲名。初，唐高祖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定乐律，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为有唐一代之正乐，叫做雅乐，至是奏之。太宗因与群臣议论说：“自古圣人治定制礼，功成作乐，不过托之仪文器数，以制人之情，宣人之和，设行教化而已，若论政治之隆盛衰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说：“近代齐后主将亡，作《伴侣曲》，陈后主将亡，作《玉树后庭花》，这两般歌曲，其声音凄切，正所谓亡国之声哀以思，那时行路的人听得，也都悲哀流涕，可见乐音有邪正，而人心之哀乐随之，如何说治之隆替不繇于此？”太宗说：“你这话不是。盖乐的声音能感动人，故喜乐的人听得便喜，悲忧的人听得便悲，这悲与喜乃在人心，不在于乐。你说齐、陈二曲，能使行路悲泣，盖以国之将亡，其政暴乱，那百姓每愁苦无聊，心里先自悲切，所以一闻乐声便不觉悲痛耳。如今这两般歌曲都在，朕试取来奏与你每听，看你每悲也不悲？可见哀乐只在人心，不繇于乐也。”尚书右丞魏徵进说：“古人有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是说礼乐自有个本原，那玉帛、钟鼓，乃仪文器数之末，未可便叫做礼乐，可见乐只在人心和乐，不在声音，诚如圣谕。”这太宗、魏徵之言，诚为探本之论。自古说：“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又云：“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应之，此乐之所繇起也。”向使宽政缓刑，轻徭薄赋，四海之内，欢欣鼓舞而颂声作，天下之乐，莫大于此。不然，则虽日奏以咸英韶頀，亦何补于治哉！世儒不达，而拘拘于累黍尺度之间，以求所谓十二律者，陋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赦宥的事。喑哑是忿气不得伸说。稂莠，是害苗的草。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赦宥罪过，固是朝廷旷荡之恩，但刑法之设，本为禁治小人，保安君子，若颁放诏赦，则为恶者得以脱网，良善者不免受害，此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纵有时而赦，亦只可偶一行之，设使一年之间，两次放赦，则小人得志横行，而良善之人，吞声忍气，就如喑哑的一般，有屈而不得伸矣。岂非君子之人不幸乎？盖君子之有小人，就如嘉谷之有稂莠，治田者必锄去稂莠，那田苗才得茂盛，若留着稂莠，则草盛苗荒，反为嘉谷之害矣。治百姓者，必须除去奸恶，那良民始得安生，若释放有罪，则强欺弱，众暴寡，反为良民之贼矣。所以朕自即位初年大赦之后，至今以来，不欲频数放赦，正恐小人恃有此恩典，以为脱罪之地，遂恣行暴横，轻犯刑章，则赦宥愈频，犯法者愈众，不但君子以为不幸，便是那为恶的，也无所惩创改悔，亦非小人之福也，朕所以不欲数赦者为此。”按《舜典》有云：“眚灾肆赦。”盖言人有过误不幸而犯罪者，则放赦之，其余不概赦也。后世大赦之令，不问罪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赦除，甚至著以为令，国有大庆则赦，行大礼则赦，失议赦之本意矣。却不知恩可以矜愚民，不可以惠奸宄，令可以权一时，不可以为常制。执此以议赦，则法既不弛，恩又不滥，自然刑清而民服矣，何至以赦为禁哉！
原文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直解
两株树其干与枝连合为一，叫做连理木。太宗说：“近见群臣屡上表章，称贺祥瑞，盖见一希有之物，遂以为治世之征也。然治莫如尧舜，乱莫如桀纣。若为君者能寡欲省费，使天下百姓每饱暖安乐，就是那时无一件祥瑞，也不妨为尧舜；若纵欲广费，使天下百姓每忧愁怨恨，就是那时遍天下尽皆祥瑞，也不免为桀纣。且如后魏之世，处处都产连理的木与白色的雉鸡，瑞物极多，当时吏人只把连理木当柴焚烧，烹煮那白雉而食之，其瑞物之多如此。然此时窃据分争，生民涂炭，岂是至治之世？可见世之治乱，不系于祥瑞之有无，则今日纵有祥瑞，何必称贺？”史臣因记那时曾有白鹊结构窝巢在寝殿上，其巢两个合而为一，有合欢之形，又两头大，中间小，恰似那乐器中腰鼓的模样，左右侍臣都说道：“世间少有白鹊，又少有合欢之巢，今在寝殿，实为祥瑞，理当称贺。”太宗说：“我尝笑隋炀帝酷好祥瑞，其时卫尉高德儒遂指野鸟为鸾以欺之，君愚臣谄，卒以亡国。夫国之祥瑞，在于得贤。尧、舜得岳牧、元凯，故成唐虞之治；桀、纣有龙逄、比干而不能用，故丧夏商之业。人君得贤才是可贺的事，若一鹊之奇，一巢之异，何关于国而称贺哉！”遂令撒毁其巢，纵放那鹊于野外，以示不尚祥瑞之意。按太宗瑞在得贤一言，可谓超世之见。盖天之生贤不数，君之求贤甚难。得，则政事理，百姓安，而天下治平；不得，则政事隳，百姓困，而天下扰乱。贤才之得不得，关天下之治乱，这才是真正的祥瑞。然非人主有知人之明，则得者未必贤，贤者未必得，譬之指菌为芝，视麟为怪，其失远矣，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边塞乎！”
直解
太宗时，突厥颉利拥兵犯边，朝中群臣，或请修葺古时所筑的长城，发民丁乘守沿边屯堡亭障，以备虏寇。太宗说：“今突厥国中，盛夏降霜，六畜多死，灾异相因。其酋颉利，不务恐惧修省，以德禳灾，乃更为暴虐，日甚一日，又与其亲族突利可汗内相攻伐，此其灭亡近在朝夕，岂能久存？朕方选将厉兵，乘此天亡之时，为你每灭此残虏扫清沙漠之地，使华夷一家永无边患，又何用重劳民力，远修边塞乎！”这是太宗审时度势，自信其兵力足以制之，故其言如此。若论守国御夷之道，则修城垣、乘障塞，乃其先务。故周平狁，城彼朔方，诗人美之；秦筑长城，虽毒民于一时，而使匈奴不敢南向，万世得因以为利。此乃中国之备，不因夷狄之盛衰以为兴废者也，筹边者宜留心焉。
原文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祖尚固辞。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上曰：“然。曏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繇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盛，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
直解
贞观二年十月，太宗以交趾边郡兼领诸蛮州，非文武全才，不能镇抚，遍求其人，得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堪任此职，遂征召他入朝，亲谕他说：“交趾地方，久不得人，须卿往彼镇压抚安之。”祖尚领命，拜谢而出，既而自悔，不欲行，推说有疾去不得。太宗必欲他去，遣廷臣杜如晦等宣谕旨意，祖尚再三左辞，终不肯行。太宗大怒说：“君为臣纲，随其所使，无不从命，才是政体。今我要使一人，而人不听命，后将何以治人！”遂斩卢祖尚于朝堂，以警戒百官，少顷又复追悔，已无及矣。一日，与侍臣论北齐文宣帝是何等人主。魏徵答说：“文宣帝贪酒嗜杀，虽是个狂暴之君，然事有不可，臣下或与他争辩，若自己理屈，便肯听从。如青州长史魏恺改光州不行，以其辩说有理，竟不加罪，这一节也可取。”太宗说：“委的是如此，朕因此自反，往时卢祖尚违命不肯行，虽失人臣之义，然其罪不至死，朕遽杀之，未免太暴，繇此言之，朕似不如文宣矣！”遂命复卢祖尚原官与恩荫，以示悔过之义焉，从魏徵之说也。魏徵的容貌，虽不过与寻常人一般，而有胆气才略，善转回人主的意思，每每触犯颜色，苦心谏诤，或遇太宗怒盛，群臣震恐，魏徵神色不变，举止自若，太宗亦往往为之霁止威严以从之。此虽魏徵回天之力，而从谏弗咈，则太宗之明达，尤常情所难也。然人臣事主，贵于有忠爱之实意，积至诚以感动之，则虽刚暴昏暗之主，亦未有不可以理喻者，况明哲如太宗者乎！尝考魏徵本传，言其忠谏恳至，尝劝太宗力行仁义，以君不及尧舜为耻，则其忠爱之诚，孚于上者久矣。岂徒以其有胆略而已乎？故人君以从谏为圣，事君以勿欺为本。
原文
上曰：“为朕养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直解
都督，是唐时各路总管官名，如今之巡抚都御史。刺史，是唐时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为朕惠养斯民，使之得以安生乐业者，唯在各路都督与各州刺史。这两样官，职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最为紧要，故朕尝记录其姓名于便殿屏风上，坐卧观览，时加察访，得其在官所行的事迹，或善或恶，都各填注于本官名下以备将来，恶者罢黜之，善者升用之，使有所劝戒。至于县令之职，于百姓尤为亲近，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福，不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害，尤不可不慎加简择。”于是命内外五品以上官，各将平日所知，其才力操守堪为县令的，俱列其名，奏闻朝廷，以备选授。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民牧的意思。《书》曰：“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又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天子端居九重之中，爱民虽切，其势不能独治，须要方面守令之官，宣德布化，然后治功可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于选贤养民如此，又定为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受命之日对便殿，赐衣物，所以宠任责成者，可谓至矣。贞观之治岂偶致哉！
原文
三年三月，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直解
仆射，是官名。初唐置尚书省，有尚书令，总理六尚书之事，有左右仆射为之佐，又有左右丞分理其事。其后以太宗曾为尚书令，遂不设此官，但以仆射为省长，即宰相之职也。贞观三年三月，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说道：“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卿等为仆射，事当急其大者，必广询博访，求得真贤，随其才能，授以职任，乃为称职。近闻卿等身亲细务，听受辞讼，至于每日勤劳，应给不暇，安能从容咨访，助朕求贤乎！”于是敕令六部尚书，凡一应琐细事务，俱属左右丞分理，惟军国大事，应当奏闻的，乃关白仆射，听其处分。太宗之意，盖欲使房、杜二人，事简而心专，庶能求贤以图治也。盖百官之职，在于任事，宰相之职，在于任人，故人君择一相，宰相择庶官，而后天下之事可不劳而举。不然，一人之才力有限，天下之事务无穷，虽日劳心焦思，身亲辞讼而遍听之，何益于治哉！太宗可谓知治体矣。
原文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
直解
这一段，是因太宗属任宰相，遂并记房、杜之相业如此。房玄龄之为人，才学兼备，既明达百官庶吏之事，又能以文学济之，蚤夜孜孜，尽心为国，惟恐天下或有一物不得其所。故用法则宽厚而和平，待人又虚心而能恕。闻人有善，便如自己有的一般。不以求备之心取人，而苛责其所不能；不以一己之长拒人，而沮绝其所可用。每与杜如晦引拔士类，使人之同升，其心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至于台阁中政事规模，亦皆二人相与裁定，以为一代之章程焉。是时太宗每与玄龄谋议政事，必说道：“所谋虽善，然非如晦，不能断决。”及如晦到来，相与裁议，又竟用玄龄所谋之策。盖玄龄性资明敏，善于图谋，如晦性资刚果，善于断决故也。二人谋断，彼此相资，契合无间，同心协力，以徇国家，故能举贤任能，弼成贞观之治。唐时称贤相者，必推重于房、杜焉。古语说：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盖以身事君者，所及有限，以人事君者，所及无穷。今观房、杜之所为，庶几乎休休之臣，是以保我子孙黎民者矣。然非太宗亲信之笃，委任之专，何以得行其志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亲细务为能，而惟以求贤为先。房、杜为相，不以同心徇国为足，而尤以进贤为务。此万世为君、为相者之所当法也。
原文
四月，上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繇是鲜有败事。
直解
中书省、门下省都是唐时宰相衙门。舍人，是中书省属官。侍郎，是中书省佐贰官。令，是中书省长官。给事中，是门下省属官。黄门侍郎，是门下省佐贰官。贞观三年四月，太宗御太极殿，谕侍臣说道：“国家建立宰相，设中书省，掌佐天子执大政，凡制册诏敕，皆属其宣署申复。设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凡国家之务，皆与中书参总。此两省乃机务紧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处，都该辩论执奏方为称职。近来两省官，惟见阿旨顺从，不闻一言违异，夫宰相若但奉行诏敕文书而已，则凡人谁不能做，何必选择贤才而任之乎！”于是中书令房玄龄等皆顿首谢罪。两省相传故事，凡遇军国大事，有关系难裁决的，则中书省先令舍人各执所见以判断之，因各佥署其名于所断之后，谓之五花判事，盖以其言之者非一人，参错而不齐也。众舍人判讫，中书侍郎至中书令都省览审察一过，酌其是非以为取舍，犹恐中间还有差失，仍行于门下省，令给事中至黄门侍郎，次第参详驳正，然后施行。这规矩已久废了，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都照旧行，繇是事皆停当，少有差谬者。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委之宰相，宰相参之僚属，不以往复为烦，不以异同为病，然后众思毕集，而庶政惟和。后世庸暗之主，令惟主于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于保位，是以有顺从而无匡弼，讳过失而惮改更，几何而不败天下之事哉！太宗此举，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茌平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直解
茌平，是县名，即今山东东昌府茌平县。太宗时，茌平人马周，有奇才，以贫贱不修细行，为人所轻，乃感激西行，客游于京师，先投见中郎将常何，馆于其家。贞观三年六月，太宗因旱灾，诏令文武百官各上本极言时政的得失，以图修省。常何是个武官，平日未尝学问，不知有何事可说，乃央托马周代笔。马周就替他做个本稿，条陈时政便宜，可以弭灾者凡二十余件，都是当世切务，凿凿可行的。太宗看了这本，疑怪说：“常何怎么会做得这本，必是有人代笔。”乃面问常何，常何从实对说：“这本非臣所能作，乃臣之门客马周替臣具稿耳。”太宗即时宣马周入见，未到间，连差了几起人去催促他，其欲见之急如此。及来到朝见，太宗亲与之谈论，见他应对明敏，甚喜其才，就命他直宿于门下省，以待顾问，不久便除授监察御史之职，差他出去巡行郡县。马周果能激浊扬清，除奸革弊，甚称合上旨。太宗越发喜他，恩眷日厚。以常何能荐马周，为有知人之明，乃赐绢三百匹以赏之。其后竟用马周为宰相，为唐初名臣，其遇合之奇如此。夫贤才之在天下，何代无之，但或阻于疏贱，而无左右之容，或失于跅弛，而乏乡曲之誉，往往困穷湮塞，莫能自见。惟明主旁搜博访，拔之于常格之外。然后可以搜罗遗佚，兴起事功。马周以一布衣，太宗偶览其文，即召见擢用，首置禁近，旋参机密，虽古之求贤于版筑、取士于屠钓者，亦何以远过哉！此所以能得天下之才，而成贞观之治也欤。
原文
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直解
突利可汗，是北虏突厥酋长。太上皇，是太宗之父高祖。单于，即是可汗。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慕太宗威德，举国内附，亲入京师朝见。太宗因谕侍臣说道：“先年太上皇以隋政暴虐，百姓困苦，起兵救之。那时突厥强盛，欲借他兵马以为助，不得已卑词厚礼，至为之称臣，其屈辱如此，朕常以是痛心。岂知今日我中国强盛，外夷震服，突厥君长，稽首来朝，前日称臣之耻，庶几可以洗雪矣。”
原文
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直解
靺鞨，是北狄一种，其地与突厥相邻，至是遣人到唐朝，贡献方物。太宗与群臣说道：“靺鞨地方隔远，不通中国，今乃远来朝贡者，盖突厥在四夷中，最为强盛，今已臣服，故靺鞨亦知朝廷威德，从而顺化也。昔人严尤，曾说御戎无上策，盖以夷狄非我族类，叛服不常，攻之则劳费无已，置之则时来侵犯，所以说自周、秦、汉以来，未有得上策者。若我今日，未尝劳民伤财，勤兵于远，惟务修政立事，治安中国，而四夷闻风慕义，自然相继来庭，然则专修内治，岂非御戎之上策乎！”大抵制服夷狄之道，惟在先安中国，譬如人之一身，元气充实则四肢之病自不能入也。若乃穷兵黩武，快心无用之地，斯之谓无策者矣。然推其本原，又在人主之一心。伯益所谓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内修外攘之大本也。
原文
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直解
贞观四年三月，太宗既破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可汗，是虏王名号，称天可汗者，所以尊太宗也。太宗笑说：“我已做了大唐天子，统御万方，乃又下行可汗之事，为夷狄君长乎！”太宗此言，虽若不屑其请，而实有矜夸自许之意，于是群臣及四夷酋长同呼万岁称贺。自后以诏书颁赐西番北虏的酋长，都加称天可汗之号，以从其请焉。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之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为戎马之场，皆太宗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
原文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上御顺天楼，盛张文物引见，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直解
此时突厥的部落，有两个酋长，一个是突利可汗，先已归顺唐朝，一个是颉利可汗，这一种最为强盛，不服中国。太宗命大将李靖往征之，遂擒获颉利，送至长安。太宗御顺天门楼，盛陈威仪文物，引见颉利，赦了他的罪，待以不死，命馆待他在太仆官署中，厚供廪给食用。太上皇高祖闻之擒了颉利，心中甚喜，叹息说道：“昔汉高祖一代英雄之主，被那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城中，七日方解，其后毕竟不能报复。今吾儿乃能大奋兵威，将突厥擒灭，是汉高祖所不及也。吾以天下付托与他，可谓得人矣，又何忧哉！”于是召太宗及公卿贵臣十余人，并宗室诸王、皇妃、公主，在凌烟阁上，置酒大宴，以庆成功。饮至半醉，上皇自弹琵琶，太宗离席起舞，公卿大臣都以次起来，称觞上寿。君臣欢饮，至夜方罢。盖突厥在唐初时，极其桀骜，高祖借其兵力，奉之以卑辞，太宗患其凭陵，申之以盟誓，其强如此。一旦命将出师，扫平朔漠，擒其酋长，献至阙廷，是诚不世之奇功也。父子君臣，交相庆幸，宜矣！然昔人有言，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则治定功成，正人主忧勤之日。他日虏酋请朝，太宗自谓且喜且惧，盖亦有得于警戒无虞之旨，岂徒以成功为幸哉！
原文
六月，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魏徵闻之，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哉！”
直解
洛阳宫是隋时旧宫。兵戈之后，百姓犹带伤残，故叫做疮痍之人。土中，是天下地土适中的去处。贞观四年六月，太宗命调发徒卒，修治洛阳旧宫，以备他日巡幸。时有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进谏说：“洛阳去京都数百里，圣驾无故必不轻出，今巡幸尚未有日期，乃预先修造此宫，恐非今日要紧的事务。窃见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恶隋氏以奢侈亡国，凡洛阳宫室宏壮侈丽者，都下令拆毁，以垂后人鉴戒。到今曾未有十年之久，乃又重新修理起来，何前日这等恶他，而今日反效其所为也！且今日财用民力，正在困穷，如何比得隋家那样富贵？陛下不思撙节爱养，乃役此疲敝疮痍之民，而踵袭亡隋的弊政，恐怕百姓财力困竭，祸乱将作又甚于炀帝之时矣！”太宗遂问玄素说：“卿说我不如隋炀帝，却比夏桀、商纣二君何如？”玄素对说：“桀、纣也只因不爱百姓，不听忠言，以至于乱，若此工役不肯停息，劳民致怨，亦将与桀、纣同归于乱耳！”太宗闻此言叹说：“我一时思虑不熟，乃至于此，是我之过也。”因回顾宰相房玄龄说：“朕以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入朝进贡的人，道路均平，意欲居之，取民方便，故令营造宫室，以备巡幸。今闻玄素的言语，诚为有理，当即为之停罢工役，后日或有事要到洛阳，就在露地暂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帛二百匹，以赏其敢言之忠焉。比时魏徵闻之，叹息说道：“这修造事已有成命了，主上闻张公一言，即为停止，是其论事，实有回天之力，因此省了许多民财，宽了许多民力，天下人谁不受福？真可谓仁人之言哉！”盖魏徵谏主之心，与玄素相同，故不觉其嘉叹而称美之也。夫玄素肯犯颜敢谏，固是忠臣，而太宗能虚己受言，尤见盛德。观其诏令已发，工役已兴，一闻正论，即时停止，且以桀、纣、炀帝比之，不怒其言过直，而复加以厚赏。其纳谏如流，一至于此，则忠言岂有不竭，政令岂有不善者哉！传曰：“兴王赏谏臣。”太宗有焉，其兴也宜矣。
原文
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繇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直解
餐，是熟食。太宗一日问左仆射房玄龄、御史大夫萧瑀说道：“隋文帝是何等的人主？”二臣对说：“文帝日夜勤劳，留心治道，每临朝听政，直到过午方休，群臣自五品以上，有事奏对，都引上赐坐，与他从容议论，临朝既久，侍卫的军士，不得退散，就在殿陛之间，传递熟食以充饥，其勤如此。虽其天性刻薄，固非仁厚，却也是励精图治之君。”太宗辩说：“卿等所言，只得他好处一边，却不知他那不好处。盖文帝为人本自昏昧不明，却乃喜于间察，不明则于人情物理，既不能兼照，喜察则于群臣百姓又多所猜疑，所以事无大小都要自决，不任群臣。殊不知天下至广，一日万机，人君以一人聪明，纵使内劳精神，外苦形体，亦岂能事事合理，无少差错？群臣窥见人主意思，在于自用，也就大家推避，不肯担当，凡事唯取主上裁决，受其成命而行，虽于事理有过差处，都只推说上面的意思要如此，我辈岂敢有违，也只含糊缄默不敢明言谏争。繇是上下日隔，政事日非，至于大坏极敝，而人主不知，此隋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意却不如此，唯选择天下贤才，布列在百官之职，使之各尽所长，图思该干的职业。凡事俱经繇宰相，任其精审熟思，区处停当然后奏闻于上，请命而行。若是臣下之中，有任劳任事，而功绩著闻者，朝廷自有恩赏；有阿意曲法，而罪状昭彰者，朝廷自有刑罚。赏罚既明，谁敢不竭尽心力以修职业。百官既尽其任，则政事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而至于劳心焦思，下代百司之职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不稳便处，都该明白执奏，另请处分，毋得心知不便，却只阿旨曲从，不尽其意之所欲言也。”大率文帝之意，在于自用，故君骄臣谄而政日乱；太宗之意，在于任人，故君逸臣劳而政日成，此二主得失之辨也。然古之帝王，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与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又岂安享无为、而一无所用其心哉！然则居敬以行简，又审治体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直解
《明堂针灸》，是医书，相传是黄帝所著。太宗一日因看此书，见上面说道：“人腹中五脏经络相为连属，其根蒂悬系的去处，都靠在背上。”因想如今有司断囚，有笞背之刑，岂不摇动脏腑，伤人性命，况应笞的人，本是轻罪，若反令致死，尤为可悯。于是诏谕所司，自今以后，一断囚人不许笞背。自太宗此令一行，而笞背之法，至今遂不复用矣。夫笞罪本非重典，似不须人主留心，只缘长民断狱之官，不能仰体德意，往往以严刑峻法，刻剥无辜，故虽鞭朴之刑，亦有极其惨痛者，盖不待丽于大辟，而民命之伤残者众矣。自非人主加意矜怜，而朝廷怀保之仁，何繇而下布乎！太宗节医经一语，而念及有司之笞背，可见刑无大小，皆在其矜恤之中，其仁至矣。厥后一岁断狱，止于二十九人，刑措之风，比隆三代，岂非其不忍人之心所致哉！
原文
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烦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直解
太宗一日宴群臣于丹霄殿，众宰相都在侍宴。太宗与侍中王珪说道：“卿平日识见鉴别精明通达，有知人之哲，且又善于谈论曲中人情，如今房玄龄以下诸臣都在此侍宴，你可将他每众人所长，悉加品题藻鉴，并说你自己的才能，比他众人何如。”王珪对说：“臣观今日执政诸臣，各有所长，类非臣愚所能及者。若孜孜汲汲，一心只在奉公报国，凡有所知者，无不竭尽心力而为之，这等样公忠，臣不及左仆射房玄龄。若才兼文武，出可以将三军、定四方，入可以相天子、理天下，这等的才略，臣不及右仆射李靖。若敷陈章奏，详细明白，出纳命令，的确允当，这等样详慎，臣不如尚书令温彦博。处烦难之事，治匆遽之务，料理有方，事事修举，这等的干才，臣不能及民部尚书戴胄。若以道事君，惟耻其君到不得尧舜的地位，献可替否，以直言谏诤为自己的责任，这等责难陈善，臣不能及尚书右丞魏徵。至于推激那污浊之流，扬显那清白之士，嫉恶如仇雠，好善如不及，欲以振纪纲、正风俗，这等的去处，以臣比之诸臣，亦似微有所长，不敢多让也。”太宗见玉珪评品诸臣，个个停当，深以其言为是。一时同列诸臣，亦心服其言，以为至当精确之论也。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观王珪所论房、魏诸臣，皆极—时妙选，唐之得人，于斯为盛。然诸臣者非隋室遗才，则建成旧党，若非遇太宗英主拔而用之，不过亡虏戮民耳，恶能各尽所长而建不世之功哉！以是知天下不患无才，患不遇主，有太宗之君，则房、魏诸臣，将接踵而至矣。千古称隆贞观政治之美，庶几成康，皆太宗知人善任之效也。
原文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帝谓群臣曰：“此魏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直解
这一段，是叙太宗致治之繇。蚩尤是黄帝时诸侯。九黎，是黎氏九人，颛顼时诸侯。魅，是精怪。关中，即今陕西西安府地方，乃唐时建都之处。五岭，即今两广地方。太宗初即位时，常与在廷诸臣说道：“如今经隋家大乱，方才宁静，天下之人，渐染于旧俗久矣，一旦施之以仁义教化，恐斯民未易以服从也。”那时魏徵对说：“以臣论之，殊为不然。大凡天下太平，那百姓每久处宴安，未遭患难，便都骄惰放佚，不遵礼法。骄佚，则长恶之机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难。若是天下有事之后，那百姓每曾经离乱，出自水火，方且忧愁困苦，日不聊生。愁苦，则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饮食一般，人不甚饥，所食多不适口，若是那饥了的人，但得些饭食，即足以克饥，岂不易为食？人不甚渴，所饮多不适口，若是那渴了的人，但得些水浆，即足以解渴，岂不易为饮？然则大乱之后，教化易兴，亦犹是也。善为治者，正宜乘此有为，岂可反以为难耶！”太宗一闻徵言，深以为是。有封德彝在旁，心中不服，说道：“自三代以来，风气日漓，天下人心，渐以浇薄讹伪，故秦继周以后不以道德化民，而专任法律，汉承秦之弊，不以纯王为治，而参以霸术，本是欲施教化，而势有不能，岂是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耶！可见天下风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一时难仿一时。今魏徵本是书生，拘泥旧闻，不通当世之务，若信其虚谈，欲任教化，必至粉饰弥文，坏了国家实政，不可从也。”魏徵驳他说道：“治有隆污，人无今古，就是五帝三王，也只是这些百姓，不曾把世上人民都换过一番，方才施化。只是他行帝道以化民，即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民，即成王者之功。只看他所行何如耳。试以其事言之，昔神农氏之衰，蚩尤强暴，黄帝举兵征之；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举兵诛之；夏桀无道，成汤放之于南巢；殷纣不君，武王伐之于牧野。此四君者，皆能移风易俗，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而施以教化耶！若如德彝之言，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三代之时，已自不如五帝，秦汉以后，又当远谢三王，至于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都该变成鬼魅，无复人形矣，人主岂得而治之耶！即今日之人心，未必不如古，则古人之教化，未尝不可行也。德彝之言，不亦过乎！”大率德彝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欲行仁义，太宗折其可否，竟从魏徵之言。于是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与民更始，行之数岁，果能身致太平。史臣因追叙说，比先贞观元年，天下初定，京畿地方，五谷不登，民遭饥饿，米价踊贵，一匹绢才买得一斗米。贞观二年，各处都有蝗虫为灾。贞观三年，又遇大水淹没，连岁饥荒，生民困苦。只因太宗以德化为治，日夜忧勤，加意安抚，百姓每虽东西趁食，展转流离，然感太宗抚恤之仁，无有嗟怨之意，都安分求生，以待丰岁。至是贞观四年，岁时和调，五谷成熟，天下大稔，那先年流移的百姓，都还归乡里，米价之贱，每一斗只值三四文钱，其丰收如此。繇是衣食既足，礼义自兴，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内，通计天下问死罪者，止有二十九人。地方之广，东至于海滨，南及于五岭，处处生民乐业，盗贼不兴，人家门户，夜间都不关闭，就是行路的人，也不必自赍粮食，随处充足，可以取给于道路焉。于是太宗自喜，与群臣说道：“昔魏徵尝劝我躬行仁义以化天下，封德彝却以为非；今民皆乐业安生，礼教成俗，是行仁义有实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见这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夫唐太宗一行仁义，其效遂足以安民生、兴教化，贞观之治固非偶然者矣。但不本于正心修身之学，而徒求之于政理，是以不能如五帝三王之盛也，图治者可不求其本哉！
原文
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力岂独在朕乎！”
直解
这一段，记太宗称赏魏徵的说话。太宗既听魏徵之言，力行仁义而有效矣。一日谓大臣长孙无忌说道：“贞观初年，天下甫定，朕方虚心听纳，以图治理，群臣上疏的，都只说生杀予夺是人主的威权，这威权须繇自己主张运用，不可听信臣下，委之于人，使得干预。又说今中国已定，威武既张，宜乘此时益加震耀，选将出兵，征讨四夷，使之畏服。群臣都要我以威严为治，独有魏徵劝我说：‘戡乱用武，致治用文，如今百姓每方脱干戈，未沾德化，须是偃息了这武事，修起那文德，以仁义教化，惠养斯民，使中国安生乐业，既已治平，则四夷向风慕义，自然归服，何用震之以威武邪！’朕听从其言，不数年间，天下大治。突厥破灭，颉利成擒，胡越一家，更无疑贰。其酋长都心悦诚服，各带刀剑，日侍左右，为我宿卫，亲近不疑；其部落种类，都变夷为华，沿袭衣冠，一如中国。果然应前日所言，这是魏徵劝我偃武修文之功也。”魏徵以太宗归功于己，不敢承当，乃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安静，都是陛下神威圣德所致，微臣何功之有！”太宗说：“天下事须是君臣各任其责。臣能自效，不能必君之信任；君能任臣，不能必臣之称职。今朕固能听从公言，信任不疑；至于耻君不若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则公之能称所任也。然则今日所以致此，岂朕一人之力乎！所赖于公者，亦不少矣。”夫图治之初，君臣各致其力，治成之后，君臣各让其功，虽唐虞之气象，何以如此。然群臣所言，虽未必尽可挣，至谓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在太宗时，固不待言，若继体守成之君，则药石也。
原文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直解
阅，是看验。房玄龄奏说：“臣看验府库中，见所收藏的盔甲兵器，件件都好，远过于隋时所藏的。”太宗说：“坚甲利兵，乃是武备，虽在治世，实不可缺。然人君为治，不专恃此。如隋炀帝时，府库甲兵，岂是缺乏，只因他暴虐无道，朝无良臣，阿谀苟容，不恤百姓，终至于亡失天下，虽有甲兵，何益于用？可见国家所恃，不在甲兵，只在有贤臣耳！若你每诸臣，为朕辅佐，都肯替国家尽力，兴利除害，使百姓治安，则内治修举，外患自除，这就是朕的甲兵了，岂在府库所藏，能胜前代哉！”太宗此言，诚得保天下之道。盖甲兵之盛，用以戡乱，固为国家之利，用以黩武，亦为国家之害，岂若贤臣，有事足以却敌制胜，无事足以致治保邦。故古之人有以良吏当胜兵，惠政为保障者，此其潜消奸宄之心，增重国家之势，过甲兵远矣。然承平既久，武备渐弛，则除戎器以戒不虞，亦不可缓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兢业保治的说话。太宗见天下已平，恐不能保守，故谕侍臣说道：“人君治国，如人之治病一般。凡人有病之时，求医服药，慎起居，节饮食，唯恐病不得好。及至病略好些，便不似有病时谨慎。殊不知病势虽愈，还该将息调护，方得全安。倘或恃其小愈遽自放纵，不肯爱惜性命，保养精神，以致受患益深，元气日损，一旦前病再发，虽有良医，亦不能救治矣。正如治国家者，虽是祸乱已平，天下安定，还该日夜忧勤，以守其治。若自恃已安已治，以为无复可忧，便就骄奢纵逸，不肯谨慎，以致人心瓦解，天命不留，一旦祸乱复作，虽有智者，亦不知所以善其后矣。今中国经隋朝危乱之后，幸得安宁，四夷皆来归顺，一统之盛，真自古以来所不多见。然朕之心，不敢自足，一日谨慎似一日，只怕太平功业，有始无终，所以常要卿等把忠言正论来谏争我，或是政有过差，所当更改，或是心有怠惰，所当警惕，都要极言无隐，使我得以改过从善，庶可以保其始终也。”于是魏徵对说：“方今内外治安，本是可喜，然臣不敢以为喜，正恐恃此而骄，则大有可忧也。唯是陛下处安宁之日，而有危亡之思，只此一念常存，自然不至放肆，这才是久安长治之机，斯则深可喜耳。”大抵治乱无常，只在人主一心。故恃其治安而骄心生，则必至于危乱；忧其危乱而惧心生，则常保其治安。太宗当天下既平而能日加畏慎，且戒勉臣下，以求直言，真可谓安不忘危者矣。后之明主，其尚知所法哉！
原文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繇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直解
田舍翁，譬如说庄家老，言其村野直戆，不知礼体也。魏徵在朝，每竭忠尽言，无所忌讳，至有人主所不堪处。一日，太宗罢朝还宫，心里恼怒不已，不觉形于词色说：“这庄家老好生无礼，少顷定须杀了他。”长孙皇后说：“是谁？”太宗说：“是魏徵，他每于大廷朝会众臣僚面前，数说我过失，当面耻辱我，忍受他不过，以此要杀之。”皇后平日也闻得魏徵是个忠直的臣，要申救他，思量太宗这时正恼怒，若说不该杀，便越发激起怒来。于是暂且退去，换了朝服，站立在宫庭下。太宗看见，惊问说：“你何故穿这朝贺的衣服？”皇后答说：“妾闻古语说，人主明圣，能容受直言，然后臣下乃敢直言无忌。今闻魏徵冒犯天威，直戆如此，乃繇陛下明圣，能开之使言，彼知言之无罪故也。人主明圣，天下之福，敢不称贺！”于是太宗方才欢喜，解释了前时恼怒，而于忠直之言，愈加听用矣。当是时外既有魏徵之直，以裨补阙遗，内又有长孙后之贤，以保护忠直，此太宗所以益成其明圣也。然面折廷诤，中主所不堪，太宗既能勉强容受于殿廷，又能克己从善于宫禁，此其不废药石之言，能扩转圜之量，尤后世人主所不能及欤。
原文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直解
妩媚，是和柔的意思。太宗一日宴近臣于丹霄殿中，时有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在宴上说道：“侍中王珪、秘书监魏徵，昔日为隐太子宫僚，本是仇雠，不想陛下忘其旧怨，置在左右，使今日得同臣等在此侍宴，这是二臣遭逢之幸也。”太宗说：“魏徵、王珪，当时也是各为其主，尽心事奉，本是忠臣，故我不记其仇，特任用之。但只有一件，魏徵每每直言谏我，固知其为忠，然我或一时未即听从，与他讲说，他再不答应，这是何故？”魏徵对说：“臣原以其事为不可行，所以直言谏诤，若陛下来及依从，而臣漫然应之，则事必施行，再难救正，所以不敢承应，正欲陛下三思而止耳。”太宗又说：“你权且答应，从容又谏何伤！”魏徵对说：“昔舜戒群臣稷、契辈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盖人臣于君之过宁可当面谏诤，不可背后非毁，若臣心里分明知道不该行，口里却只阿旨承应，图陛下一时欢喜，这就是面从了，岂稷、契所以事舜之意邪！”于是太宗甚喜，乃大笑说：“人只说魏徵在我面前举止疏慢，我看起来，越见他和柔可爱，正为他一念忠爱之心，不忍面欺我耳。”徵乃感激，起而拜谢说：“臣数有献纳，屡犯天颜，皆因陛下开心见诚，引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朴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虽心有所见，亦岂敢数犯颜色，而无所忌讳乎！”魏徵归美太宗如此，可谓知所将顺者矣。至于汝无面从一言，真万世事君之法。盖面折廷诤之臣，外虽不肯曲从，而心无欺慢，谗谄面谀之人，心虽知其不可，而口无违言，此忠佞之所以分也。故伊尹告太甲说：“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听言者以此为准可也。
原文
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直解
太宗为君，英明仁恕，任贤纳谏，节己爱民，以致中国治安，外夷归服。那时秘书省少监官虞世南，日侍左右，亲见圣德，就作论一篇，叙述太宗许多好处，以尧舜为比，叫做《圣德论》，上献御前。太宗览毕，特赐手诏答说：“上古圣君，莫如尧舜，览卿所论，就把今事来比拟，说得太高，朕何敢当。但自量所行，兢兢业业，不敢失道，比近世人主淫暴纵肆的，为稍胜耳。然善始非难，慎终为难，卿适才见我始初如此，尚未知后来如何，若朕果能常持此心，日慎一日，到得后来，也如今日，则卿所论的，都是实事，方可传信后人。设或不然，因此骄纵，有始无终，人但见后来所为不副其言，只说今日所论，都是粉饰，恐无益于朕，徒使后世笑卿为谄谀耳。”夫太宗闻人之誉，不以为喜，而反以为惧如此，其君臣交警，以为保终之图者，意可想矣。大抵人臣事君，将顺其美与匡救其失，二者不可偏废。匡救，譬则药之攻击者也；将顺，譬则药之滋补者也。若一于匡救，而有美不为称扬，固非善则归君之义，亦非人臣之所以爱君者矣。故危言未必皆忠，逊言未必皆佞，亦顾其君听受何如耳。诚能闻匡救而不罪，如太宗之于魏徵，闻将顺而不骄，如太宗之于虞世南，则二者适所以相济，而莫非纳忠之地矣。彼是魏徵而非世南者，此迂儒之见，非确论也。
原文
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直解
太宗一日与近侍之臣论及天下所以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道：“天下安危，其本在人君之心，若此心常存敬畏，慎终如始，便是治安之本。一或不能敬畏，有初无终，便是危乱之本。今日之治，不必远有所法，只愿陛下常以贞观初年那等励精图治，即可以永享太平，而为尽善之道矣。”太宗闻温彦博之言，心中警惕，因问说道：“据这等说，想是我近来怠于为政，不如贞观之初乎？”魏徵对说：“陛下今日志意，委与当时不同。盖贞观之初，陛下鉴隋朝之奢侈，志在节俭，惟恐劳民伤财，鉴隋朝之偏听，求言不倦，惟恐臣下不肯尽言。近年以来，营造宫室，稍觉过多，是节俭不如初了；群臣进谏者，颇有违忤旨意，以致得罪，是求谏不如初了。即此两事，皆不似前时，此其所以异耳。彦博所言，盖有见于此也。”太宗见魏徵说得是，遂拊掌大笑说道：“诚有是事。”盖自言得闻其过也。大抵为治之道，只在撙节财用，嘉纳直言。节用，则可以养天下之财力，而不至于虚耗；受言，则可以尽天下之人情，而不至于壅蔽，二者诚安危之所关也。太宗当贞观之初，欲构一殿，财用已具，因鉴秦而止，是何等节用。因孙伏伽直言，以公主田园赏之，是何等纳谏。及其太平逸豫，而戒慎之念稍弛，遂不自觉其骄侈之萌，可以见保治之难矣。然能因二臣之言而自知其非，则改过不吝之风，亦足法也。
原文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直解
造次，是急遽、苟且的意思。太宗面谕魏徵说道：“朝廷设官，职掌不同，士人待用，才品亦异，或启沃论思，或承流宣化，或钱谷，或甲兵，须是精加选择，必其人之所长，与官之所职相称然后可，不可一时轻易苟且，胡乱便与人做。虽是才与官相称，又必看其人品如何，若所用的是有德行的君子，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君子，故用一君子，则众君子皆至，君子满朝，天下岂有不治者。若所用的是无德行的小人，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小人，故用一小人，则众小人争进，小人满朝，天下岂有不乱者。此用人之际，所以不可不慎也。”魏徵对说：“任官当择君子小人，此言诚是。盖如今太平之时，与当初创业之时不同。彼时天下未定，只求能成功济世，或有勇力的，或有智谋的，便都擢用，更不必看他人品邪正、心术好歹。今丧乱既平，不但要他有才能，又要他心术好，有德行，方可用之。若但有才无行，乃是小人之才，用之适足以蠹国殃民，诚不可不慎择也。”盖天下之治乱，系于人才，人才之邪正，系于心术，若心术不好，虽有才能适足以济其奸恶。人主不察而误用之，必为天下大害。此唐虞官人，必以九德，而后世使贪使诈之说，所以至于误国家也。
原文
去岁，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至期来诣京师。至是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直解
太宗于去岁贞观六年尝亲自审录罪囚，见那该死的囚犯，心里怜悯，不忍便杀他，都放了回家看视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间，着他自来就死。因此又敕令法司，将天下死囚也都暂放还家，亦限至明年秋里自来赴京。至是岁贞观七年九月，去年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杀之恩，不要人催督帅领，个个照依期限，齐到朝堂听候处决，没一个逃亡隐匿下的。太宗见这些囚犯依期就死，是他能守信改过了，乃皆赦其罪而遣之。这是太宗恩德所及，感动人心，能使极恶罪人，视死如归，可谓难矣。然帝王以刑赏治天下，自有个大中至正之道，人而无罪，即不当刑，罪而可杀，奚有于纵？倘或纵而不来，将何以示信？若使来而论死，又至于伤恩。所以后人论纵囚之事，以为可偶一为之，非圣人之法。且罪囚至三百余人，一年之间，宁无物故死亡之事，乃谓绝无一人亡匿，此则史臣欲纪太宗之德政，而不觉其辞之过，观者但法其一念好生之心可也。
原文
十一月，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
直解
开府仪同三司，是唐时官名。司空，在唐朝为三公。是年十一月，太宗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不敢当，说道：“臣是皇后之弟，忝预外戚，若处以三公尊位，恐天下人议论，说陛下私厚亲戚。”太宗不许其辞，说道：“司空大臣，未易称职，我只要替这样官选择个好人，但是有这样大才的，就与他做，不论亲戚。设或不才，纵是亲戚也不用，如襄邑王李神符，本是朕的叔父，只因他无功劳，但封为王，不任他以官职，所谓虽亲不用也。若是有才能的，虽平日所仇恨也不轻弃，如魏徵等诸人，先事隐太子，同谋害朕，本是仇人，只因他有才能，故倾心委任，忘其旧恨，所谓虽仇不弃也。今日举卿为司空，盖因卿有才德，能称此官，故以此位处之，不因为是皇后的亲戚而用之也。”这一段，见得唐太宗用人至公的意思。这长孙无忌随太宗定天下，本是开国功臣，与其他外戚不同，若论国家待亲戚的道理，还是不要他干预政事，才得常保富贵，又不可藉口太宗之言，以私厚其亲而误国家也。
原文
十二月，帝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
直解
上皇，是唐高祖。未央宫，是汉时宫名。下面太上皇，是汉高祖之父。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陪侍上皇高祖，在旧时汉家所遗的未央宫中置酒宴会。那时太宗平定天下，四夷君长都为左右宿卫之臣，也随着群臣侍宴，饮酒中间，高祖命突厥酋长颉利可汗在筵前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在席间歌诗，因喜不自胜，笑说：“自古中国之患，不是北虏，便是南越，今日胡越酋长，同堂宴会，歌舞为欢，都做了一家人，这等盛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于是太宗自捧酒觞，为高祖上寿，说：“这四夷君长，皆来臣服，都是奉父皇陛下平日教诲，不是臣之智力所能及也。昔汉高祖微时不事生产，他有一个兄刘仲，却会治产业，他父太上皇只道高祖不如刘仲。后来高祖得了天下，也曾陪太上皇在这未央宫中置酒，自奉玉卮上寿，却说当初父亲以臣为无用，不如我哥会治家业，今日看臣所创的事业，却比我哥何如？其言如此，是在他父母面前自夸其能，妄自矜大，臣平日甚不取他，岂如我今日父子君臣聚会之盛耶！”高祖见太宗这等谦退，越发喜欢。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汉高祖、唐太宗，皆以盖世之雄起自闾巷，削平僭乱，混一华夷，乃至大业已成，太平无事，又皆尽孝养之典以奉其亲，故未央上寿之仪，前后数百年，若合符节，虽其词之工拙，若有不同，而其情之殷勤，则无或异，真旷世之美谈也。况以继体守成之君，而当四海升平之日，则所谓养以天下，而奉亲之欢心者，当不在二主之下矣。
原文
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事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直解
左庶子、右庶子，俱是东宫官名。太宗面谕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道：“太子乃继体之君，不但要涵养德性，又要通晓世务。然世务甚不易晓也。朕年十八岁时，为将家之子，未有官职，尚在民间，凡民间疾痛困苦的事，与人之诚实的、诈伪的诸般情状，皆耳目所闻见，无不尽知之。及居太子的大位，区处世务，或思虑之所不及，或计画之所未精，一日万机，犹不免于差失。况今太子生长深宫，未尝出外，百姓每的艰难，如饥寒困乏之苦，鳏寡孤独之人，皆耳目见闻所未经涉，但安享富贵，不知忧勤，安能无骄纵放逸乎！卿等为东宫官，各有辅导之责，不可不极言谏正，使动皆繇礼，而无骄逸之过也。”那时太子承乾，性好闲游戏耍，于圣贤礼法，颇有亏损。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因遵奉太宗责成之意，凡有过差，每每直言谏止，太宗闻之，嘉此二人忠谠，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以褒赏之。这一段是纪唐太宗勉东宫官预教太子的事。盖太子天下之本，四方之人心系焉，教训之功，不可不预，辅导之人，不可不择，是以古之帝王，最慎乎此。自襁褓之中，以至于成人之日，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皆有法度，养成元良之德，而立太平之基，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长也。有天下者，当知所法矣。
原文
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繇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直解
太宗问魏徵说道：“朕近观群臣上本奏事，其本内说的话，多有可采取的。及至召他面问，听其奏对，便多仓皇错乱，失其次第，此何故也？”魏徵对说：“臣观百司之中，惟有御前奏对实为至难。每欲奏一事，常在数日之前，昼夜寻思，要到上前，如何敷陈，如何议论，莫不预先想下，记忆在心。及到御前，仰见天威严重，把那要说的话，三分之中，说不得一分，已自忘失错乱，不成次第了。况因朝廷过失，直言进谏者多是违怫意旨、触犯忌讳的说话，若非陛下假借他些温和的辞色，而直以天威临之，彼将恐惧畏怕，愈觉仓皇，虽有恳款忠爱之情，亦何繇得尽于君上之前哉！”太宗闻魏徵之言，自此以后，接待群臣，辞气颜色，越发温和，惟恐不尽其情，尝说：“隋炀帝当时性多猜忌，每临朝接待群臣，不出一语，所以上下不交，君臣间隔。我却不然，看那大小群臣，都是股肱耳目，相亲相信，真如一体，政事得失，只管虚心访问，他每有所欲言，也都着他说尽，唯欲通上下之情而已。”夫人主尊如天地，威如雷霆，堂陛分严，君臣礼隔，若不使臣下尽言，则天下之利病，何繇得知？若不降辞色延访，则臣下之忠悃，岂敢自尽？所以唐虞君臣，都俞吁咈一堂之上，而为千古明良之会也。后世谀佞之臣，欲壅蔽人主聪明，以为天子之尊，不可与臣下接谈，故有临朝渊默，不发一语，如隋炀帝之所为者，真覆亡之轨辙也，宜太宗以之为鉴也与。
原文
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徵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起淹滞，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直解
箴规，是谏正的意思。长吏是郡守县令。贞观八年正月，太宗念天下至大，郡邑至众，朝廷上耳目或有不及，思虑或有不到处，要分遣有才望的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一时难得其人。李靖荐魏徵可充此差，太宗说：“魏徵能直言无隐，朕有过失，全赖他谏正，得以省改，岂可一日离朕左右，舍根本之地，而任出使之事乎？”于是遂命：李靖同太常寺卿萧瑀等一十三人，分投出去，巡行天下，访察天下有司官员，那个贤良该褒升，那个不才该罢斥。又询问民间所疾痛困苦的事，为他处置。民有高年的，优加礼敬，有穷乏的，厚为赈恤，善良的，褒扬而录用之，贤能而淹滞于下位的，荐拔而疏通之，凡远方小吏，下民隐情，朝廷不能遍历而周知者，都看他每所到地方一一经理，就如朕亲看见的一般，庶几朝廷之政教，无远不举，朝廷之恩泽，无微不被，以称朕爱民求治的意思。这黜陟大使，就是如今巡抚官一般。夫常置魏徵于内，以匡辅君德，间遣李靖等于外，以勤求民瘼，太宗可谓明于治体而善于任人者矣。
原文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徵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
直解
太宗时，有个中牟县丞，叫做皇甫德参，上本条陈时政，说道：“朝廷修盖洛阳宫殿，用许多丁夫，劳了人力；有司收地亩租粮，起科太重，厚敛百姓；又民间风俗，妇人好梳高髻，盖因宫女髻高而仿效之也。”其大意如此，不过欲朝廷轻徭薄赋，表正风俗而已。太宗看了震怒，谓宰相房玄龄等说道：“我才修一宫，便说是劳民，才收些地租，便说道厚敛，至于民间髻高，也说是宫中所致。凭他说起来，必欲使朝廷不役民间一夫，不收百姓斗粟，宫人都无发可梳，方才可其意邪！这等妄言谤讪，宜加以罪。”魏徵劝说：“人臣进谏之言，容有过当。如贾谊当汉文帝时，是何等治平，他上《治安策》，还说当时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件，可为流涕者二件。可见自古以来，上书建言者，若词不激切，则不能耸动人主之心，所以宁为过甚之言，而不敢忌讳也。古人曾说：‘狂夫之言，本无足采，圣人恐其或有一得，犹加选择。’今德参固是狂愚，未必有心谤讪，望陛下裁度鉴察，未可深罪也。”太宗一闻徵言，当时省悟，说道：“朕方虚怀下问，嘉纳谠言，若因此人之言，遽加罪责，以后大小群臣，谁敢再谏？”即赦德参之罪，仍赏绢二十匹以旌其直焉。夫德参一郡邑小臣，乃能抗疏阙廷，规切时政，虽其言语识见，未必能知大体，而其一念为国之心，不以卑贱而自诿，诚亦有足谅者。太宗始因其辞之已甚，而欲以罪加之。一闻魏徵之言，而洞然开悟，不惟不罪，又从而赏之。虽谤木谏鼓之设，不是过也，岂非万世之所当法者哉！
原文
九年，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噉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直解
馋是穷饿、贪食的意思。噉是吃。毙是死。北朝齐后主，叫做高纬，为周宇文邕所灭。周天元帝，叫做宇文赟，为隋杨坚所篡。太宗一日谓魏徵说道：“近时齐后主、周天元都穷奢极欲，不恤其民，寻常用度，恣意征取，重敛于百姓，以厚自奉养，竭万民之脂膏，以供一己之逸乐，至于民穷财尽，遂以亡国。就如那穷饿口馋的人，只要他腹饱，乃割自身上的肉，食之以充饥，不知肉既噉尽，身亦随亡，如此昏愚，岂不可笑！然就这两人较论，孰为稍优？孰为最劣？”魏徵对说：“齐后主性资懦弱，凡事都无主张，只听那左右的拨置，那左右的人，都得以窃弄权柄，朝政出于多门；周天元性资骄暴，虽是奢侈残虐，却自家能主张国柄，不至下移，威福之权，尚繇己出。故虽同为亡国，然周天元在时，杨坚尚不敢篡位。若齐后主遂为敌国所擒，把祖宗的基业，徒供群小的愚弄，尤下愚最劣者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然二主之事，虽优劣稍殊，而亡国则一。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倦倦然以约己厚下、节用爱民为务，故深仁厚泽，结于民心，而享国长久。若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顾百姓之困穷，至于人心怨叛，瓦解土崩，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究观二主之事，咸以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后先一辙，其刚暴之与懦弱，不过五十步之笑百步耳，何足为优劣哉！然则人主欲为宗社万年长久之计，惟在保民而已。
原文
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系囚，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繇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上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徭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及崩，宫司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为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直解
这一段，是记长孙皇后的女德之美。说皇后天性仁慈孝顺，无所违忤，俭约朴素，不喜纷华，平日宫中无事，只好读书。闲常与太宗从容议论古人行过的事，于凡善恶是非、兴亡理乱，皆能一一评品，就中献可替否，以为劝戒，所以补助治道甚为不少。太宗有时将无罪的宫人偶加谴怒，后心知其枉，待要当时分解，又恐违忤上意，也就阳为恼怒，奏请亲自问理，因命左右将这得罪的宫人，囚系在掖庭狱中，待太宗怒气已消，却慢慢的与他申理。以此宫壶之中，刑责所加，再没有冤枉滥及者，其内政之善如此。到后来得病沉重，与太宗永诀，那时正遇宰相房玄龄偶被太宗谴怒，罢归私宅，后因与太宗说道：“房玄龄奉事陛下为日最久，平时极是小心，谨慎周密，凡与主上商量的奇谋秘计，不可使人闻者，他出到外边，再不肯泄露，其慎密如此。近日谴归私第，不知为何？若是原无大事，愿陛下照旧任用，不可轻弃之也。仍望陛下自此以后，亲近有德之君子，斥远邪佞之小人，嘉纳忠直之言，屏弃谗慝之语，减省不急之征徭，罢止无益之田猎。如此，则圣德日新，太平可保，妾虽没在九泉，亦无遗恨矣。”说罢，遂崩于立政殿。史臣又记皇后在日，曾将自古妇人，上自后妃，下逮士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采辑成一部书，叫做《女则》，其目有三十卷。太宗一向不曾看见，至是女官方将此书进与太宗。太宗览之，不胜悲恸，将出与侍臣看，说道：“皇后此书，劝戒详明，有关风化，真可以垂法百世矣。人之生死，本有大数，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往时朕有过失，多赖皇后规正，自他没后，入到宫中，再没人把好言语来规谏我，恰似失了一个贤相一般，所以不能忘情耳！”因想皇后的遗言，即召回房玄龄，复其官职，任之如旧。盖闺门之际，实为万化之原，故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内助而成者，三代以来，皆可考而知也。太宗躬行仁义，为一代之贤君，而长孙后宣教宫闱，为一代之贤后，太平之业，固相须而成者矣。然推其令德之所自，则本于性好读书，是以能涵养德性，多识古今，而不流于燕昵之私也。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直解
宣州，即今南直隶宁国府地方。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地方。缗，是穿钱的绳，每钱一千为一缗。俟字，解作待字。太宗时有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说道：“近时宣州、饶州两处山中矿银大发，若差人收采，一岁所得，可以值钱数百万缗，亦足以济国家之用。”太宗说：“朕贵为天子，纳四海九州的贡赋，所缺之者，不在钱财，但恨无贤臣，不得闻好言语可以利益生民者耳。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其利有限，岂如得一贤才，为国尽心，为民造福，其利无穷。卿为侍御史，不能荐举一个贤人，退去不肖的人，而专言税银之利，是诚何心？古时圣君如唐尧、虞舜，不以珠玉为宝，抵璧于山岩，投珠于渊谷，弃掷不用，万世称颂其美。惟是汉朝桓帝、灵帝昏乱之君，听信小人欺诳，别于府库之外，积聚钱财为自己的私藏，万世鄙笑他。卿不劝我学尧、舜，却要我做桓、灵，把这等昏乱之君来待我，将谓朕为何等主邪！”即日黜退权万纪，罢职还家，以示朝廷不用言利之臣也。夫自古小人献谄，常说替国家生利，故人主容易信之，如权万纪所言，若非太宗聪明英断，未有不受其欺者矣。今既拒绝其言，又黜退其人，则天下人皆知太宗重贤才，轻货利，虽有怀奸献佞，欲引诱以非礼者，谁敢妄言哉！此贞观之治所以为盛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赏爵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直解
殷，是盛。挹，是酌。僭，是过。魏徵上疏于太宗说道：“人主取天下本难，守天下本易，然自今观之，创业垂统，善其始者恒多，而治定功成，保其终者恒少，岂取天下反易，而守天下反难乎？盖繇缔造之初，有敌国外患，常怀莫大之忧，故能竭其诚心，以尽下情，当此之时，虽匹夫之言，有重于泰山者矣。及祸乱平定，而身居安逸，则骄泰放恣，而轻忽物情，慢不加意，当此之时，虽公卿之言，有轻于鸿毛者矣。夫能尽下情，则人人乐为效力，虽远而胡越之人，亦与我同心，而况于英雄豪杰乎！故取天下本不易而反易也。待人轻忽，则人人不肯用情，虽近而六亲之人，亦与我离德，而况于四方之远乎！虽震之以威，劫之以势，也只是外貌从顺，心中其实不服，亦终于背叛而已，故守天下本不难而反难也。人主诚能留意于此，事事致思，不敢怠忽，凡声色货利之交，虽若可欲，必思知足而不贪；凡宫室土木之工，虽欲经营，必思知止而不费。托侯王士庶之上，虽高而实危，则思谦虚以自降；处丰享豫大之时，既满而且盈，则思挹损以自保。遇逸游快乐之事，则思乐不可极，而撙节其放荡之情；居宴安无事之日，则思治不可常，而预防乎后来之患。虑左右壅蔽，则思招贤纳善，以广吾之聪明；恶谗邪之害正，则思正己率下，以杜人之欺罔。爵赏因喜而过，则人无所劝，务思赏当其功，而不使有非分之获；刑罚因怒而滥，则人必自危，务思罚当其罪，而不使有无辜之枉。夫人君能慎思此十事，而兢兢不怠，则内立保业之本，又能选任贤能，共图化理，则外有保业之具，如是固可以端拱无为，而天下自治矣，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为哉！”魏徵此疏不过数十语，而人君为治之大法，已尽于此，真可谓嘉谋嘉言矣。要之十思虽多，总只是一个敬字，随事而见，《书》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予临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马，皆此意也。然非有读书穷理之功，亦何以持养此心，而不流于慢易哉！此又徵之所未发也。
原文
五月，魏徵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直解
贞观十一年五月，此时太宗幸洛阳，以供献不齐备，谴责有司，魏徵既当面谏正，退又上疏说道：“陛下初年，欲善无厌，改过不吝，存心仁恕，待下温和。如今孜孜为善的意思，似不如昔时，闻过必改的勇决，稍亏于往日，谴罚渐积太多，威怒微觉峻厉。这等看来，乃知古人说：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盖既贵，则尊崇无比，必至于骄矜。富不与侈期，而侈自至。盖既富，则用度有余，必至于奢侈。今以陛下行事观之，岂非富贵已极，自不觉其骄侈乎！古人之言，信非虚语矣。且陛下代隋而有天下，昔隋恃其府藏之富，甲兵之强，户口之多，其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虽妄用些财力，以开拓边境，有何不可？故赋敛差役，无有了期，东西征伐，不得休息，以至民心怨叛，天下土崩，危亡之祸，将及其身，尚不觉悟，隋事之可鉴如此。夫鉴形容之妍媸者，莫如止水；鉴政事之得失者，莫如亡国。隋既以骄侈而致败亡，则今日岂可复蹈其覆辙乎！伏愿陛下取鉴于隋，屏去奢侈，从事俭约，亲近忠直，斥远谀佞，务反隋之所为，毋蹈隋之所败。况当今天下太平无事，而礼贤节用，又陛下初年所已行者，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无一毫疵议，就如尧舜之荡荡难名，又何得而称焉。夫天下未定，亲与群雄斗智角力以次收取，其实艰难；天下既定，席已成之业，谨守勿失，甚是容易。陛下昔日既能取天下，得其所难，则在今日岂不能守天下，保其所易乎！”惟不忘昔日之恭俭，便可以贻子孙而垂万世。不然，得之艰难，而失之容易，甚可惜也。魏徵此疏，大要劝太宗以力行恭俭，保守鸿业，可谓忠爱激切之至者矣，不独太宗，万世有天下者所当深思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繇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直解
魏徵见太宗推诚任下，渐不如初，遂上疏说道：“昔《文子》书中曾说：‘上下之间，贵以诚信相与，比如一般样的言语，而独能取信于人者，以其有不欺之信，孚于未言之前也，不然，则虽言不信矣。一般样的法令，而独可行于下者，以其有无伪之诚，格于法令之外也，不然，则虽令不行矣。’繇此观之，可见为国之道，固必以诚信为本也。自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中外成宁，王道体美章明，已十有余年于此矣。然而朝廷之德化，犹未浃洽于天下者，盖繇待下之情，未尽出于诚信，而多以疑贰参之故也。臣每见朝廷欲修立政事，图致化理，则必委托于君子，而责其成功，至于所行之事，或有得失，则又咨访于小人，而唯其可否。是使智者谋之，而与愚者论之，使贤者虑之，而与不肖者疑之也。其待君子也，非不敬而重之，然实惮其正直，而与之疏远；其遇小人也，固亦轻而贱之，然实乐其柔佞，而与之狎昵。狎昵，则形迹相忘，而其言无所不尽；疏远，则君臣间隔，而其情不得上通。夫使小人之言得尽，而君子之情不通，委任之不诚也，无足怪矣！然小人之所以见听者，不过以其捷给之材，或足以中人主之心而已。殊不知中智庸常之人，岂无些小辩慧！然其才不足以经国，识不足以虑远，纵使竭力尽诚，实心为国，尚不免于倾败。况心藏奸宄，谲诈多端，而唯承颜顺旨，以为容悦者，乃欲倚而信之，则其坏法乱纪，蠹国殃民也必矣，其为祸患岂不深乎！此小人之所以不可任也。君子之所以见疑者，或以其偶有小过，遂不察其平生。殊不知所谓君子者，只是大节过人，才德出众，至于心思之所不及，智虑之所不周，亦岂能全无小过。但其无心之失，不害于正道，即当略而不论矣。今既谓之君子，则已知其正，而复疑其不信，则又以为邪，何异立直木于日中，而又疑其影之邪曲者乎！盖既曰直木，则其影未有不正者也；既曰君子，则其心未有不诚者也。又何疑之有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任也。陛下诚能慎选于群臣之中，察其立心行己，光明正大，而确然为君子者，因而接之以礼，驭之以恩，诚心任用，如手足腹心，相为一体，而不使邪曲小人，得以媒糵其间，则彼方能殚竭忠猷，展尽底蕴，君臣同志，上下一心，庶事自无不康，万几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哉！不然，诚信之道一亏，即阻忠良之志，疑贰之心一起，即开群枉之门，天下之事，将日趋于倾败，而危亡之期，不可保也，可不戒哉！”太宗览魏徵之疏，心甚嘉悦，即降手诏褒美说道：“昔晋武帝既平定东吴，天下一统，志意骄怠，不复留心政治。那时有太傅何曾退朝，私谓其子何劭说：‘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只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孙谋者。一、二世之间，定要大乱，尔辈犹可以免。’因指着诸孙说：‘此等必遇乱而死。’后来晋室大乱，其孙何绥，仕至尚书，果为东海王越所杀。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常以为曾位极三公，责任至重，明知其主骄奢，不能直词正谏，却乃私语子孙，自夸明智，此人臣不忠之甚者也。若使曾能直言匡救，武帝因而改悔，岂至于一传而乱乎！朕今溺于宴安，不自觉其怠忽，兹得闻公之言，方知从前所行，多有不是，所当省改。昔西门豹性急，常佩韦皮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弓弦以自急。今朕亦将此疏，置在几案，朝夕省览，以为警戒，就如古人佩韦、佩弦以自矫其过一般，庶可以保其有终也。”尝观自古人君，未有不欲任贤以图治；自古人臣，未有不思竭忠以报主。然上每苦下之不忠，下每苦上之不任者，则以推诚之道，有所未尽也。若必上之任下，无一毫疑贰之心，而后臣之事君，无一念顾忌之意，圣帝明王所以无为而治者，唯以是道而已。魏徵推而言之，深切明著，太宗即能引咎受规，比以韦弦，真可谓能纳忠言者矣。至其论何曾数语，尤中后世人主之病，人主即此而推之，则臣下之忠佞，可不察而知矣。
原文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恃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繇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直解
茌平人马周，以布衣遭遇太宗，不次超擢为侍御史，感激恩遇，知无不言，尝上疏说道：“自夏、商、周三代，以及两汉，子孙相承，所历年数多的至八百年，少的也不减四五百年。这等长久，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躬行节俭，以为家法，不劳民之力，不费民之财，深仁厚泽，固结民心，虽其后嗣未必皆贤，赖有先德维持，人心思慕，不忘故也。自魏、晋以降，至于周、隋，多的只五六十年，少的才二十余年。这等短促，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不为子孙远虑，残虐其民，厚敛重役，以致人心怨叛，本根不固故也。今陛下承隋之后，鉴隋之亡，当以三代圣王为法，隆夏禹、商汤、周文、武的德业，繇一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可但恃当年，只顾目前安享富贵便了。若不恃当年，必为子孙万世之计，则所以厚施恩泽、固结民心者，何可不加之意哉！隋家开皇年间，户口最盛，几至九百万，如今的户口，不及隋家十分中之一，而百姓每供给力役的，终岁不息，户中丁口，更替上班，兄去替役，弟才得还，道路往返，累累相继。陛下虽有恩诏，命有司裁减夫役名数，然朝廷土木繁兴，工作不息，须要人丁充役，如何得裁减。所以有司视恩诏为虚文，必至民穷盗起而后已。臣观自古以来，征役不息，百姓愁怨，至于相聚而为盗贼，所在蜂起，则其国家未有不丧亡者。但衰世昏主，多不自知，千古一律，为后世所笑。盖周家幽王、厉王，尝笑夏桀、商纣，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桀、纣。近时隋炀帝，尝笑周天元、齐后主，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周、齐。今日正当以此为戒，不可又蹈其覆辙，使后之笑今，亦犹今之笑炀帝也。且人君之心，其为民与否，动于一念，即彰闻于百姓。如贞观初年，天下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米贵如此，宜乎民不聊生，然而不怨者，知陛下志在养民，忧念不忘，今日虽困苦，终必安乐故也。如今连年丰熟，一匹绢可换米十余斛，米贱如此，宜乎民皆乐生，然而怨嗟者，知陛下志骄意怠，不复忧念百姓，而妄兴土木，其所营缮的，都是没紧要的工作，以此烦民，虽年谷丰登，终必转死沟壑故也。然则陛下可不察百姓之心，而停不急之务哉！自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然其所以兴者，不是为钱粮蓄积得多，其所以亡者，不是因钱粮蓄积得少，只在百姓苦乐而已。若是暴征横敛，腹削民财，使百姓愁苦思乱，则民穷盗起，其亡无日矣，蓄积虽多何益？若是轻徭薄赋，培养休息，使百姓都安生乐业，则本固邦宁，大业可长保矣，蓄积虽少何伤？只以近日所共见之事证之，隋家父子，壅利行私，将民间财物，尽皆搜索，以为私藏，于洛口仓中，贮下许多粮米，后来被反贼李密占据，开仓散施，道路米厚数寸，洛水两岸，望如白沙。又于东都洛阳城中，积下许多布帛，后来贼臣王世充篡位，资以固守，至以帛汲井，用布为爨。又于长安西京府库，积下许多金宝，后来我国家平定关中，就因其所遗，以为军国之需，至今二十余年，用之未尽，其多可知。繇此观之，隋之积蓄，岂不丰富，只因失了人心，所以社稷不保，积下多少财物，适足为敌人之资而已，这便是蓄积的明验。夫国以食为命，蓄积故不可无。然民以食为天，征敛尤不可过，必须家给人足，财力有余，然后以正额收之，彼方不怨，不可将贫敝之民，强行搜括以为寇敌之资也。夫敦行俭约，以休息小民，陛下在贞观初年，亲自行过，年来海内治平，皆其明效。在于今日，若肯将已试之政，加意施行，固不难也。然则陛下必欲为长治久安之计，亦不必远求上古，取法前王，只是照依贞观初年所行，以清心省事、节用爱民为主，则天下苍生自然受福，为幸多矣。又一件最紧要的，欲要王业长久，须是百姓得安。然百姓所以治安，其机只在刺史、县令，这两样官，最为近民，关系甚重。若是刺史选用得人，则一州之民皆受其福；县令选用得人，则一县之民皆受其福。官得其人，则百姓自然乐业，陛下即可以端拱穆清，无为而治矣。乃今日朝廷用人，只是崇重京官，把那州县官看得太轻了，如刺史乃一州之主，却多以武将为之，那武官只能用兵，不晓民事，如何为有司表率？又或京官不能称职，方调补外任，夫州县之事，更难于京官，彼既不称京职，如何能临民蒞众？至于边方远处，动系安危，却乃以其荒僻险远，越不经心，只将庸才冗流充之而已。夫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于亲民之官，乃轻忽之如此。朝廷既轻其选，则其人必不自重，繇是迁延岁月，以苟升斗之禄，则视其官如传舍，甚或恣肆贪渔，以充溪壑之欲，则以其民为寇仇，所以百姓不得安生，为此故也。今欲培植国本，为久长之计，则守令之选，其可不加之意哉！”马周疏上，太宗览毕，道他说得好，称赞不已，谕侍臣说：“守令之官，委的当重，今后刺史有缺，朕当自选于群臣，择其可者。至于县令，当令京官五品以上，访有才力操守、可任治民者，各举一人，以备选择，庶不至失人耳。”详观马周一疏，大意欲太宗轻徭薄赋，固结人心，以为子孙万世之业，而其要归在于重守令，诚为致治之急务。至谓朝廷重内轻外，以京官不称职者补外任，以迁谪之人守远方，则又古今通患。古之圣王，详内而略外者，但指法制政令之类而言，若夫亿兆之众，则一般样都是朝廷赤子，岂可以远近视之乎！官不得人，则民不乐业，外郡骚动，则近地亦为之不宁，其所系非浅浅也。愿治之主，宜加意焉。
原文
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直解
著作佐郎，是秘书省属官，以撰集文章为职。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见太宗万几之暇，曾有制作，恐其散逸，请将平日御制的文章，集成一部，传示天下后世。太宗说：“文章不贵虚词，在裨实用。朕平日所撰的辞令诏敕等类，其关系国体，有益民生的，史臣都已采而书之，载于国史，不至磨灭，何须更集！若其他一时感触，因事漫言，诗文等类，非关国体，无益民生的，即使集成，将何所用！若近代梁武帝，与其太子萧统最好文章，他如陈后主、隋炀帝这三君，都有文集刊行于世，然武帝身遭侯景之乱，陈、隋二主，同为亡国之君，虽有文集，何救于乱亡！可见为人主的，只怕无大德实政，足以覆被生民流传后世者耳。区区文章，乃雕虫小技，何足为轻重哉！”遂不准所奏。按太宗此言，可谓识其大者矣。盖人主留意文章，虽贤于声色逸游之好，但所以仰承天地祖宗，永保子孙黎民，固自有其大者，不在章绘句间也。自古帝王以经天纬地为文，以法祖安民为务，岂与文人学士，争一字一句之长。如唐太宗虽无文集，而其善政善言，至今炳炳尚在史册，万世称圣明焉。有天下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
直解
绳，是木匠的墨线。愆，是过。绳愆，是攻其过失如木理之不直者，匠人以墨线弹之而加以裁削也。纠，是矫之使正的意思。太宗因皇孙新生，临幸东宫，宴朝官五品以上，因与诸臣说道：“人君以武功定祸乱，必有佐命之元勋；以文治开太平，必有辅理之贤相。昔在贞观以前，天下未定，那时从朕东征西讨，经营四方，奇谋秘计，日陈于帷幄之中，使朕克有成功者，都是房玄龄之功。及是贞观以来，宴安日久，朝廷之上，肯面折廷诤，以绳朕之过失，纠朕之差缪，使动无过举者，却是魏徵之功。当时若不得玄龄，则一统之大业，何繇而成！后来若不得魏徵，则一代之治功，何繇而定！二臣之功，均可为一时之冠矣。”因各赐之佩刀以宠异之。尝考太宗之定天下，外则有二十四功臣，为之宣力军旅，乃独称一玄龄者，盖以运筹决胜，其功大也；内则有十八学士之流，论思左右，乃独称一魏徵者，盖以献可替否，其益宏也。然玄龄任于危难，魏徵出自仇雠，若非太宗倾心委任，则二臣亦无以自效矣。然则二臣之功，繇太宗知人善任成之也。
原文
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直解
这一段，是魏徵劝太宗慎终如始的意思。太宗宴五品以上官于东宫，因从容问魏徵说道：“朕近日的政事，比之往年何如？”魏徵对说：“近日吐谷浑既破，突厥来降，吐蕃、朱俱波、甘棠等国，都遣使入贡，陛下神威圣德，不但平定海内，又且加于四夷，比之贞观初年，所及更远。若论天下的人，心悦诚服，则不及贞观之初。”太宗说：“远方蛮夷不可以力制，惟是畏惧我之威，悦慕我之德，故来输服，若人心悦服，不逮初年，何以能致远人畏慕如此？”魏徵对说：“臣所谓不逮者，正为陛下之心恃此而骄，比前不同。盖贞观初年，天下甫定，四夷未服，陛下方以未治为忧，兢兢业业，惟恐失坠，故一举动不敢纵逸，一施措不敢苟且，而德义日新，天下改观易听，自然心服。到如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陛下遂以既治为安，志得意满，侈然自足，无复意外之虑，天下的人，口虽不敢言而心实不满，故虽勉强服从，终不及初年之悦服也。”太宗因问说：“朕自家省察，如今所为也与往时一般，何故不同？”魏徵对说：“陛下在贞观初，惟恐己有过差，人不肯谏正，故常委曲开导使之尽言，群臣谏诤，中间有可采者每欢喜听受，无所勉强。今则不然，外面虽勉强听受，中心实不喜，尚有苦难之意见于颜色，是陛下虚心受善不及往时，所以不同。”太宗说：“此非谩言，必有事实可指，愿闻其详。”魏徵对说：“往时元律师犯法，陛下要杀他，孙伏伽执奏说：‘此人所犯，论以律法，罪不至死。’陛下即听从其言，又重赏之，就将兰陵公主的园地价值百万者，给赐与他。或云一言而赐百万，恐过于厚，陛下说：‘朕自即位以来，每事岂能尽善，未闻臣下有敢谏正者，今伏伽独能直谏，是以赏之。’这是明示臣下以虚心纳谏之意，开导之，使人人得以尽言无隐也。又如司户柳雄，妄诉隋时出仕的资级，以冒迁转。那时方有明诏，令诈冒者自首，不首者罪死。柳雄既犯此令，陛下欲诛之以示众，戴胄执法谏诤，言雄罪只应流，陛下嘉纳，遂止不诛。这是悦而从之，非勉强也。近日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谏修洛阳宫，言不当劳民。陛下赫然震怒，欲加之罪，虽因臣言得免，其实出于勉强，非是悦从。盖此时治功已成，故陛下志骄意满，不复虚心受善，以此人心悦服不及往时。”太宗感悟说：“非卿忠谠，不能为此言。人情常苦不自知，须时时得人规谏，庶几得省改耳！”按魏徵这段说话，乃万世人主之药石。盖致治非难，保治为难，立志非难，持志为难。人主之志，每能励精于多难之时，而不免忽意于功成之后。故忧其未治，乃所以成治，而恃其已治，此所以隳治也。譬之御骏马者，历九折之坂，执辔甚谨，曾无失足，及骋乎康庄，自以为无患，稍弛其衔勒，忽不觉其纵逸而失坠矣。图治者其戒之哉！
原文
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直解
太宗问侍臣说道：“帝王开创基业与保守成业，这两件何者为难？”房玄龄说：“开创之始，英雄并起各以材力斗争，战胜攻取，费尽心力，然后得之，可见创业为难。”魏徵说：“天下之事，每成于勤苦，而坏于怠荒，而人之常情，每谨于有初，而忽于成事。观自古帝王得天下，都从艰难勤苦，即成大业，后来失天下，只因安逸骄肆遂至乱亡，可见守成为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取天下，亲见我出百死得一生，故晓得创业之难。魏徵与我共安天下，常恐我安享富贵，或至骄纵奢侈，一时一事，忽略不留心，祸乱必从此生，故晓得守成之难。二人之言，皆有所见。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固不必言；守成之难，正是今日君臣该警戒的事，方当与诸公谨慎而保守之。”玄龄等拜说：“陛下肯念守成之难，命臣等同加谨慎，言及于此，必不肯恃富贵而起骄奢，必不肯因安逸而忘祸乱，庶乎太平可以常保，苍生有所利赖，真四海之福也。”这是记太宗与群臣相警戒谨守成业的意思。古来帝王保自己新创的基业，谨守者多；惟是享祖宗见成的基业，谨守者少。盖因不曾见前人开创之艰难，故不信天命人心之可畏，既无深远之虑，又无劝戒之人，所以祖宗得之甚难，后人失之甚易，有繇然也。太宗身兼创守，君臣相警如此，其垂戒后世，亦深切矣！使唐之子孙，能留心谨守，常如太宗之治，则乱亡之祸，何从而起哉！有天下者，当知所监戒也。
原文
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整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直解
榱是屋上的椽子。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在便殿，指着殿屋对左右侍臣说道：“人君治天下，就如建造这殿屋一般。初时须聚集工匠，经营结构以成之，及营构既成，只宜安处其中，谨守勿动，不可数数改移。若轻易抽换一椽，整理一瓦，虽是小小动作，然更变之际，攀援践踏，屋宇皆为动摇，必有所伤损处，终不若初时结构之牢固也。人君初有天下，为子孙黎民万世之虑，创制立法，以贻后人，必须熟思审处，一成而不可变。法制既定，只宜与天下遵守，慎勿轻易纷更。若慕非常可喜之功，而变一定不易之法，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便是不恒其德了。这非但无益于治，将见官无定守，民无定志，朝廷之上，议论纷纭，方以为可行，而又复止，方以为可罢，而又复兴，其为劳扰，不亦多乎！”这一段，是说法度不可轻变的意思，喻以建屋，其理甚明。法祖图治者，可以深省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直解
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朕今为天下主，当太平之日，有两件可喜，有一件可惧。盖自古国家，只怕年岁饥荒，民生不遂，今连年以来，天下丰登稔熟，长安城中，每一斗米只直三、四文钱，百姓富足如此，则国家根本坚固，这是第一件可喜；自古国家，最怕四夷侵扰，边境不宁，今北虏突厥，久已服属，边鄙安静，无有意外之虞，疆宇宁谧如此，则国家基业益隆，这是第二件可喜。然自古以来，人君处艰难多事之时，皆知谨慎，唯是天下治安，无可忧虞，则骄慢奢侈之心，不觉自生，骄侈一生，民受其害，则危亡倾覆之祸，不期而至矣，这一件深可惧也。看来可惧之事，正伏于可喜之中，故当可喜之时，常不忘可惧之念，朕之保治如此。”大抵宴安酖毒，实人主之通患，而骄侈二字，则其膏肓之病也。骄则一人临天下，而不见其可忧，繇是怠荒毒虐，而过不自闻矣；侈则以天下奉一人，而犹以为未足，繇是穷奢极欲，而民不堪命矣。如秦始皇、隋炀帝，威命灵爽，振耀华夷，只因骄侈心生，遂至于败亡而不可救，人主可不鉴哉！
原文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乃以世为兵部尚书。
直解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唐时每州置一大都督府，佐以长史，镇守其地。贞观中，以功臣李世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任一十六年，世有才能，又居官久，百姓都信服他，所下的政令，无有不奉行者，凡有所禁约，无有不即止者，内而吏民，外而夷狄，皆悦慕其德，畏服其威。太宗闻而嘉之，谓侍臣说：“昔隋炀帝怕突厥犯边，乃抽丁起役，劳动中国的百姓，往筑一带长城以备御之，然终不能限隔虏骑，使不得入，虽劳无益。今朕不然，惟以李世置于并州督府，着他保守晋阳地方。今一十六年，民夷怀服，虏骑不侵，至令塞上烟尘不动，百姓宴然，只用这一员良将，就足以折冲御侮，比之长城，岂不更为雄壮哉！”乃召李世，入为兵部尚书，虽以赏功，亦平内外、均劳逸之意也。按太宗称世之言，实万世守边之要。盖御虏固以守险为急，尤以得人为本。苟得其人，则整练军马，修葺城堡，皆其职任事耳。不然，或假借修边之名，以糜费财力，或虚饰修边之功，以冒滥升赏，或奏报方行，而旋见倾坏或堵堞空存，而乏人防守，虽长城万里，只益边民之困耳。守边者不可不知。
原文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行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直解
太宗一日临朝，与侍臣说道：“朕虽贵为天子，深居九重，然内而裁决庶政，巨细必亲，外而统驭三军，所向无敌，是常兼行将相之事也。”太宗此言，盖自夸其才，以为群臣莫能及耳。时有给事中张行成，与闻此言，退朝之后，即上一疏谏说：“自古帝王功德，莫盛于禹，观其地平天成，万世永赖，是何等事业！然禹未尝自矜其功，而天下莫与之争功；禹未尝自伐其能，而天下莫与之争能。使禹而自矜自伐，与臣下校量，则禹亦小人矣。今陛下拨转乱世，反之于正，雄才大略，振古无前，一时群臣诚不足以仰望清光。然帝王之体，与臣下不同，纵使功烈过人，皆其分内之事，亦不必临朝对众，自言所长。至以万乘之尊，而与将相群臣校一日之功，争一艺之能，似非圣人不矜不伐之道也。臣之私心，窃所不取。”太宗览奏，深以为善。盖自觉其非矣。尝谓人君之道如天，天不自有其功，而四时五行之序，皆天之功也。君不自以为能，而群臣百官之事，皆君之能也。尧舜之治天下，垂衣拱手，恭己南面，而皋、夔、稷、契之流，为之寅亮天工，共成雍熙之化，万世之下，何尝不以为尧舜之功哉！太宗乃以将相之才自负，而喋喋言之，盖亦昧于大体者矣。
原文
十六年，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直解
谏议大夫、黄门侍郎，都是门下省官。起居注，是史官所记天子言动，其以他官兼者，叫做知起居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还兼知起居注之事，所纪录的史书，我可得见乎？”遂良对说：“史官之职，凡人君一言一动皆当书之，或善或恶，都要备细记载，庶几为君者，有所警惧，恐后人讥笑，不敢为非。若是人主自家要看，则史官不敢从实直书，何以取信后世？从前未闻人主自观史书者也。”太宗问说：“朕所行或有不善，卿也纪录之邪？”遂良对说：“臣之职掌，在秉笔以记事，若隐讳不书，便是废职，臣岂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奏说：“人君的举动，天下人所观望，或善或恶，远近传布，决不能掩。纵使遂良要隐讳那不善的事，不肯记载，天下人既皆知之，亦皆私记之，岂能都使他隐讳不书哉！”太宗说：“朕平日所行有三件：一件是看前代古人的行事，以为元龟，取其善者为法，鉴其恶者为戒；二件是进用善人君子，与他共成治道；三件是斥远谗邪小人，不听他巧言，被其欺蔽。朕能谨守这三件，不敢差失，正要史官从实记载，我无有不好的事，他自然不能书吾恶也。”按太宗这三件事，真是万世为君之法。盖欲监观前代，必然日亲经史，日接儒臣，古人的善恶才能通晓；欲进用善人，必然亲信委任，谏行言听，治道才能共存；欲斥远群小，必然察之极真，断之极决，邪党才能销灭。果能如此，则君德日进，治道日隆，史官书之以为美谈，万代仰之以为准则矣。有天下者，岂可一日不留心于此哉！
原文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陛下临朝，尝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
直解
特进，是唐时宰相加官。史臣记特进魏徵有疾，于私宅调理，不能朝参，太宗心甚想念，即降手敕，差人往问其疾，因说：“自卿给假，已数日不见，朕之所行，无人规正，过失必多。今欲亲自临幸，与卿一言，只恐越增劳扰。故特遣官往问，卿若有闻见朕行的不是处，可封本进来，以便省改。”魏徵回奏说：“陛下临朝与群臣议论，常说为政要至公无私，及退朝之后，行出来的事，未免有偏私颇僻的去处。或有时自觉其非怕人窥见，却又横加威怒，以震慑其心，殊不知人心至愚而神，上之意向所在，无有不知，欲要遮盖，越发彰显，竟有何益！总不如无偏无党，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方是人君之体也。”其疏中大意如此。此时魏徵寝疾已笃，所住的私宅中，尚未有厅堂，太宗知之，那时方欲构一小殿，材用已具，即命撤去，与魏徵起盖厅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知徵素性俭朴，室中所须器物，都赐以素屏风、素褥，及几、杖等物，以遂其所好，正以彰其贤也。夫太宗之待徵，数日不见，则想闻其言，其信之专如此；私第无堂，至辍殿以营之，其遇之厚如此，真可谓恩礼兼尽者矣！为之臣者，安得不鞠躬尽瘁，忘身报主，而天下之治，又安有不成者乎！
原文
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直解
百万叫做兆。太宗谓侍臣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朕荷上天眷命，为兆民之主，以天下养一人，可谓富矣，以天下事一人，可谓贵矣。天既与朕以富贵，而朕独不思所以安养兆民，岂上天之意哉！故朕已富，要使百姓每都富；朕已贵，要使百姓每都贵，只在教养之而已。诚能教以礼义，使知尊卑内外之理，上下事使之宜，年少的都尊敬那年长的，为妇的都尊敬那为夫的，则父兄役使子弟，男子役使女人，虽无爵位，也如官府一般，这就是贵了。轻徭役，不尽其力，薄赋敛，不尽其财，使百姓每都有余闲，各去治理生业，为长的得以怀其少，为夫的得以育其妇，渐有蓄积，不至匮乏，这就是富了。既然如此，那百姓每家家饱暖，无有不给的；人人优裕，无有不足的。这等安乐，朕为民父母，也自安乐，不须听那丝竹管弦之声，自然快活，天下极乐的事，也就在这里面了。”此与民同乐之道，而不徒以九重之贵、四海之富，自奉其身者也。夫前代中主，莫不挟其贵以侮百姓，而太宗欲教以礼义，使之皆贵；莫不恃其富以夺百姓，而太宗欲导以生养，使之皆富；莫不溺于声色以为娱乐，而不恤其民，太宗乃以家给人足为乐，胜于听丝竹管弦。为人君者，能常存此心，天下岂有不治者哉！
原文
二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直解
业，是已成的意思。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昔帝舜始造漆器，其臣谏者十余人。一器之微，何关得失，而纷纷论谏如此？”遂良对说：“人君好尚，所系甚大。惟崇尚节俭，乃是治安之本；若崇尚奢侈，便是危亡之本。以漆为器，虽未至奢侈，然为漆器不已，必将以金玉为之，是乃奢侈之渐也。大凡忠臣爱君，惟恐德业不成，故不待其过失昭彰，方去救正，只从那微细的去处，预先提防。如费用稍有不节，便恐渐入于奢侈；起居稍有不敬，便恐渐流于怠荒；闻直言稍不乐从，便恐渐至于拒谏；任君子稍有疑贰，便恐渐惑于谗邪。是以朝夕图惟，必防其渐。若使见之不早，防之不豫，至于大坏极蔽，祸乱已成，则虽有爱君之心，无所复用其谏矣。”于是太宗说道：“卿之言，说的极是。朕一日万几，岂能无过，卿亦当谏其渐。每见前世帝王，拒阻谏诤者，多以成心为主。或是政事有当改行的，只说业已做就了，诏旨有当改正的，只说业已许他了，文过遂非，终不为改。如此，则君德必然日损，政事必然日非，欲无危亡，其可得乎！”这一段说话，于人臣忠君爱国之心，人君防微杜渐之道，最为明切，不可不深体也。
原文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直解
辐，是车轮中木。辏，是集。太宗谕群臣说：“人主居万民百官之上，应接事务，只有一个心，下面小人，欲希图富贵，千方百计，只要引诱君心，把那许多不好的事，来攻之者甚众。故人主或好武功，他便以勇力来动之；或好谈论，他便以口辩来动之；或喜人赞扬，便献其谄谀，称颂功德，以迎合之；或略可欺瞒，便行其奸诈，颠倒是非，以蛊惑之；或意向有所偏好，便以各样嗜欲，如声色、器玩、宫室、游幸等事来奉承之。以众人之巧计，攻人主之一心，就如那车轮众辐，都攒凑做一处，各人都要求售其计，以图得上心，而规取宠禄。人主少有懈怠，一时不堤防他，这几件中，但只有一件引动，则君心迷惑，政事废弛，危亡之祸，随之而至矣，此君道之所以为难也。”这一段，是论人君当持守此心的意思。太宗天性英明，又历练世故，下人的情状，都看得透彻，然犹虑攻之者众，自觉其难，不敢少有懈怠，此其所以成贞观之治也。有天下者，能以此言常自警省，则众欲之攻，何足以动之哉！
原文
李世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信任功臣的意思。那时李世忽然得个病症，甚是危急，医方上说用人须烧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的病好，就将自己的须剪与他和药。世病愈，感太宗这等恩眷，叩头出血，涕泣谢恩。太宗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今剪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着社稷，非是为卿一身也，何用叩谢！”一日世侍太宗饮宴，情意欢洽，太宗从容向世说：“朕在位久，太子幼弱，朕为社稷远虑，遍求群臣中，可付托以幼孤的，莫过于卿。记卿往时在李密部下，那时李密败降，卿据守其地，尚念这土地人民，原是李密的，虽决计来降，然不欲邀功，必启李密自献，不负他一时恩德。况今朕之待卿，忘形迹，披腹心，义虽君臣，恩同父子，卿岂不尽忠于朕所托之幼孤，而负朕恩德哉！”世见太宗这等信任他，不胜感激，既荷知遇，又怕不能胜任，遂流涕辞谢，乃自啮其手指，至于出血，以见此身可捐，此恩不可负的意思。因忘分尽欢，无复疑忌，饮至沉醉，昏卧殿上，太宗就解脱自己所御的袍服，以覆盖之。一时君臣之遇，真不啻家人父子之亲也。夫君之待臣如此，人臣有不感戴上恩，而誓死图报者，此岂有人心者哉！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直解
太宗既立晋王为太子，一日谕侍臣说：“朕自立太子之后，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诲谕之以启发他的志意。如见太子进膳，就教之说：‘农夫终岁勤苦，耕耘收获，种得谷成，方有此饭。汝若用饭之时，即念稼穑艰难，此饭不容易得，推此心去体恤农夫，节省用度，则天禄可以永保，而常得用此饭矣。’如见太子乘马，就教之说：‘马虽畜类，亦是生命，所当爱惜。汝若乘马之时，即念此马之劳，驱驰有节，不尽其力，则马不至于困敝，而常得乘之矣。’如见太子乘舟，就教之说：‘水本以载舟，故舟藉水以运，然而水亦能覆舟，则舟不可倚水为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为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则民莫不戴之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则人亦将视之为寇仇而怨叛之。譬之于水，虽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见太子息阴于树下，就教之说：‘木生来多有枉曲，惟匠氏以绳墨正之，则斫削的端正，可为宫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长深宫，未能周知天下之务，行事岂无差错，惟虚心听从那辅弼谏诤之臣，则智虑日明，历练日熟，自能遍知广览而成圣人矣。’这是《书经》上的说话，不可不知也。”太宗教诲太子，其用心谆切如此，惟以太子将有君人之责，故欲成就其德而诲之，不得不详耳。况于人主之身，正天下安危所系，岂豫养者所可比。诚能因物自警，如太宗之所指，则其为进德讲学之助，岂浅浅哉！
原文
十八年，上曰：“盖苏文杀其君，残虐其民，今又违诏命，不可不讨。”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盻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劝上伐之。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谏，上不听。
直解
高丽国，即今朝鲜。贞观十八年，太宗将征高丽，先与群臣商议说：“今高丽乱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残虐其国中百姓，又无故兴兵，侵扰新罗的疆界。朕特遣使谕使罢兵，盖苏文抗违诏命，不肯听从。这等凶暴梗化之人，法不可容，朕为华夷之主，岂可不声罪致讨。”褚遂良谏说：“陛下初起晋阳，平定海内，但一举手指麾，中原便清肃晏安，一举目顾盻，四夷便恐惧畏服，这是何等威望，震古耀今，盛大无比。今区区东夷，限隔辽海，乃劳王师渡海远征，冒风涛之险，以问罪于小夷，若能指期克捷，似无不可，设或不虞，万分之中，一有挫折，彼小夷得以藉口，说大唐天子也无奈我何，岂不伤损了威望。到那时节，甘休不得，更起忿兵，夫兵忿者败，臣恐胜负安危，难以逆料，非万全之计也。”彼时朝臣皆以征辽为不可，独李世劝太宗发兵讨之。盖世武人，识见不足，太宗以其意与己合，遂决计亲征。褚遂良退而上疏说：“天下譬如一身，四夷乃身外之物，高丽诚有罪，必要征他，只消发四五万兵，遣一二员将帅便了，何至劳车驾亲行。”然此时太宗之意已决，终不能听从也。盖太宗平生，百战百胜，当时群雄如李密、王世充等，与我角力者，今皆削平，四夷如突厥、吐蕃等，为我借资者，今皆臣服。独高丽僻处东隅，隋炀帝竭天下之力以从事于此，而不能克，今幸当其危乱之时，又恃我富强之力，以为取之若振槁，可以震动四方，夸耀千古也。故虽在位既久，而雄心未忘，至于劳万乘而不辞，违群议而自用，卒之辽左无功，竟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终其身悒郁追悔，皆一念好大喜功之心为之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繇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直解
飞白，是字体。史臣记太宗天性嗜好文学，辩论敏给，遇群臣奏事，必援引古今，与之折辩，群臣多不能对。侍中刘洎上疏谏说：“凡人名分相同，智识相若，方好彼此往复辩论。若乃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势位智识，上下相去，悬绝甚矣。故群臣奏事于明主之前，乃是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堂陛既已森严，才识又复短浅，往往慑于天威，仓惶失措，徒欲勉强自效，不可得也。陛下于群臣论奏，虽明降恩旨，假借慈颜，凝旒静听，使之得尽其词，虚襟广纳，使之得行其说，犹恐群下不能对扬休命。况复内动神机，外纵天辩，文饰词说以屈其理，旁引古事以排其论，却教那凡庶之流何繇应答，而尽其所言哉！然此不但失待下之体，亦非自养之道。盖记闲事太多，则心必为所损，言语太多，则气必为所损，心气既内损，又且外敝形神，虽今日春秋鼎盛，不觉其劳，然日积月引，久后必受其累矣。”太宗见刘洎所言，剀切忠爱，乃自写飞白字答之说：“人君居上临下，若于所陈章奏，不加思虑审究，中间取舍，岂能无失。然思虑在心，若非言语，又无以发之，所以近来每有谈论，遂致烦多。繇此不改，将至于矜己傲物，恃才陵人，诚有如卿之言者，若形神心气，则不以此为劳也。今既闻忠谠之言，即当虚怀以改。”夫天下事重，万几至繁，若非君臣相与当面商确，岂得事事停当。但或以才辩高人，而果于自用，则臣下反不得尽言，此刘洎之所为惓惓于太宗也。
原文
上以辽左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驰驿祀徵以少牢，复立所制碑。
直解
高丽国在辽水之东，故称辽左。少牢，是羊。魏徵平生能直言极谏，面折廷争，太宗甚重之，但有举动过差处，常怕他知道，或未行而止，或因谏而罢，就是太宗决意要做的，若于事理未当，他也能极力挽回。魏徵没后，太宗眷念不忘，亲制碑文，立于墓所，表扬他平生好处，后乃被人谗谮，把这碑仆了。及车驾亲征高丽，无功而还，止取得盖州、辽州二城，反折了许多人马，大损威望，太宗深自追悔，却思量起魏徵来，叹息说道：“朕此一行，轻举妄动，若魏徵尚在，必能谏阻，不使朕有是行也！”于是遣人驰驿到魏徵墓所，祭以少牢，仍将前时御制的碑文，立于墓上，以见追思魏徵之意。大抵忠鲠之臣，人主所畏惮，当其时为苦口之言，逆耳之听，若龃龉而难入，然徐而思之，裨益甚大。盖惟心有畏惮，则事无过差，一举一动，必然斟酌停当，而可免于后悔。然非明圣英断之君，能省身克己，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亦未有不后事而追悔者也。如唐太宗造次征辽，功隳而后思魏徵；唐玄宗仓皇幸蜀，乱成而后思张九龄，亦无及矣。故为人主者，必持志养心，惩忿窒欲，不以强盛而骄，不以治平而怠，常若法家拂士之在侧，师保箴规之在耳，则何至有后事之悔哉！
原文
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如是！”
直解
史臣记特进萧瑀天性狷洁孤介，独行己意，不能谐俗，与同僚共处，多不相合。一日奏太宗说：“陛下以房玄龄为勋旧，信任不疑，却不知他与中书门下诸臣结成朋党，不肯尽忠朝廷，执掌大权，私意胶固，其所行的事，陛下不得详知。看他专擅之状，已甚明著，但未至于反耳。”太宗闻萧瑀之言，心甚不悦，面斥之说道：“卿之所言，岂不太过！人君选择贤才，置之辅弼，托以为股肱心膂，当推一片诚心去委任他，方肯尽忠为国，无所顾忌。若一心以用之，又一心以疑之，人臣谁不解体。且人之才行，本不能全，有所长，必有所短，用人者岂可求全责备，只宜略其所短，取其所长，然后人人得以自效。若将那好处不说，只就其一事之短，以概人之平生，则天下无可用之人矣。朕因玄龄忠谨，所以倾心委任，你却说他朋党不忠，是朕之用人贤否混淆、邪正颠倒矣。朕虽不能聪明，无帝王知人之哲，亦岂应顿迷贤否，至于如是！卿之所言不亦过乎！”按玄龄奉公体国，知无不为，诚一代之贤相，萧瑀乃以素不相合而极力攻之，使非太宗之明哲，鲜不为所惑矣。夫自古以来，攻任事之臣者，大率有二：非诬之以专擅，以动人主之心，则指摘其一言一行之失，以掩其所长。故任人之道，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求备，能推诚而器使，则二者之言，无繇而入矣。太宗数语，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直解
齐州，即今山东济南府。封事，是奏章。亘字，解做遍字。疾，是毒害之物。太宗在三代以后，可谓希世贤君，但其末年，征伐并兴，土木继作，以此稍失人心。那时齐州有个狂人，叫做段志冲，无故上本，说太宗在位日久，厌倦政事，莫若自家退闲，及早把这天下传与皇太子罢。太子闻得这话，甚不自安，心切忧惧，形于颜色，每一发言，辄为流涕。国舅长孙无忌等，请太宗诛戮此人以正典刑，太宗不听，手诏答说：“五岳为群山之宗，陵逼霄汉，何等高峻；四海为众水之会，横亘地脉，何等深广。这五岳四海，也容纳那污浊的，也包藏那疾恶的，然岳常自高，海常自深，何曾有纤毫亏损。今志冲乃一匹夫耳，就要朕解去大位，使天子退闲，此不必论其言之是非，但当自省朕之罪过。若朕果有罪，天心弃之，民心厌之，要是他正直敢言也，直的固不当诛；使朕果无罪，上不负天，下不负民，便是他颠狂妄言也，狂的亦不必诛。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区区狂言，岂足为轻重。譬如天被尺雾障蔽，依旧是这等广大，不因此而少亏；日被寸云点缀，依旧是这等光明，不因此而少损。今只当置之不问便了，何用诛戮！”然志冲狂言，不但不足以累太宗，天下后世，因此益见太宗度量之大，识见之明，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出于寻常世主万万也。
原文
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教诲太子的事。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自作一书，叫做《帝范》，凡十有二篇。赐与太子。第一曰君体，言人君当正身修德，以端万化之原；其次曰建亲，言人君当敦睦宗藩，以固本支之祚；其次曰求贤，盖得贤者昌，故必广求人才，以资理道；其次曰审官，盖知人则哲，故必甄别贤否，以正官常；其次曰纳谏，盖从谏则圣，故言路不可不开；其次曰去谗，盖偏信生奸，故谗佞不可不远；其次曰戒盈，言满则必覆，当持之以戒慎；其次曰崇俭，言富不期侈，必守之以撙节；其次曰赏罚，盖赏罚人主之大权，故必当其功罪，而后人心服；其次曰务农，盖农桑天下之大本，故必使之力本，而后百姓足；其次曰阅武，言肄兵讲武，以备非常，帝王之武功也；其次曰崇文，言重道隆儒，以施教化，帝王之文德也。其书中篇目如此。因教太子说：“这十二篇书，帝王修身治国的道理备在其中。我若一旦不讳，临终之时也更无别言嘱咐，只是这一部书就尽了。”又命太子说：“汝当更求古之贤哲帝王以为师，如我为君，不足法也。盖取法那上等的人，仅能成中等，若取法那中等的人，将不免为下等矣，岂可不求法乎上哉！我自居位以来，所为不善的事多矣：如古人不贵异物，贱用物，而我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古人不作无益害有益，而我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田猎本非美事，我则犬马鹰隼无远不致；巡幸民之所苦，我则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都是我之深过，汝不可当做好事去仿效。然我所以不败者，盖隋政不纲，天下大乱，我能翦除暴乱以拯济苍生，其有益于民甚多，混一土宇以创造华夏，其有功于世甚大。后来虽有这些过失，却以益人处多，损人处少，故人心不怨；有功处大，有过处微，故基业不堕。若比那古帝王尽善尽美，无一事之可议者，则羞愧多矣。汝不曾有我之功勤，而承受我之富贵，从此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可少安；若再骄惰奢侈，则一身恐不自保。且成之甚迟、败之甚速者，国家之业也；失之甚易、得之甚难者，天子之位也。岂可不自爱惜哉！岂可不自慎重哉！”太宗之教太子，恳切如此。盖开创之君，以百战得天下，故知大业难成，天位难保，是宜其言之谆谆也，使继体守成者，能一一遵而行之，则何至于颠覆哉！伊尹之告大甲曰：“率乃祖攸行。”傅说之告高宗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有天下者，不可不深长思矣。
原文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并吞六国，返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自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直解
徐惠，是贤妃徐氏，名惠。龟兹，音丘慈。是西域国名。翠微宫、玉华宫，都是京师游幸的去处。鸩鸟的羽有毒，入酒中能杀人，叫做酖毒。太宗晚年颇兴土木，尝选胜地，营造玉华宫一所，戒饬督工诸臣，务从俭约，惟是临御的正殿覆盖用瓦，其余的皆用茅草苫盖，虽极节省，然所费亦不少矣。那时宫中有个贤妃徐氏名惠者，甚有贤德，读书能文，见太宗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外面征伐不息，又作翠微宫、玉华宫，内里营缮相继，又御前服饰器玩，俱尚华靡，渐见奢侈成风，乃上疏规谏，其大略说道：“农夫终岁劳动，所得几何？今征辽之役，乃裹粮渡海，轻冒不测，往往漂没，把这有限的农功，填委在那无涯巨浪之中，岂不可惜！我军几年训练方才成就，今即用以东征西伐，要四夷臣服，然他方之众，未必便来臣服，而我训练已成之军，反先自丧失了，岂不可悯！昔日秦始皇并吞了韩、赵、魏、楚、齐、燕六国，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二世而亡，曾不旋踵，其速如此；晋武帝奄有了魏、蜀、吴三方，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数传而灭，覆败之祸，若在朝夕。这是何故？盖秦始皇既灭六国，矜其功高，恃其势大，不务修德保邦而轻弃之，心以强盛而骄，故方兴而忽亡；晋武帝既平吴蜀，止顾目前利便，遂忘意外之变，不悟危亡所伏，而快意荡情，纵肆无极，武备弛于外，女谒盛于内，心以治平而怠，故方成而遽败。此前事之明鉴也，可不戒哉！”疏中又说：“人知斧斤之能伤物，不知珍玩之器、技巧之工，非但耗蠹财力，亦且妨废农桑，也能断丧人国，如斧斤一般。人主好此，是怀斧斤以自戕也。人知酖毒之能害生，不知珠玉之宝、锦绣之华，非但诱引耳目，亦且蛊惑志意，也能迷乱人心，如酖毒一般。人主好此，是饮酖毒以自害也。”又说：“人主创业垂统，乃后世子孙所观望，顾其作法者何如，诚使躬行节俭，以为后世表率，尚恐子孙每生长富贵，渐忘艰难，日盛一日，以至于奢；若作法于前者，先自奢侈，则后来骄溢，何所不至，动以祖宗藉口，谁能裁制之，诚不可不慎也。”其言词剀切如此。太宗道他说得好，甚加礼重焉。按徐妃虽一妇人，乃其告太宗者，类皆格言，有裨于君德治道，人主所当朝夕体念者也。
原文
房玄龄疾笃，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倘蒙录此，死且不朽！”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薨。
直解
太宗晚年，征讨高丽，不能成功，又选将练兵，欲图再举，海内为之骚然。那时宰相房玄龄得病沉重，因与诸子说：“吾奉事主上，三十余年，荷蒙厚恩，不能图报。如今天下已定，无事可言，只是东征辽左，不肯休兵，在廷群臣，惟恐违拂意旨，不敢进谏。我既知其不可，若是终于无言，虽死亦有余责矣。”因上一表谏说：“陛下盛德宽仁，每决一重囚定要三覆五奏，始命行刑，且为之进素膳，止音乐，无非怜悯人性命的意思。今辽左之役，兴师不已，驱迫那无罪的士卒，委弃在锋刃之下，任他身死草野，肝脑涂地，这许多性命，独不可怜悯乎！夫不忍一囚之死，而忍三军之命，陛下之心，必有不能安者矣。然天下之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向使高丽违失臣节，不肯奉顺朝廷，诛其罪可也；或是侵犯边境，扰害百姓，灭其国可也；或是他兵势强盛，他日能为中国之害，及早除之亦可也。今高丽既不曾失了臣节，又不曾侵扰百姓，蕞尔小夷，又不能为我患害，三者无一于此，而坐烦中国之民，以事无用之地，内则因隋朝不能平定，而为之雪耻，外则因新罗被其侵伐，而为之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因高丽服罪，计其自新，休兵息民，以固根本，自然华夷庆赖，远迩得安。臣临终之言，倘蒙录用，虽死亦不朽矣！”表上，太宗闻知玄龄病重，遂幸其所居，亲握其手，与之为别，悲痛之怀，不能自胜。玄龄遂薨。然辽左之师，自是亦不复出矣。夫玄龄以济世之才，遭不世出之主，佐成帝业，遂致升平。三十余年，帷幄密勿之中，所以弥纶匡赞者，世皆不得而闻，所以号为贤相，而无迹可寻。至于一息尚存，而犹忧念国家，冀以垂绝之言，动人主之听，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矣，岂非万世人臣之轨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