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武皇帝，姓司马，名炎。其祖懿，父昭，世执魏政，至炎遂篡魏平吴而有天下。初封晋王，故国号晋，在位十一年。
原文
晋初置谏官，以傅玄为之。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主嘉纳其言，然亦不能革。
直解
武帝既代魏而有天下，乃广开求言之路，初置谏官，使之专论朝政得失。选择群臣中，以傅玄素称刚直，遂用他为此官。傅玄见魏朝末年教化不明，士风颓败，思有以救正之，乃上疏说道：“臣闻先王统御天下，以教化为急务，倡天下以礼义之风，而养之以廉耻之节。教化既崇于上，则清议自行于下。人人皆知重名教，畏清议，而败礼伤化之士自无所容，治隆俗美，皆繇于此。近者魏武帝不知教化之务，只好用法术以制天下，所进用的都是刑名之吏，于是天下之人都尚刑名以应之。文帝又喜慕通达，不拘拘于小节，所进用的都是浮薄之士，于是天下之人都以放达相高，反以谨守名节者为贱，而教化之具尽废。所以后来朝廷上，纪纲法度不复管摄，而放诞不简，如何晏、王弼之流，满于朝野，谈论虚无，遗弃礼法，遂使天下之人争慕效之，以名教为不足贵，以清议为不足恤，而教化之衰，风俗之败，至此极矣。今陛下圣德龙兴，受魏之禅而有天下，能力行恭俭，以求广尧舜之化，固可谓得其要矣。但好恶用舍之间，乃人心之劝戒所系，陛下即位以来，不曾见举一个清操远识以礼自守之臣，以敦尚风节，也不曾见退一个虚名鄙行之士，以惩戒人臣之不恪者。好恶未彰，而劝戒无法，然则人心风俗安能遽变乎！臣所以犹敢有言，愿陛下留意于此。”晋武帝嘉纳其言，以为切于时务，但当时承魏之敝，习俗已成，帝亦不能痛革之。其后晋世士大夫皆崇尚玄虚，清谈废事，荡然放纵于礼法之外，以为旷达，遂以亡国。可见教化诚国家之急务，风俗为治忽之所关，而欲行教化以移风俗，又在人主。但率之于上，立之以表仪，示之以好恶，而后天下可渐化也。今武帝之初，虽矫情于恭俭，未几自恃升平，荒于游宴，而忘经国之远虑矣。虽欲移风易俗，其可得乎？此图治者之所以贵端在其本也。
原文
诏曰：“昔在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直解
交州，即今广东雷州、廉州及安南一带地方。仆射，是官名。晋武帝太康元年，此时吴国既平，天下混一，武帝便说太平无事了，因思汉末董卓、曹操等，皆以州兵强盛，胁制朝廷，欲矫其弊？乃下诏说道：“汉家初置刺史，只着他督察郡县官吏，到东汉末年，四海分裂，各州刺史把郡县的职事都自专制，内既亲理民事，外又统领兵马，各据一方，朝廷不能制，遂致乱亡。如今天下僭乱尽平，合为一家，岂可复蹈其弊，正该韬戢干戈，偃武修文。凡刺史分职，只主督察官吏，如汉家故事。尽除去州郡兵马，大郡只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刺史都不得管领。”于是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州与广州东西数千里，与诸夷接界，此二州兵马恐不该减损，以示单薄虚弱，而生蛮夷之心。”那时仆射山涛也说：“不独交、广二州，天下州郡的兵马，乃是国家的武备，若无武备，万一盗贼窃发，何以制之？恐乱繇此起，都不该裁革。”武帝不听，毕竟都革了。其后才过得三十余年，到惠帝永宁以后，内则诸王相残，外则五胡纭扰，盗贼纷纷，乘时并起，这州郡中兵马既撤，都无准备，虽有武吏百数十人当得甚事？看着那盗贼横行，莫能擒捕制御，天下繇此大乱，果如山涛所言。到后来诸州刺史又复兼领兵马，而州镇之权越发偏重，海内分裂又甚于东汉之末，仅及百五十余年而晋亡矣。此武帝贻谋不善之所致也。古语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晋武之谓乎！
原文
三年，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直解
太康三年，晋武帝亲祀南郊。礼毕，从容访问司隶校尉刘毅说：“卿试看朕可比汉朝那一个皇帝？”武帝自负是开创之君，或比得高祖、光武，次亦不出文、景、明、章之下。刘毅平生直戆，适见武帝平吴之后，怠于政事，任用外戚杨骏，交通请谒，公行贿赂，就对说：“陛下可比汉家桓帝、灵帝。”武帝惊骇说：“这两个昏乱亡国之君，朕虽不德，何至如此？”刘毅对说：“臣非妄言，有所指证。昔桓帝、灵帝自家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官库，为国家的公用；今陛下却被那贵戚权臣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私门，为他的私用。这等看来，还似不如桓、灵。”武帝乃大笑说：“桓、灵之世，君昏政乱，在朝都是面谀的人，几曾闻有这等言语！今刘毅面折朕过，是朕有直臣。主明则臣直，岂不远过于桓、灵之世乎？”尝观晋史，武帝恭俭明达，足称贤主，虽其末年任用匪人，岂可遽以桓、灵为比？刘毅此言，指斥太甚，常情所不堪，而武帝乃能优容，略无怒色，传之当时，益见其盛德，载在史册，至今为美谈。此后世人主之所当法。然于卖官一事，竟置而不问，卒亦未见其疏杨骏，抑私门，彼复何惮而不为也？徒有纳谏之虚名，而无用谏之实意，虽美何益！此又后世人主之所当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