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风俗往往很古怪，某些字的降级就是一个例子；要解释这个问题简直得写上几本书。你跟一个诉讼代理人通信而称呼他法律家，对他的侮辱就像写信给一个经营殖民地货色的大商人而称他为杂货商。上流社会的人照理应当懂得这些世故，因为他们的全身本领便是懂世故，可是他们之中还有很多不知道文学家这称呼对一个作者是最刻薄的羞辱。要说明语言的生命与死亡，最好以先生二字为例。Monsieur与Monseigneur是完全同样的意思，从前都是对诸侯贵族的称呼；可是Monsieur的sieur慢慢的变做了sire，sire现在只限于称呼王上，保留着“大人”的意义；至于Monsieur却是人人可用，仅仅是“先生”了。还有，Messire一字不多不少就是Monsieur的同义字，可是偶然有人在讣文上用了这个字，共和党的报纸就要大声疾呼，仿佛人家有意推翻平等似的。
各级法院的法官、书记、执达吏、民间的法学专家、律师、诉讼代理人、法律顾问、辩护人、代办讼务的经纪人，都是包括在秉公执法或徇私枉法的这个阶级里的。其中最低的两级是经纪人和法律家。经纪人俗称为公差，因为他们除了包办讼务以外，还临时替执达吏做见证，帮助执行，可以说是民事方面的业余刽子手。法律家却是这一行特有的轻蔑的称呼：司法界中的法律家，等于文艺界中的文学家。法国每个行业，由于同行嫉妒的关系，必有一些轻蔑的行话，刻薄的名称。但法律家，文学家，用作多数的时候就没有羞辱意味，说出来绝不会得罪人。从另一方面说，巴黎所有的职业，都有批末等角儿把他们的一行拉到跟街上的无业游民和平民一般高低。无论哪一区，总有几个法律家，经纪人，正如中央菜场必有些论星期放印子钱的；这些债主之于大银行，就好比弗莱齐埃之于诉讼代理人公会的会员。奇怪的是，平民阶级怕法律界的人，好像怕进时髦饭店一样；他们喝酒是上小酒店的，所以打官司也是找一般经纪人的。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人都只敢和同等地位的人打交道，这是不易之理。至于喜欢爬到上层去，站在高级的人面前不会自惭形秽，像菩玛希敢把那个想折辱他的王爷的表摔在地下的，只有少数优秀分子或是暴发户，尤其那般善于脱胎换骨的人往往有精彩表现。
第二天清早六点，西卜太太在珍珠街上打量她未来的法律顾问弗莱齐埃大爷住的屋子。那种地方从前是中下阶级住的。一进门便是一条过道，底层有个门房，有个紫檀木匠的铺子，里边的小院子给工场和堆的货占去一大半；此外是过衖和楼梯道：墙壁受着硝石和潮气的剥蚀，仿佛整个屋子害着大麻风。
西卜太太直奔门房，发现西卜的同行是个鞋匠，家里有一个女人，两个年龄很小的孩子，住的屋子只有六尺见方，窗子是靠天井的。西卜太太一经说明身份，通名报姓，提到了她诺曼地街的屋子以后，两位女人立刻谈得非常亲热。弗莱齐埃的看门女人正在替鞋匠和孩子们准备早点。两人闲扯了一刻钟，西卜女人便把话题拉到房客身上，提起那位吃法律饭的来了。
“我有点事找他商量；是他的朋友波冷医生给我介绍的。你认得波冷医生吗？”
“怎么不认识？”珍珠街上的看门女人回答，“我的小妞子害的喉头炎，便是他给治好的。”
“他也救过我的命，太太……这位弗莱齐埃先生是怎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哪，好太太，就是到月底人家不容易问他讨到信钱的。”
聪明的西卜女人一听这句就明白了，她说：“不过穷人也可能是规规矩矩的。”
“对呀，”弗莱齐埃的看门女人回答，“咱们没有金没有银，连铜子也没有，可是咱们就没拿过人家一个小钱。”
西卜女人听到了自己的那套话。
“那么他是可以信托的了，是不是？”
“喔！天！弗莱齐埃先生要真肯帮忙的话，我听弗洛丽蒙太太说过，他是了不起的。”
“她靠他发了财，干么不肯嫁给他呢？”西卜太太急不及待的问，“一个开小针线铺的女人，姘着一个老头儿，做律师太太还不算高升了吗？……”
“你问我干么？”看门女人把西卜女人拉到走道里，“太太，你不是要上去看他吗？……好吧，你进了他的办公室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