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名煦，是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原文
诏详定役法。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轼又陈于政事堂，以为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直解
宋初役法，佥民丁壮，轮流官府应役，叫做差役。及王安石变法，令民计丁出钱，征收在官，雇人应当，叫做免役。哲宗初即位，用司马光为相，凡熙宁新法不便于民的渐次更罢。至元佑元年闰二月，诏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等详定役法所宜因革，中书舍人苏轼与司马光说：“差役、免役这两样法各有利有害，皆不能无弊。免役之害在于敛财太重，以至十室九空，财聚于官，而民间匮乏，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羁民在官，常用供役，不得专力务农，更兼贪官猾吏，因缘为奸，抑勒剥削，困辱卖放，无所不至。这两者之害，轻重略同，所宜审择便宜以为行止也。”光问说：“于君之意当何如？”轼答说：“大凡立法，因旧而为之，则事势便而易成，以渐而改之，则民情安而不惊。且如三代之法，不分兵农，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起而为兵，兵无坐食之患，农无养兵之费。岂不是善制。至秦并天下，始分兵农为二。历两汉、魏晋、六朝皆遵行之。至唐太宗乃立府兵之法，以仿古者寓兵于农之意。然行之未久，府兵废坏。比及玄宗时复募民为兵，叫做长征卒，仍用秦法。自此以来，民不习兵革战斗之事，兵亦不知稼穑耕获之事。然农得一意耕作，出谷帛以养兵。兵得一意战守，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亦以为便，虽三代圣人复起不能改也。今免役之法，乡户人出了钱，得一意于耕作，官府有钱雇役，也不缺人差使，正与兵制相类。公欲骤然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要罢长征而复民兵，反致惊扰而无益于事，盖未易也。”司马光不以其言为然。轼又诣宰相政事堂言之，说：“雇役便民，不必更改，但不当于实费之外多取民财，民所不便，只是这一节耳。若严为禁令，使有司量入为出，不许于实费外多取分毫，则民力易供，自不至于十室九空，无钱荒之患矣。何必纷纷改法为也。”大抵法无古今，要在因时宜民而已。时势既改，民所不宜，虽圣王之法，安得不变；果合时宜，顺民情，虽非贤圣所立，然其法不可改也。王安石轻变宋朝祖宗之法，纷纷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诚当急罢之以利民矣。至于免役、保甲之类，却又民之所便，岂可概以其人而废之哉！苏轼之言，可为议法之准，保治者所当深念也。
原文
五月，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初神宗崩，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阙哀临。太后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直解
元佑元年五月，哲宗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史臣叙说，初，神宗崩时，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京哀临。太皇太后因维是先朝旧臣，特加慰劳，且问以当今政务何者为先。维对说：“为政在顺人情。今日之切务，惟察人情之所思者为之处置而已。彼人情当贫窘之时，则思财富；当疾苦之时，则思快乐；当劳困之时，则思安息；当拂郁之时，则思通畅。此自然之情也。今天下民情有所思而不得久矣。诚能知民之思富也，为之薄其税敛，常以利民为本，则财不在官而在民，民自富矣。知民之思乐也，为之御其灾患，常以忧民为心，则忧以一人，而乐以天下，民自乐矣。知民之思息也，凡赋役之重，非人力所堪者，悉罢去之，则不尽人之力，而劳困者得息矣。知民之思通也，凡法禁之苛，非人情所便者，悉蠲除之，则不尽人之情，而郁塞者得通矣。即此数者而推广之。凡人情有所思而无以自遂者，莫不为之经营，而又以实心行之，不徒以虚文塞责，则不惟天下穷民如解倒悬，而圣子神孙观感陛下之德者，亦皆约己裕民，无敢侈然肆于民上，不待教而自成矣。岂非今日之切务哉！”然欲富、欲乐、欲息、欲通，乃人之恒情，君民之所同也。惟在上者，但知遂己之欲，而不复体民之情，剥下以奉上，拂民以从欲，至于人心怨叛而上不知，覆亡之祸率繇于此。诚能以己之心，度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则民心悦而邦本固，君之所欲者，亦未尝不两遂矣。此又君天下者所当知。
原文
九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多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为之恸，即日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年六十八。京师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如陕葬，送者如哭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焉。
直解
陕，即今河南府陕州，是司马光原籍。岭南，是广东地方。封州，即今肇庆府封川县，是极南界上。元佑元年九月，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是时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以光名德宿望，用以为相，虚心委任，凡朝廷政事，一切听光整理，无毫发疑沮。光亦见己之所言必行，所谋必从，感激非常知遇，誓欲委身致命，以为社稷，凡一应机务，虽至纤细之事也都身亲经理，不肯放过，以夜继日，未尝休息。宾客见其形体渐渐衰弱羸瘦，举汉时丞相诸葛亮故事，劝他节劳。说诸葛亮为相，自较簿书，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所食不至数升。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烦，岂能久活，果然不久而死。今公当以此为戒可也。司马光答说：“人之死生有命，非关劳佚，我岂可自爱其身，而不为国家尽力乎？”于是为之益力。及到病危之日，精神昏愦，不复自觉，口里犹谆谆说话，不甚明白，如梦中语，却都是朝廷天下的事。其精诚为国至死不休如此。及卒，太皇太后因失了贤相，不胜哀恸，即日与哲宗亲到他家哭临，赠官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一应恩数，尊隆无比，年止六十八岁。京师人争去吊丧，虽常日市井人多的去处，也都空虚无人交易，至于典卖衣服以供祭奠，丧车过时，合巷聚哭。及归葬陕中，送丧的人，如哭其私亲一般。至于岭南封州极边去处的父老，也相率具祭。京中及四方人皆画他形象，朝夕祭献，一饮一食必告祝焉。按司马光自元丰八年五月入相，至是才一年有余，而身死之日，天下痛惜之如此，何哉？史称光生平不欺，诚心自然，虽儿童妇女皆知其名，盖惟至诚故能动物，不期月而化成，良有本也。若光者，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矣。
原文
三月，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颐又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直解
元佑二年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请哲宗每日讲读，移就崇政、延和二殿。颐又上疏说：“臣近言迩英阁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者，恐圣躬临幸未便故也。今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无他，不过谓延和殿乃天子临御朝群臣之所，不可使讲官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耳。臣以为此非所以尊其君也。臣不暇远引异代，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尝召布衣王昭素讲《易经》，真宗尝令直讲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都是坐讲。立讲之仪只起于仁宗时明肃皇太后之意，非祖制也。此可见祖宗尊儒重道不以势分为拘，诚旷古之盛节，昭代之美事，岂独子孙所当遵守，实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见人主稍自谦损，便以为亵尊，是徒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所以遵之之道也。盖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人君惟讲学亲贤，使道德益高，则其尊益至，故以道德责成于君，乃为尊君之至也。若只以势位论之，则其崇高已到极处，尊严已到至处，不可复有加了。区区堂陛之节，乃其分所固有，何足以尊其君哉！”又说：“天下至重之任有两件：一是宰相之任，一是经筵之任。宰相佐天子理万几，得其职则天下治，失其职则天下乱。是天下之治乱系宰相也。经筵乃辅养君德之地，养之善则君德日就，养之不善则君德日非。是君德之成就责经筵也。”夫经筵之任，与宰相并重如此，则虽坐而讲读，岂为逾哉！然君德虽责经筵，而朝夕纳诲未尝不系于宰相也；治乱虽系宰相，而端养化原，未尝不系于君德也。人君知此而亲贤讲学，与躬行实践，并行而不废焉，则道德有于身，而至尊至贵，又有出于势位之上者矣。万世太平之业至岂外是哉！
原文
会夏暑，权罢讲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
直解
史臣记哲宗在位时，适因夏天暑热，传旨暂辍讲筵。著作佐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天下之治乱在君德，君德之成否在讲筵。今陛下辍讲，必谓暂时优闲，未为大害。然今日之学与不学乃他日之治乱所关，非细故也。陛下若好学，则圣志清明，君德日进，天下之贤人君子皆欢然欣慕，以为圣君在上，无不愿立于朝，或敷陈正言，或修举正事，皆以直道事陛下，而辅佐德业以致太平，天下自此治矣。陛下若不学，则无义理养心之助，无贤人夹辅之功，天下之小人皆谓有隙可投，而动其不肖之心，务为邪佞谄谀以干富贵，苟可以蛊惑君心，浊乱朝政者亦无所不至，而天下自此乱矣。且学者难进而易退，时者难得而易失。人之进学莫不在于少年之时，盖以情欲未开，志虑专一故也。今圣质日长，正当汲汲学问之时，岂可一日放过。若失今不学，臣恐数年之后，情欲渐广，志虑渐分，必为他事所夺，不得如今日之专矣。臣窃为陛下惜此光阴，须及时勉学可也。”范祖禹此言，明白痛切，至于虑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尤当深省。夫人方年少，未尝不谓将来之日尚多；至于长大，未尝不以少年失学为悔。苟有远虑，则所以爱惜光阴者，宜无不至矣。
原文
以苏辙为御史中丞。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惑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此辈若返，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调停之说遂已。
直解
噬脐，是以口咬脐，势不相及，比喻事势已成，救之无及的意思。哲宗以翰林学士苏辙为御史中丞。是时正人在朝，新法尽革，把熙宁、元丰年间神宗所用的旧臣一概摈斥不用。于是失志之人怨入骨髓，乃捏造不根之言以离间朝廷，摇惑在位之士。宰相吕大防、刘挚恐激成大变，心甚忧之，因奏请太皇太后欲稍稍引用一二旧人以平夙怨，使两下和解，叫做调停之法。太皇太后心中疑虑不决。苏辙深以宰相之议为不可，乃于太后前面斥其非。又退而上疏说：“君子小人，道各不同，其势如冰之与炭不相容入。若同处一朝必至争竞。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也？小人贪着利禄，忍得耻辱，虽被人排击，不肯便去；君子洁己不污，守义不屈，少或沮之，即引身而退。今君子所以得安其位者，幸不与小人同处耳。此辈若返旧位，必将乘机肆毒，戕害守正之人，渐复熙宁之法，以快其私忿。小人安得不胜，君子安得不败乎！夫人臣被祸害止一身，犹不足言，所可惜者祖宗之基业，朝廷之法度，一旦为小人所坏，可为寒心耳。愿陛下为祖宗朝廷万世之虑，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致后来击之不去，救之不能，有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深自感悟，谓丞相说：“苏辙疏中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夫邪正岂可兼用，其言极有理。”于是宰相皆同声和之，调停之说，遂罢不行矣。夫国之有小人犹田之有莠，芟之尚恐不尽，况复引用，则蔓延之势益难图矣。汉时陈蕃、窦武协心同力而不免党锢之祸。张柬之等方中兴唐室，而武三思一得志，即相继窜移，皆除恶未尽之故也。苏辙之言，盖监于此。惜乎哲宗不悟，卒致群邪害正，而汉唐之祸复见于绍圣、元符之间，可为永鉴矣。
原文
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可不畏哉！太皇内决大策，拥立陛下，斥奸邪，抑侥幸，九年之间，虽德泽深于天下，然失职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离间之言，不可听也。”
直解
元佑八年十月，是时太皇太后高氏既崩，哲宗初亲政事，旧朝乱政的小人，久被斥逐，都要夤缘起用，人情汹汹。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大略说：“陛下临御以来，赖太皇太后主持调护，得以坐享太平。今太皇太后宾天，陛下初揽庶政，延见群臣，访求治理。今日不是寻常的时候，乃宋室隆替之本原，社稷安危之机括，生民休戚之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界限。上而天命之去就，下而人心之离合，皆在此时。一念正，则延无疆之休；一念偏，则贻无穷之祸。可不兢兢业业深加敬畏哉！昔先帝晏驾之时，中外危疑，赖太皇太后以至公之心，决定大策，拥立陛下，又斥退奸邪以正朝廷，裁抑侥幸以清左右，九年之间兴利除害，海宇清宁，德泽之被于天下者深矣。然而先朝小人失职怨望者亦多。臣料今日必有小人捏造邪说以惑圣听，说：‘先帝孜孜图治，所行的都是正事，所用的都是正人。太皇太后只宜件件遵守，不当更改先帝之政，斥逐先帝之臣。’这等的说话皆非忠言，乃欲离间陛下，构起衅端，以开群邪进用之门耳。陛下宜审察之，不可轻听也。”大抵小人心怀不测，舌辩难穷。苟欲遂其私，则离间人之骨肉而不顾；苟欲行其说，则倾败人之国家而不惜。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祖禹此言，至为剀切，而哲宗不悟，卒至奸邪柄用，国事日非，谗间之说一行，则祸乱之关已启，岂非万世之鉴哉！
原文
“陛下初立，上书言法不便者万数。太皇因人心之欲改，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亦以众言逐之，皆上负先帝，下负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奸言进者，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若稍入其言，则奸言继进，万一追报之礼少有不至，于太皇圣德无损，而于陛下孝道有亏。今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故不可不谨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将复误陛下，天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直解
范祖禹疏中又说：“陛下初即位时，中外臣民上书言新法之不便者至有万数。太皇太后因人心之所欲改，与陛下同改之。盖出于天下之至公，非一人之私意也。夫既以法为病民而改之，则当时立法之人，与附和而行其法者，自然有罪当逐。太皇太后亦因天下人心之共愤而逐之。盖此辈皆诬上行私，蠹国害民，上负先帝知遇之恩，下负天下仰望之意，罪不容诛者也。太皇亦岂以私意逐之哉！愿陛下清心察理，鉴太皇忧勤保国之心，烛群小挟私兴谤之故，敢有以离间之言进者，重处一人以警群邪，则小人自知慑服，朝廷帖然无事矣。若陛下一不主持，稍入其言，则奸言望风而兴，凡可以上诬太皇而阴间陛下者，必相继而进。万一陛下追报太皇之礼少有未至，于太皇圣德固无所损，而于陛下孝道则大有亏缺，所系岂小小哉！今陛下初揽万几，人怀观望，正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不可不谨防之也。此辈昔日既上误先帝，今又结党窥伺，将复误陛下。天下事被此辈破坏久矣。以太皇十年之培养尚未全复，岂堪小人再坏之耶！”按哲宗以冲年践祚，赖太后同政，信用诸贤，故元佑之政庶几仁宗。及太后一崩而群奸窥伺者望风而至，虽以祖禹辈之极谏而不能阻章惇诸人之频进，议论纷纭，国是不定，以致国家破坏，卒不可收拾，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按元佑中，帝御迩英殿，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帝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直解
史臣记元佑年间，一日哲宗御迩英殿，宰相吕大防等侍侧，因奏说：“本朝祖宗家法极多，立得规矩最好。前代人主事母后，朝见有定期，情礼疏简。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朝见，以尽昏定晨省之礼，此事亲之家法也。前代大长公主入宫则行臣妾之礼，是以姑拜侄。我朝仁宗皇帝以侄礼事姑，不敢少慢，此事长之家法也。”哲宗说：“今宫中姑侄之间，见行家人礼，尊仁宗故事。”大防等又奏说：“前代宫闱之内，多不严肃，致多秽德。我朝宫禁严密，内外肃清。此治内之家法也。前代皇亲外戚，多于预政事，致有擅权乱政害国亡家之祸。我朝母后之族，但荣之以爵禄，并不委任政事。此待外戚之家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竭民财力以作无益。我朝宫殿止用赤白二色，并无五彩辉煌之制。此尚俭之家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近地，出入必乘舆辇。我朝祖宗皆从内廷步行出到后殿，宫中无乘舆之制。此勤身之家法也。前代人主在宫禁中适情自便，冠服多苟简非礼。我朝祖宗以来，燕居独处，必正衣冠，尊瞻视，依礼而行。此尚礼之家法也。此等都是祖宗以来世守之家法，故家齐国治，累世安享太平，皆繇于此。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之君，但尽行祖宗家法，即为守文之令主，而足以治天下矣。”哲宗深纳其言。按宋之立国规模不及汉唐，而家法则远过之。若吕大防等之所宣述，皆修身齐家要务，诚其子孙所当世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