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宗皇帝，名杰，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为朱温所弑，唐亡。
原文
《历年图》曰：“高祖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长驱，奄有关中。命将出师，扫除乱略，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闼，夷萧铣，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盖以太宗之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袵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
直解
宋臣司马光纂集诸史，每一代为一图，历叙其治乱兴亡之迹，谓之《历年图》。这一篇总叙唐朝的事，从高祖起，说唐祖李渊在隋时，原封为唐国公，留守晋阳。因见炀帝无道，民穷盗起，遂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州县空虚，攻下汾、霍诸郡，席卷长驱直抵西京，尽有关中之地以为根本。于是遣将出兵，扫除群盗，遂降李密于洛口，系窦建德于虎牢，擒王世充于洛阳，芟刘武周于马邑，剪刘黑闼于山东，夷萧铣于江陵，不出六年之间，僭伪悉平，海内咸服，何其成功之速，一至于此哉！盖因有太宗世民为之子故也。使无太宗，则高祖原无大志，岂能创业垂统，开有唐一代之治哉！太宗具文武全才，聪明勇略，高出前代人主之上；又能驱策一世之英雄，使皆效其死力；网罗四方之俊乂，使皆竭其才能；群策毕举，凡善谋忠计皆嘉纳而不遗；言路大开，虽直言极谏，亦乐闻而不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之于袵席之上；使昔之相聚而为盗贼者，皆化为善良之君子；昔之愁苦而呻吟者，皆转为太平之讴歌；男耕女织，衣食有余；讼简民淳，刑措不用；威德日隆，虽强如突厥之长，亦系颈于阙庭；土宇日广，虽远如北海之滨，都设立为州县。盖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未有如此也，亦可谓不世出之主矣。惜其好尚功名，徒以智勇创造基业，而不能修礼乐以化民。且胁父臣虏，不可以言孝；弑兄杀弟，不可以言友。父子兄弟之间，惭德愧行亦已多矣。夫帝王之治，未有不自修身齐家以及天下者也。太宗之内行不修如此，是岂足以以语帝王之治哉！
原文
“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斫丧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缙绅，迹其本源，有自来矣。中宗久罹忧辱，备尝险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粪土之墙，安可污也。睿宗鉴前之祸，立嗣以功，所谓可与权矣。明皇能谋有断，再靖内难。开元之初，忧勤庶政，好贤乐善，爱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宾服，浸淫于贞观之风矣。及天宝以降，自以功成治定，无有后艰。志欲既满，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谗谀并进；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痈疽结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篱而不知。一旦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执檄而心醉，猛将望尘而束手，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舆播荡，生民涂炭，祸乱并兴，莫可救药，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澜漫而不息。乌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
直解
伊洛，指唐之东京，在今河南府地方。河潼，指唐之长安，在今西安府地方。《历年图》又叙说：“高宗承平之时，沈溺宴安，怠荒无度，即其依向不忍虽似仁慈，而柔懦不振，全无威武。其最得罪于宗社者，在立武氏为后，使其专权窃柄，斫丧唐家元气，杀害李氏子孙，诛逐缙绅之忠直，改唐为周，酷烈无比。究其本源，都因高宗昏弱无为，酿成此恶，其祸有自来矣。至于中宗初时为武后所废，居房州十三年，每欲自杀，遭忧辱如此之久，受险阻如此之多，宜其知所儆惕矣。一旦复了帝位，乃不鉴武氏之祸，又宠信韦后，荒淫不改，致国事日非，身且不保，是其天性昏庸，难以匡弼。殆孔子所谓粪土之墙，不可加以粉饰者也。睿宗鉴前代祸乱，欲早立太子，因次子隆基有诛韦氏之功，遂舍长子成器而立隆基，以绝祸本，是为玄宗。舍嫡立功，虽非经礼，亦可谓能行权矣。玄宗为人，多谋略，有刚断，初诛韦氏之乱，后寝太平公主之谋，凡两清内难，皆以谋断成之。开元之初，忧勤庶政，所用的都是正人，有好贤乐善之诚；所行的都是惠政，有爱民利物之泽。二十年间，海内富庶，四夷宾服，内宁外谧，骎骎乎有太宗贞观之风矣。及至天宝以后，见天下太平无事，自以为功成治定，无复后患。于是志欲既满，侈心遂生；恶谏诤而忠直浸疏，狎群小而谗谀并进；耽逸乐，则不念万机，而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任将相则不辨忠邪，而以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公、召公，以番将安禄山、哥舒翰为方叔、召虎。奸佞在朝，譬如痈疽生于心腹，将要溃裂犹且不悟；强胡当道，譬如豺狼近在藩篱，将要噬搏尚然不知。一旦安禄山发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之上平素不曾设备，宰相执着传的檄书，吓得痴呆如醉，无计可施。一时猛将平素不曾习战，望见贼的烟尘，都束手就缚，无兵可调，遂使贼众横行，两京失陷，腥膻之气污秽于伊洛，杀人之血流染于河潼，车驾播迁，仓皇入蜀，所在生民，尽遭屠戮，而祸乱并兴，不可救药矣。其后两京虽复，然国势自此日衰，兵端自此日起，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漫延而不息者，皆明皇贻之也，岂不深可叹哉！《诗经》上说‘凡人都知谨始，但少能有终。’所以把前功尽弃了，正明皇之谓也。夫安之中，即危之所伏，不可常恃；治之中，即乱之所基，不可常保。其机如此，处治安之时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肃宗以国之元子，收兵灵武，反旆而东，不失旧物。代宗分命群帅，剪除凶丑，使大河南北复为唐臣，其功皆不细矣。然此两君者，武不足以决疑，明不足以烛理，倘无郭子仪之忠，李光弼之智，因仆固怀恩以用回纥之众，则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肃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辅国不得养其父，惑于张后不能庇其子，则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宽仁，而听谗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惭愤而死，怀恩招引外寇，几再亡国，则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经远之谋，专为姑息之政，盗贼据州郡者因用为牧守，士卒杀主帅者因授之旄钺，使强暴纵横，下凌上替，积习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纪纲大坏，不可复振，则肃、代之为也。”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叛，破了两京，玄宗幸蜀，宗社不守。幸得肃宗为太子，至马嵬驿前，为百姓父老所拥，收兵于灵武地方，转旆向东，克复两京，不失旧物。代宗继之，分命诸将，剪除贼党，诛史朝义于莫州，使大河南北还为唐家方镇之臣，论其功业皆不为小矣。然此两君者都是庸才，武不足以断决疑事，明不足以照察物理。当时赖有大将郭子仪之精忠，李光弼之勇略，又因仆固怀恩借兵于回纥，故得以收复两京，平定叛乱。若使当时无此三人，则天下已非唐家之有矣。夫以肃宗之天性孝慈，宜能保全父子之恩也，然外制于李辅国之奸，逼迁上皇于西内而不得养，内惑于张后之谮，杀其子建宁王倓而不能庇，此非武不足以决疑乎？以代宗之天性宽仁，宜能保全君臣之义也，却乃信听谗臣程元振之言，使李光弼忧畏而不敢入朝，至于惭愧发愤而死。又听信谗臣辛云京之言，使仆固怀恩怨望不平，招引吐蕃、回纥以入寇，几至于再亡其国，此非明不足以烛理乎？又且不思经常久远之谋，专为目前姑息之政。民间盗贼窃据州郡者，非惟不能讨，又因而用之以为本处正官；各镇士卒杀逐主帅者，非惟不能制，又因而授以节钺使为节度使。法纪不张，威权丧失，遂使强暴纵横，公然无所忌惮，下凌上替，名分为之荡然。转相效习，遂成风俗，恬不为怪，莫有知其非者！故终唐之世，士卒凌将帅，将帅凌天子，纪纲大坏，不可复振，以至于亡，则肃、代二宗实启其渐也。然则二宗虽有中兴之功，实乃基祸之主耳，岂足为贤哉！”
原文
“德宗愤积世之弊，悯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繇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奉天，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社稷。自是之后，消刚为柔，刓方为圆。逮其晚节，偷懦之政，甚于祖考矣。顺宗不幸婴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为贤矣。宪宗聪明果决，得于天性，选任忠良，延纳善谋。师老财屈，异论辐辏，而不为之疑；盗发都邑，屠害元宰，而不为之惧。卒能取灵夏，清剑南，诛浙西，俘泽潞，平淮右，复齐鲁。于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盗，皆狼顾鼠拱，纳质效地，稽颡入朝，百年之忧，一旦廓然矣。而怠于防微，变生肘腋，悲夫！”
直解
灵夏、剑南、浙西、泽潞、淮右、齐鲁都是唐时藩镇地方。《历年图》又叙说：“德宗为太子时，见肃宗以来，各镇强臣跋扈，朝廷纪纲不振，愤积世之凌替，悯王室之衰微，即位之初，赫然有拨乱反正之志。但其议度既昏，暗而褊浅，资性反猜疑而刚愎。所用的是卢杞、杨炎之辈，多非正人。所行的是残忍忌刻之事，不繇正道。立两税之法，赋税日加烦重。枉杀忠臣刘晏等，诛戮及于无辜。以此怨讟并兴，叛逆继起。李希烈反于关外，朝廷召泾原兵马讨之。关外未平，而泾卒奉朱泚先作乱于都城矣。于是车驾出奔奉天，极其困辱，仅乃得免。又为李怀光所逼，播迁山南。那时缙绅被执，公卿科于贼庭，宫阙失守，锋镝集于黄屋，天下大势几不可支了。尚赖陆贽知无不言，尽心匡救于内；李晟、浑瑊不顾私家，毕力捍御于外，故能使诸将用命，荡灭元凶，两京复完，还奉宗社，皆诸臣之力也。自此以后，德宗志气消沮，刚者化而为柔，方者削而为圆，无复有昔时振作之意。及其晚年，日事姑息，以求旦夕之安，偷懦之政又甚于肃、代矣，何怪国之不竞哉！顺宗本是贤明之君，惜其即位未几，不幸得了风疾，奸邪王叔文等遂弄权放肆，神稷几危。赖顺宗心里明白，把国家政事尽付与皇太子宪宗监管，随又传位宪宗，以安社稷，不贤而能之乎！宪宗资性甚美，聪明果断得于天授，慨然以振纪纲，平僭乱为务。选任杜黄裳、裴度、李光颜、李愬等为将相，凡有善谋无不延纳。当其讨淮蔡时，师老财尽，满朝都要罢兵，异论纷然辏集，而宪宗略不为之疑。又有贼臣李师道，恶宰相武元衡专主用兵，使人潜入京师杀害元衡，人情汹汹，不能自保，而宪宗亦不为之惧。其明决如此，所以有谋必成，有战必克，卒能取杨惠琳于灵夏，讨刘辟于剑南，诛李铸于浙西，俘卢从史于泽潞。入蔡州擒吴元济，而淮右遂平；取淄青诛李师道，而齐鲁克复。于是天下强臣悍将，以地相传深根固蒂而不可动者，皆惶恐悚惧，如狼之遁，以求自全，如鼠之拱，以纳款曲，质子献地，稽颡入朝，而国家百年之忧，一旦廓然平定矣。然而志欲易满，怠于防微，致大业未终，而弑逆生于肘腋之近，良可悲也。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穆宗蒙已成之业，承既平之绪，授任非才，为谋不臧，使柙中之虎，复纵暴于原野，网中之鱼，得自脱于深渊，元和之功，于兹坠矣。宝历轻易荒纵，自贻颠覆。文宗优游不断，受制家臣，虽有好贤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称也。武宗英敏特达，委任能臣，克上党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业不究，惜哉！”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自宪宗平定淮蔡，朝廷纪纲大振，诸藩镇皆畏威敛手，不敢复肆，天下号为治安。穆宗蒙受已成的功业，缵承既平的统绪，使其稍知理道，便可以坐享太平矣。却乃委任非才，当时宰相如萧俛、段文昌辈，皆庸暗之徒，为谋不善，轻议销兵，遂使朱克融、王庭凑两人相继复反。譬如虎已在柙，又使其肆暴于原野，鱼已入网，又使其脱逃于深渊，将宪宗元和十五年的功劳，一旦都废坠了，深可惜也。敬宗嗣位，改元宝历。敬宗为人轻易不检，常与群小为伍，荒纵无度，只以游戏为事，身被颠覆之祸，乃其自取之耳。文宗性度优游，柔而不断，受制于王守澄等，而不能振。虽有好贤乐善之心，文雅诗词之美，然大纲不振，虽有小善，何足称乎？武宗天资英明敏给，特达非常，又知李德裕之贤能，委任为相，言听计从。故刘稹据上党，自为留后，朝廷命镇、魏诸将讨而克之，易如拾芥。杨弁作乱于太原，河东兵缚送京师，易如反掌。亦可谓有为之君矣。而天命不永，在位六年而崩，使其功业未得尽展，岂不可惜哉！”
原文
“宣宗少历艰难，长年践位，人之情伪靡不周知。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赏简而当，罚严而必。故方内乐业，殊方顺轨，求诸汉世，其孝宣之流亚与。懿宗骄奢无度，贼虐不忌，辅弼之任委于嬖宠，四海之财竭于淫乐，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于兹决矣。且唐自至德已来，近习用权，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养之，犹惧不济，又况饮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离，盗贼遍于寰区，蓬蒿塞于城阙，漂泊幽辱，寄命诸侯。当是之时，虽欲救之，其将能乎？”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宣宗是宪宗庶第十三子，当穆宗、文宗、武宗之时，潜居藩邸，韬晦如愚。少时历经艰苦，备知民间之事。及到登极，年已三十八岁。阅历既久，于人之诚实的、奸伪的，无不周知，故能尽心民事，精勤为治之道。有功当赏的，必精简而停当，绝无冒滥之弊；有罪当罚的，必严峻而果决，略无轻纵之私。威福不移，劝惩具备。故方域之内，莫不安生而乐业，四夷之人亦皆向风而顺轨。求之汉朝，其可与孝宣皇帝相为上下者欤。懿宗骄纵奢侈而无节度，贼害暴虐而无忌惮。不为朝廷惜名器，将辅弼重任委寄于嬖幸之人；不为国家惜财用，将四海膏脂，匮竭于淫乐之费，以致民怨于下而己不知，神怒于上而己不恤。李氏宗社之亡，于此决矣。且唐自肃宗至德以来，近习用事于内，藩镇跳梁于外，元气凋丧已尽，虽以恩德拊循，犹恐不支，而况以懿宗之暴虐继之，岂有不亡之理。譬久病羸瘦的人，虽以糜粥调养，犹恐不济，又况以毒烈之酒饮之，其为速死无疑矣。及僖宗、昭宗嗣位之日，天禄已去而不可复留，民心已离而不可复合。黄巢倡乱，盗贼满于四海之中；两京陷没，蓬蒿塞于城阙之内。以天子之尊而不能自保其一身，漂泊无依，幽辱不振，而寄命于诸侯。当此之时，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将欲救之，岂可得乎！唐于此时遂亡矣。”按有唐一代，传祚二十，历年三百，其间可称者，惟太宗一君，而犹多惭德，其他则玄宗、宪宗皆不免于鲜终，亦可以见为君之难矣。昔宋臣孙觌辈，常请进读《唐鉴》，取其殷鉴不远也。明主诚熟察其兴亡之故，其于治道，岂不深有裨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