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列兹的父亲叫作奚台翁·勃罗纳，是法兰克福许多有名的旅馆主人之一；他们都跟银行家上下其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盘剥旅客的。除此以外，他是个挺规矩的加尔文教徒，娶了一位改宗的犹太姑娘，带过来的陪嫁便是他起家的资本。犹太女人故世的时候，弗列兹只有十二岁，由父亲和舅舅共同监护。舅舅是莱比锡的一个皮货商，维拉士公司的主人；他的性情可不像皮货那么柔和，他要老勃罗纳把小弗列兹的遗产存入阿尔–萨却尔特银行，不得动用。给舅子这个犹太办法一气之下，老头儿续弦了，说没有主妇的监督与帮忙，他对付不了旅馆。他娶了另一个旅馆主人的女儿，没结婚的时候认为她简直十全十美，可是他对于给父母宠惯的独养女儿完全没有经验。第二位勃罗纳太太的行为脾气，就跟那些泼悍而轻狂的德国少女一模一样。她把自己的钱尽量挥霍，又为了跟故世的勃罗纳太太斗气，使丈夫在家里成为法兰克福从来未有的最痛苦的人，据说一般百万富翁知道了竟想要市政当局订一条法律，勒令所有的妻子只许爱丈夫一人。那女的喜欢所有的酸酒（德国人一律叫作莱茵佳酿），喜欢巴黎的商品，喜欢骑马，喜欢装扮；总之只要是花钱的，她都爱，就是不爱女人。她和小弗列兹结了仇；这个加尔文教与犹太教的结晶品，要不是生在法兰克福而有莱比锡的维拉士公司做监护，简直会给她气得发疯。可是维拉士舅舅一心忙着他的皮货，除了照顾存在银行里的遗产以外，让孩子由后母摆布。
雌老虎般的后母，因为费了火车机头那么大的劲也生不出一个孩子来，所以特别恨第一位美丽的勃罗纳太太生的小天使。该死的女人存着恶毒的心，鼓励年轻的弗列兹在二十一岁上就一反德国人的习惯，挥金如土。她希望英国的名马，莱茵的酸酒，歌德的玛葛丽德，把犹太女人的儿子和他的家私一齐毁掉；因为维拉士舅舅在外甥成年的时候给了他一笔很大的遗产。名胜区域的赌场，包括威廉·希华勃在内的酒肉朋友，固然把维拉士舅舅给的钱花光了；可是上帝还有心要这青年浪子给法兰克福的小兄弟们一个教训：所有的家庭都拿他做坏榜样，吓得孩子们只能乖乖的守着装满马克的铁账柜。弗列兹·勃罗纳并没夭折，还有福气把后母送进公墓，那是德国人因为酷爱园艺，借了尊重死者的名目而收拾得特别美丽的。所以第二位勃罗纳太太是死在丈夫之前，而老勃罗纳只得损失了她在银箱里搜刮得去的钱，白吃了好些苦，把大力士一般的体格，在六十岁上就磨得像吃了鲍几亚的毒药一样。为后妻受了十年罪而还得不到一点儿遗产，这旅馆主人便成了一座海得尔堡的废墟；幸而还有旅客的账单不断给他修补一下，正如海得尔堡废墟也老是有人修葺，使大批参观古迹的游客不至于扫兴。法兰克福人提到他，仿佛提到什么破产的新闻；大家在背后指手画脚的说：
“你瞧，娶个没有遗产的泼妇，再加一个用法国办法教养大的儿子，结果就是这样！”
在意大利和德国，法国人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一切枪弹的靶子；可是像诗人勒法郎·特·蓬比涅昂说的：无名小子尽管出口伤人，上帝的神光早晚能照出事情的真相。
荷兰大旅馆的主人不但在账单上泄愤，使旅客受到影响，还认为儿子是他间接的祸水。所以当小勃罗纳把产业败光之后，老勃罗纳就什么都不管了：面包，清水，盐，火，屋子，烟草，概不供给；在一个开旅馆的德国老子，这的确是恩断义绝的表示。而地方当局，既不考虑做父亲的错误在先，只觉得他是法兰克福最不幸的人，便有心帮助他一下，无端端的跟弗列兹寻事，把他赶出自由市。法兰克福虽是日耳曼帝国会议集会的地方，司法也不比别处更公平合理。世界上难得有什么法官会追溯罪恶与灾祸的根源，去弄清楚第一次把水泼出来的时候是谁挑的水桶。既然勃罗纳把儿子忘了，儿子的朋友们当然群起效尤。
那晚戏院里的新闻记者，漂亮朋友，巴黎妇女，都在奇怪哪儿来的这个神色悲壮的德国人，混在巴黎的时髦场中，孤零零的坐在月楼上看第一次上演的新戏。唉！倘若上面的故事能在这戏院演出的话，它比当晚演的《魔鬼的未婚妻》不知要有趣多少倍，虽然女人受魔鬼诱惑的故事有史以来已经连续演到几十万次。
弗列兹步行到斯特拉斯堡，在那儿的遭遇可比圣经上的那个浪子幸运多了。这一点证明亚尔萨斯是了不起的，它有多少慷慨豪侠的心，让那些德国人看看，法兰西民族的秀气与日耳曼民族的笃实，合在一起是多么完美。威廉·希华勃才得了父母十万法郎遗产。他对弗列兹张开臂抱，掏出心来，接他在家里住，拿钱给他花。弗列兹浑身灰土，潦倒不堪，差不多像害了麻风病，一朝在莱茵彼岸，从一个真心朋友手中拿到一枚二十法郎的钱的那种心境，只要咏为诗歌才能描写，而且只有古希腊的大诗人邦达才有那种笔力，能使普天下的人闻风兴起，重振那行将澌灭的友情。弗列兹与威廉两人的名字，和达蒙与比底阿斯，加斯多与包吕克斯，奥莱斯德与比拉特，杜勃滦伊与梅耶，许模克与邦斯，或是你给拉·风丹纳寓言中那样的朋友起的任何名字（以拉·风丹纳的天才，也只写了两个抽象的典型而没有给他们一个血肉之体），都可以并列而无愧，因为像威廉当初帮着弗列兹把家产荡尽一样，此刻弗列兹也帮着威廉抽着各种各式的烟草，把遗产吃光。
奇怪的是，两个朋友的家私是在斯特拉斯堡的酒店里，跟跑龙套的女戏子和声名狼藉的亚尔萨斯姑娘糊里糊涂送掉的。两人每天早上都说：
“咱们怎样也该歇手了吧，拿着剩下的一点钱，该打个主意，干点儿正经才好！”
“呕，今儿再玩一天吧，”弗列兹说，“明天……噢！明天一定……”
在败家子的生活中，今天总是一个头等吹大炮的角色，明天总是一个头等胆怯鬼，听了昨天的大话害怕的；今天好比古时戏剧中的牛大王，明天赛似现代哑剧中的小丑。用到最后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时，两个朋友搭上王家驿车到了巴黎，投奔一个在奚台翁·勃罗纳手下当过领班侍者，此刻在玛伊街开莱茵旅馆的葛拉夫。他们当下就住在旅馆的阁楼上。葛拉夫把弗列兹荐入格雷兄弟银行当职员，拿六百法郎一年薪水；又把威廉荐到他的兄弟，有名的葛拉夫裁缝那里去当会计。葛拉夫替一对浪子谋这两个小差事，表示他并没忘了自己是荷兰大旅馆出身。有钱朋友招留落难朋友，一个开旅馆的德国人救济两个囊无分文的同乡，这两件事也许教有些人疑心这段历史是虚构的；尤其因为近来的小说一意模仿事实，所以事实倒反更像小说了。
弗列兹当着六百法郎的职员，威廉当着六百法郎的会计，发觉在一个像巴黎那么需要花钱的城里过日子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来到巴黎的第二年，在一八三七年上，威廉靠着会吹笛子，进了邦斯的乐队，多挣几个钱开开荤。至于弗列兹，只能凭外婆家维拉士传给他的做买卖的本领去捞些油水。可是虽然拼命的干，法兰克福人直到一八四三年才挣上二千法郎一年，而这还全靠他有弄钱的本领。贫穷这位圣明的后母，把两个青年管教好了，那是他们的母亲没有能做到的；她教他们懂得节省，懂得人生，懂得世故；她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方式给大人物（他们的童年都是艰难困苦的）受的那一套严厉的教育，也给他们受过了。可惜弗列兹与威廉都是庸庸碌碌的人，不肯全部接受贫穷的教训，只想躲避她的打击，挣脱她的拥抱，吃不消她瘦骨嶙峋的胳膊；他们不能像天才一样逆来顺受，从困苦中去打天下。可是他们总算明白了金钱的可贵，打定主意，倘使再有财神上门，一定要割掉他翅膀不让他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