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与孙水会汉嘉，南下叙州会金沙沪州南会黔沪水，都邑逐渐成繁华《重庆府》清。张之洞打从大禹娶涂山的传说算起，重庆约摸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倘若不把传说算在内，光就巴国定都也有三千年了，重庆是座古城。
因为有嘉陵江、长江，重庆自然也就有了码头。而这古城是建在一座座山上的。房子是一层层沿着山垒起来的，漫山遍野的房子。天一擦黑，家家点灯--应该说是亮灯，这山城从一九○三年就有了电灯。电灯一亮，打远处望去，你都猜不准哪儿是星星，哪儿是灯光。
重庆这地方繁华暄闹，交通也算是四通八达，委员长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把政府机构一骨脑全迁到了这儿，立重庆为“陪都”。升了格的山城很快便被妆扮成了一个“俊俏的妞”，酒肆茶楼，戏馆影院林立，但分人间能有的乐子这儿差不多都有了。要是没有日本飞机撵在屁股后头狂轰滥炸，谁不说这儿真是个“太平盛世”。
重庆是个好地方，可有一条，老舍不敢恭维，那便是位于“三大火炉”之首的酷热。
比起南京、武汉，重庆要更热上一层，这四处是山，大山小山，楞把凉风都挡在了山外，把热风窝在山里。
虽然怕热却没有睡过凉席的老舍，终于也熬不过，购得一张席子，然而，席子也救不了热，他照旧没完没了地流汗。“心理凉法”的口诀、“心静自然凉”，每日诵过十遍二十遍，也皆因挪了窝，而不再显灵了。只有咬牙硬挺了。
老舍落脚在青年会。他来不及再想三十九岁是否还算是青年，能在重庆找个睡觉地方，并不比打日本容易。
青年会对老舍热情欢迎，负责接待的黄先生非常内疚地对老舍先生说：“我们这里的房子都住满了，如果先生不嫌弃，这里到还有一间放机器的屋子，只是很小，又黑，通风也不好……”
“没关系，黄先生，我就住那里吧。”
黄先生于是急忙带老舍去机器房，总算在废弃的机器堆中给写家腾出了“立锥”之地。黄先生再三表示，一有机会，便会给他调整一间稍微舒适一些的房子。
这会儿，老舍也感到了非常疲倦，稍事休整便躺在了床上，任凭蚊子在耳边喃喃细语，任着汗水自由纵横，他很快地便进入了梦乡。
“因为在社会部成立之前你们便成立了'文协'，所以现在你们要补行呈请立案，这包括……”面如铁板的社会部官员数着手指头：“呈文、计划书、理事履历表、职员履历表、工作报告、还有会员名册、会章。”
“好了，这些我们可以去办，但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呢？”
“那一时还难说。”铁板似的社会部官员说。
老舍有些焦急，鬼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冒出了一个“社会部”，并强令“文协”在重庆的一切活动暂停下来，理由是“文协”未经社会部的批准。没批准的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社会部刚刚成立。
老舍离开了社会部，心里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些官老爷的发难，半路上正好撞见了宋之的和葛一虹，他们一看见老舍，便拿出一纸公函，这是国民党宣传部请“文协”帮助编制一份“民众游艺指导法”，里面包括歌曲、戏剧、鼓词、游戏、故事等等。
“好了，有主意了。”老舍一拍大腿，高兴地说，“社会部不是不让咱们'文协'活动吗，这件差使是宣传部让干的，自然没人敢管，等咱们工作起来，'文协'的存在也成了既成事实，到时候再疏通疏通，不愁社会部不给咱许可证。
宋之的见状，也就不再犹豫：“那咱们就干起来了，可是人手……”
“眼下在重庆的会员人数很少，我看你和一虹、何容君，当然再加上我，咱们就先干起来吧，您说呢？”但凡碰到求助旁人的时候，老舍总是在最后加上一句：“您说呢？”透着商量。
办呈文和社会部打交道那些戛七马八的事都交给了萧伯青，何容也放下了手头正在赶着的“抗到底”的稿子，老舍、宋之的、葛一虹各把一摊，编新歌，写新词，反正把与抗战有关的内容都加进去，有时也情知道少了些艺术味儿，却因为有了抗战味，大家便也就做得格外起劲儿。
鼓词自然也归了老舍，他学过、唱过，虽然只能算是个二把刀，却总比那些不摸门的人强了不少。
青年会的黄先生果然没有食言，机器房不住了，老舍与何容搬进了楼下的一间宿舍。因为光线差些，黄先生再次郑重其事地保证：“先凑合着，等有了机会，咱们冉调。”
“个管怎么说，这已经不是机器住的地方，是吧？何容君。”老舍见黄先生走了，喜孜孜地对何容说。
“住的地方我倒不大在乎，可我倒在乎香烟，以前咱抽什么？'大前门'、'大婴孩''使馆'牌，对不？到了重庆，咱改抽了'刀牌'，'哈德门'，现在可好，咱抽上了这，”何容掂了掂手上的“船牌”香烟，“这是人抽的吗？净是些烟埂子，半天抽不上一口烟，倒是锻炼了肺活虽，看来这烟，是非得戒了”
“何先生要戒烟，那可是好事，如今咱们穷哥们背井离乡地出来逃难，吃不敢进大菜馆，喝，也就闹两口地瓜汤，睡的地方还净是些臭虫，为啥？
穷啊。可咱还抽的起两口烟，您说戒了？我信，我不信谁信呢？您又不是戒一回了。
“唉，早晚我非把烟戒了不可。”何容无可奈何地笑了。
给宣传部的“民众游艺指导法”按期交卷了。黄先生的保证也再次兑现了。老舍和何容“升级”住到了楼上，屋子宽敞，光线也好，推开窗户便可以看见江水，而这时徐悲鸿夫人蒋碧微又为“文协”物色到了一处房子--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
临江门沿嘉陵江到大溪沟、牛角沱，算是新市区，自从政府机构大批迁来重庆，使加速了新城区的“繁华度”。“文协”租用的房子有着一面大窗户，而且面临嘉陵江，比着一般的房子要风凉，位置好，办事也方便，老舍看中这处房子后，马上租下来，并叫萧伯青立即住了进去，“文协”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眼见着“文协”的会员们一批批奔着临江门来了，“文协”热闹起来，老舍四处奔波，终于得到了社会部批准的许可证，并在教育部备案，“文协”可以正式活动了。
十月八日，《抗战文艺》二卷五期（总第十七期）在重庆出版了。
十月十二日，“文协”在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举行了到重庆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文协”到重庆后又发展了一些新会员，邀请了陈布雷、陈铭枢做“文协”的名誉理事。这次“聚会”约有七十多人，新老会员济济一堂。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文协”武汉办事处举办了纪念会，由冯乃超主持。
重庆“文协”总部也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与会者两千多人，谢冰滢、陈波儿女士向鲁迅遗像献了花圈。老舍代表“文协”讲话：“为什么鲁迅先生逝世有着成千上万的青年们哀悼和纪念呢？
“简单的说来，就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着年轻的战斗精神……我们中国人一到了中年大抵就消失了前进的精神，甚至向后退，拉住时代。……
而鲁迅则不然，他永远是前进的。……”热烈的掌声伴着两千人的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老舍也对一个写家能在人民心目中留下如此不朽形象而深为激动。
十月二十五日，武汉陷落了。
“文协”会员们四处奔波，征集了一万封慰问信附在募集的冬衣内，寄往前线，激励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为了宣传抗日，为了“文协”的工作，老舍先生没日没夜地奔忙着，这天，他碰巧又撞见了也来到重庆的富少舫（山药蛋），富淑媛父女和唱山东犁铧大鼓的董莲枝女士。他们已不是初交了。
“舒先生，听说您又写了不少鼓词啊？”因为和老舍先生对劲，所以富少舶总是愿意最先演唱老舍先生的段子。
在重庆，老舍仍然没忘了通俗文学的任务，仍在不断地写，他手头正好就有一个新写的段子《新栓娃娃》，所以听少舫一说，就笑着答到：“巧了，我这儿刚好有个段子，您给瞧瞧。”
少舫接过老舍递过来的鼓词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便哼了起来，哼着不过瘾了，又索性拿起家伙，按着板踩着点唱开了。
这时老舍发现立在一旁的富淑媛一直噘着个嘴，不由悄声问：“姑娘，又和你爹逗气了吧？”
听得老舍问，少舫停下来，说：“嗨，这不争气的东西，都这么大了，心里光知道玩，你说她吧，她还和你呛呛，气得我捎了她几巴掌，”少航摇了摇头，“咱是干什么的，是卖唱的艺人不是？你要是玩意儿不行，指着什么吃饭？不勤练着行吗？光想着往街上钻，教你的这点子玩意儿一点都不往心里走，我看你将来能指着喝西北风挡饿！”
“富先生，您话是对，可姑娘大了，还是不能动手打，回头我和她聊聊。
您也别生气，我今儿这还带着好玩意呢。”老舍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出了一瓶沪州老窖。
“这可是好东西，今儿咱好好喝两盅。”看见了老舍先生，富少舫打心眼里透着高兴。
老舍回到青年会，警报又响了，何容用衣服把窗户封了个严严实实，又坐下来看稿。
“那儿有篇华林拿来的稿子，他说你是《抗战文艺》的编委，指名要你看。”何容对老舍说。
“他为什么不去给蓬子看？稿子不是蓬子管吗。“老舍不解为何非让他看。”那谁知道华先生怎么想的。”
老舍低头翻看着华林的稿子。这是一篇论战文章，华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这样的文章来，攻击目标几乎全是“文协”中的左派人士。老舍心里明白，文章一发，必然会引起一场论战。老舍以前曾和华林说过，大敌当前，应该共同抗日，而不要互相攻击。
老舍提笔给姚蓬子写了封信，意思是：华林申文章已经看过，味道好象不大对头，最好是不要发，最好是劳蓬子亲自和华林谈谈，以免误会。
华林的文章没有发出来，这使得他大为恼火，他攻击老舍是个貌似中间派的左派，没想到他竟言中了，老舍也参加了一场论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中央日报》请来了著名学者梁实秋先生编辑《平明》副刊，不知梁夫子为何心血来潮，在副刊“编者的话”上，竟摊出一个“与抗战无关”论的观点。此时，国内投降派论点尘嚣日上，蒋介石的信徒王克敏极力挑唆国府大员们投降日本，后来他索兴跑到北京公开组织起汉奸政府。在这投降派一派胡言的骨节，梁夫子忽然来了这么一个“抗战无关”论，不得不叫人打个问号。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倘若仅是此语，怕也不会惊动诸文人，而以为不过是一番自以为是的清高，但梁夫子又开始对“文坛”的“盟主”、“大将”的一通挖苦，明眼人便不难看出梁先生所指了。
“所以'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就更是茫然……”
梁夫子是冲着“文协”来的了。
梁先生这一手，立时引起了回敬，宋之的、姚蓬子首先迎战。
老舍虽然也对梁夫子的话觉得不顺耳，但看见左派的宋之的，右派的姚蓬子都开了火，他并没有发言。他觉着，假如是党派之争，我参加进去便破了自己立的规矩，设若仅是门户之见便更没有意思。等到《抗战文艺》上发表了宋之的、姚蓬子等的四篇批驳梁夫子的文章后，老舍也有些坐不住了，因为他如今不是代表着他个人，而是代表着“文协”。
于是他也挥笔写了一篇文章，结结实实教训了梁夫子几句。
“……值此民族生死关头，文艺者之天职在为真理而争辩，在为激发士气民气而写作，以共同争取最后胜利。
“……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
写到末了，老舍讲道：“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敬希本素来公正之精神，杜病弊于开始，抗战前途，实利赖焉。”
“文协”的同仁们看了老舍先生的文章，个个赞不绝口，于是决定文章以“文协”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形式刊出。正在这时，张道藩却找上门来了。
他把老舍请到了自己的“宫邸”。并十分客气地对老舍说：“舒先生，我一向是十分敬重您的。”
对于张道藩，老舍虽然也听说过不少议论，但他觉得张为“文协”办事，还是尽了一些力的。而且张经常把“团结须精诚，要化除已见，消灭私心。”挂在嘴边。
“老舍先生，我请你来，是想请你为国家，当然，也是为了'文协'做一件事情。
“您说吧。”
“为了团结为重，请舒先生抽回那封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张道藩为老舍点上了一支烟，观察着他对这句话的反应。
“请你讲讲，这是为了什么？”
“好。”张道藩见有机可乘，便摆出了一付推心置腹的样子。“梁先生的话有些是欠缺考虑，得罪了不少人。我并不想替他辩解。可是如此兴师动众，就连您这位从不参加文艺界之争的人这回也参加进来，这会给梁先生精神造成很大压力。”
听了张道藩这几句满带怜惜之情的软话，老舍心有些动了。
“他还要做学问，还要教书，这样一搞使他今后也难于做人了。总应该给人家留个回旋的余地吧。我这人是个干不成什么大事的软心肠，他找了我，也承认了他的有些说话欠妥，只是希望您的文章不要见报，”张道藩说着，透出一付戚戚惨惨的样子。
“可我们已在《抗战文艺》上发了之的、蓬子的文章。”
“那些文章是代表他们个人，您这篇份量就不一样了。”老舍想起了自己那篇文章是“文协”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你说的倒也有理，梁先生既然承认自己说法有误，我看倒也不必纠住不放……”
“这么说，舒先生同意撤稿了？我真要替梁先生谢谢你，您这是团结为重。”
在送老舍出门的时候，张道藩又显得十分贴己地说：“已经有人准备利用您这篇文章向政府施加压力，扰乱政府抗日救国的统一部署。”
“有这么严重？”老舍十分诧异。
“有些人的话，先生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在人心不古，人世复杂，搞不好就会上人家当的，舒先生也不能不防啊。”
回来的路上，老舍咂摸着张道藩的话，越琢磨越觉得不大对劲儿，他有些后悔不该轻信了他。
他逐渐悟明白过来，张道藩其实并不是替梁实秋来说情，而是怕他这篇文章会给国民党的最高舆论权威《中央日报》蒙上“消极抗战”“悲观抗战”的色彩，他是在替《中央日报》说话。
老舍隐隐约约感到了张道藩让他上了一个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