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要开年会，每年都要纪念鲁迅。今年，一切照例。只是从“陪都”传到北碚的消息，那样令人不安--冯焕章将军彼软禁了，冯先生携古琴隐居了……。从成都回来后，老舍一直没见到冯先生，心里十分惦念。老舍从医院出来，安顿好家，便要进城料理“文协”的事情。妻从敌占区逃出来，沿路所见所闻，过重庆的时候感觉尤为特殊，一种模模糊糊的危险感似就在四周潜伏着，经过几年离乱的妻，多想有几年安安稳稳的生活啊！晚上，妻倚在床头，缝着孩子们的破衣，鼓了半天劲，才对丈夫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明儿就进城？”
“嗯，去去就回。”老舍仍埋头在稿纸堆中。“能不能不去？”妻停下了手中的针线。
“那怎么行。”老舍回过头来。看见妻苦愁的脸孔，心下明白了。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自己长着眼呢，我还有耳朵。”妻扭过脸去。
老舍放下了笔。稍倾，他说：“本来不想和你说，干吗老叫家里人提着心吊着胆呢。就是那天我跟你讲过的张道藩，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我拿他当朋友，他当面和你嘻嘻哈哈，转过脸就给你背上插刀于，就这么个玩艺儿。说起来，国民党里这路人不在少数。沾共产党边儿的作家，叫他们撵跑了，挂点红色的作家让他们下了大狱，也就剩我了。你说，'文协'的事我再不管谁还管？”
妻通事理，只是顾及到丈夫的安全。
“可你一个人……？”妻的不安。
“有事我会找周公馆和郭老，茅公他们商议，有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张道藩的那一套就叫做螳臂挡车，自找现眼。这几年，我别的长进也许不怎么大，是非曲直总算看清楚了，救中国还得靠这个--。”老舍用手比划了一个“八”字。
妻同意地点点头。
“现而今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到过重庆，见过那灯红酒绿，达官贵人照着在北平，在南京，在上海的样子，一丁点没变，反倒是更无耻，更挥霍无度。有这么一首民谣：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笑贫不笑淫。说民风不古，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我去过延安，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位领袖一比，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
“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光是日本人，咱不怕！可惜了，中国败就败在，自己人整日里捏故自己人。咱不能捏故人，却也不能让人家捏故，所以，绕了个大弯对你说，'文协'好歹护着几百个文艺家，不让那些个特务警察轻易地捏故。记得周公老挂在嘴边的一句活：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我明天还要进城的道理之一，“那一定还有道理之二呢？”妻被丈夫一板正经地“解说”逗笑了。
“第二嘛，就是什么人出面都不合适的时候，那么，必定是由舒舍予出面最为合适。”舒舍予故意在妻的面前气昂昂地走了两圈，停下来，昂起头，摆出一副大人物演讲的样子，说：“，怎么样，象吗？”
“像！”这是三个孩子齐声回答的声音。
没发现的功夫，三个孩子全偷偷地跑到父母的房门口，向里窥看。
十月十九日，《新华日报》登了一则简要的消息，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文协”于今晚7时半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晚会。
不到五点钟，老舍便提前到了会场。前两天，为了纪念鲁迅的事，老舍从北碚到了重庆，翰笙和以群立即找到他，告知，鉴于最近一个时期，情况非常，冯先生也不能到会参加。所以，这次纪念会不易规模太大，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老舍颇不以为然：“一个张道藩乱不了大事。他们现在还不敢！”“舒先生，不敢固然好，我们只是为了预防万一。这是周公的意见。”翰笙含笑地看着老舍。
会的规模就这么定下了。但老舍心里很别扭。多长时间了，“文协”没再举办较大规模的集会了，原指望借这次鲁迅先生六周年祭，大家都来聚聚，至少通通消息。把这一年多来文坛的沉寂冲得淡一些，没想到……。老舍打心眼儿里敬重周公，便不再多说。然而他真真地认为，周公他们把张道藩之流看得太厉害了。
天上挂着一层濛濛的细雨，好象早上才散开不久的雾气。老舍并没拿雨具，向中苏文化协会急急走来。就在他拐过弯的一刹那，凭着他那十分“迟钝”的反应，已闻出一股异样的味道。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突然间增加了大批警察，一些樟头鼠目的家伙并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凶神恶煞地立在街上，一百多米之内的地方布满军警宪特，如临大敌。
“你是舒舍予吗？
一个身着便衣的人拦在门口，挡住了老舍的去路。
“有事吗？”老舍压着怒气。
“请。”
便衣伸出手，示意到旁边一间房子。
秋雨萧萧，“文协”的朋友们撑着伞三三俩俩快步而来。没想到，大家都是那样渴望着每次的聚会，尽早地来到会场。拦在门口的军警好象接到命令，并不阻拦。一会儿，小小的会场已经坐了十几个人。但人们发现老舍还没有来，这似乎不是每次开会的惯例。田仲济站起来了，接着好几个人站起来，四下里寻找老舍的踪影。但在每扇窗户，每个可以进出的门口，只有军警追巡的身影。
“我们被软禁了。”有人突然大声说。
会场里顿时鼎沸起来，不断有人新从外面进来，加入到乱纷纷的猜疑，困惑的议论和争执中。
在离会场不远的一间屋子里，便衣和老舍的谈话似乎已经快结束了。
“我们不希望把事情弄僵，所以还要请您帮个忙，这很容易，您去说一下，会不开了，什么时候开再通知。您看如何？”便衣说。
老舍坐在房子中央的椅子上，抽着烟，一副悠闲的样子，在他心里却搅腾的厉害，果真没出周公所料。但，老舍还是不信。他拿出往日的手段--软磨硬泡，只要耗得住，最后，也还是能开，这样的事他经历过几回了。
“您看，这人来的也差不多了，时间也就到了，说不上几句话，再吃点喝点，闲聊一会儿，也就散了。有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行！我已经告诉你了，会绝对不能开。”便衣不再“客气”了。
“这算开得啥子会议哟，摆摆龙门阵，喝碗茶水，有啥子犯法的行为哟。”
老舍学起四川话，企图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便衣不再多说，一摆手，跑进几个警察特务，围定了老舍：“如果再不散会，我便要执行命令，将你们一个一个押回家。”“啪！”老舍终于拢不住火了，拍案而起：“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
为首的便衣怔住了，没想到的是，这位黄脸瘦小的书生，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居然……
老舍向门口走去。
“请留步。”便衣上前，拦住去路。
“我要和大家说说吧。”老舍乜楞了一眼便衣。
“你写个条，我让人送到会场去。”
“既然如此，条我也不写了，话我也不说了，咱们就这么耗着。”老舍又坐了下来。
便衣大约觉得是自己太拙了，便凑过去，低声说：“您去吧。不过有个条件，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干些别的。”
“千什么？”老舍反问。
“比如，煽动作家们，因为这件事对当局不满，等等。”“还用谁煽动？！”
老舍说完，径直走出屋子门口。
老舍一出现在会场，喧闹便平静了下来。
“让老舍讲讲。”
“让舒先生讲几句。”
老舍站在大家面前，向门口看了一下，发现大批便衣特务已涌入会场，虎视耽耽地盯着会场中的人。
“这是怎么个话头呢。咱们约着来喝茶，人家说咱们是阴谋，不让开了……。”
那位为首的便衣已经进了会场。老舍看出来，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了，他挺身站到一把椅子上，大声疾呼：“公理何在！民主何在！自由何在！”
特务们张牙舞爪扑向开会的人们。有几个特务在那便衣的指挥下，直冲老舍而来，一把把老舍从椅子上架下来，拖着便向外走，老舍一面挣扎着，一面大声叫着：“我是主席，跟我一个说！不关别人的事，不准胡来！”
腥风血雨过后，在文化之园留下了点点血迹……
又是空袭警报。断水。断电。
“嚓”，不知是谁擦燃了火柴，立刻便有人递过来常备着的油灯。如豆的光，亮了桌上的残食剩酒。
“再来喝。”一个瘦小的身影扶着桌子站起来，摇晃了一下，又扶住桌角，举起酒瓶。
刺耳的警报器，远处炸弹的轰鸣，高射炮的射击，似乎对于围着桌前喝酒的人们毫无触动。
倒完酒，那瘦小的身影又跌跌撞撞坐了下来，迷漓的目光盯着灯炬，自言自语吟起诗来：“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用心当骨头，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舍予兄，诗好哇，好哇。”是许寿裳的声音，已满带了泣腔。“寿裳兄，仲济兄。”老舍伸出左手按住许寿裳的手，伸出右手按住田仲济的手，说：“不如去做个山野之民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老舍举起杯一饮而尽。没人劝他，只是一个接一个，默默地把自己杯中的酒倒进肚里。
“苦酒哇。”许寿裳在抽泣。
“苦、苦。”老舍斟满了自己的杯子，又是一饮而尽。他丢开酒杯、伏在桌上。
“我热，我热。”许寿裳扯着自己的衣领。
萧伯青连忙跑到窗户前，推开窗户。警报停了，高射炮不再射击了，探照灯熄了，喧嚣的世界好象一下子停住了，时间的指针也不再跑了。夜，静极了。
是谁？突然地从心底深处撞出一声泣号，接着，便是号啕大哭，撕开了沉寂，撕裂了人的心扉。
老舍醉了。
老舍哭了。
老舍的心碎了。
从那以后，便有人传说“老舍隐居”了。
“文协”没忘了老舍，老舍也没忘了“文协”。他还是“文协”的总务部主任，他还在苦撑着这个破摊子，像往常一样，四处奔波。只是“文协”从表面上看没前几年那么火红了，老舍自然也鲜于出头露面了。
如果说归隐林下，那北碚蔡锷路的公寓就是舒老舍的林下。每逢傍晚，他总爱坐在竹躺椅上，硕大的芭蕉扇不停地扇着。妻下班了，儿女放学了，一种散淡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常常叫老舍忘了这是生活在战争期间。今天，老舍格外地激动，妻下班一回来，他便迫不急待地告诉她，“明天我要去重庆，或许一半天就回来。”
“又是什么事？”妻有了两年前的教训，由此对去重庆格外地留神。
“你猜猜。”神采飞扬的老舍。
“又是去求哪位财神爷给'文协'捐点款子？”妻不以为然，淘米洗菜，尽着主妇的职责。
“不对。”
“我也没功夫猜，反正这年头什么事都得留个心眼儿，不能……。”
“好啦。'文协'和文化界的朋友们要给我过个生日，四十五岁的生日和创作生活二十年的纪念日。”老舍兴奋地说。
“真的！”妻一下丢掉了淘米筐，为这好消息高兴。
入夜，睡在一旁的妻也挂着笑睡着了，老舍却久久不能入睡……
打前年，中苏文化协会一场混战，彻底把老舍的脑子打清楚了，对于蒋介石的政府老舍失去了完全的信心。为着不叫朋友们失望，“文协”他还撑着，但他挤出更多的时间去写：《归去来兮》完了事之后，便是《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桃李春风》，算了算，话剧写了总也有七、八个之多了，叫自己满意的，一个没有，左思右想，打去年（1943），老舍又来了个回马枪，写开了小说，这回的名字叫《火葬》。几年没写小说了，老舍非但没有生疏，反而象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憋足了劲儿的气球，一个劲地奔纸上写，眼瞧着，一摞摞槁子往厚里码，谁看了谁心里不高兴呢。好几年没见老舍小说的读者们，终于又看到了老舍那十分幽默的文字，。虽然《火葬》是写战争，是写抗日，但仍然幽默，这，读者们就够了。
老舍不这么觉着，他磨磨笔，要拿点有份量的“玩艺儿”让人们看看。
他摆出百万言的架式，每章一万字，共计一百章。他不担心能不能写完，如果写济南，写青岛，写重庆，甭说一百万字了，能凑出一万字就算不错，可眼下写的是北平。他拿出一付图一～小羊圈胡同，那不是胡画出来的，这是闭着眼也能画出来的小杨家胡同--主在这，长在这，还有不熟识的。那窄窄的胡同口，真真的一个小杨家胡同。他预备着把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放在这，还要把做小官的、拉洋车的、票友、教书的，当警察的一古脑全扯进来，掐着指头算起来，总也有六七十人物吧。老舍要在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中放进去“被侵略”“被奴役”“当亡国奴入的悲剧，在这个悲剧面前，每个人个顶个地过上一遍筛子，分出三六九等，人兽之辈。
这少有的兴奋激动着他。可明天，他要放下笔，去会会朋友们。
二十年文章入冠，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扫除法西斯细菌蚁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衰。
是舒绣文甜润的嗓音少念出沫若先生敬献给老舍的“桂冠”。
献歌、献舞、献艺。
人们敬重他，爱戴他。
白杨来替茅盾向老舍献辞：“……我们期待着他的更伟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亦祷祝他的沉着坚毅的精神和意志终将战胜一切--连病魔也在内，领导着'文协'走上更加团结更加开阔的坦道！”
谁都看得出来，几百个名人前来贺寿，不都是冲着老舍的文名而来的。
冯玉祥先生来了，大手握定了老舍，只有两个字：“佩服。”
沫若先生大笔一挥--笔摇五岳富少舫来了，他预备下了大鼓书：“今儿是您的喜庆日子，您随便点，我这给您候着。”
曹禺来了，夏衍来了，邵力子先生来了。而没来的和道远来不成的，早早的就把诗啊、辞啊发表在报刊上。甭说，张道藩、潘公展也一定来了。但分有脸面的事，哪一回能把他们拉下呢。
老舍对于张道藩、潘公展、梁寒操的到来，并不十分热情，只是淡淡地点了个头，算是招呼打到了，欲要转身忙乎别的，张道藩却唤住了他：“舍予兄。”
老舍站下来。
张道藩在文人堆里，翻筋斗竖倒立也十来年了，对于文人的这点子习性也算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软的，奴颜媚骨，摇尾乞怜，甭说旁人瞧不上了，就连主人也嫌弃；硬的、楞是宁折不弯，一点通融的余地都不给自己留；不管是软的是硬的，张道藩都十分自信有一套从容相对的办法。而他认为最难对付的是这位舒夫子。说愚不愚，说朽不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说的话总是那么跟劲，叫你找不出毛病，连火也发不起来，轮到他火窜上来的时候，要骂便骂，要卷便卷，从不客气，最叫人恨的就是--他跟政府不一条心！
心里恨不得一刀攘死舒舍予的张道藩，把老舍拉到僻静些的地方，低声说：“前方战事又紧，'文协'似应早做准备哟。”
老舍不兔一楞，这样的消息从张道藩嘴里出来，一般是比较可靠的。
“您的意思是政府还得迁移，'文协'自然还要跟着政府走？”
张道藩并没正面答复老舍的疑问，只是把情报部门告之的日军准备进行“重庆作战”的消息说了一遍。
“还能往哪儿撤，再撤就撤到外国去了，中国就要亡完了！”本来挺高兴的老舍，心里一下象是被堵住了似地，别扭透了。
一阵掌声，算是把老舍救了。他抬起眼才明白了，眼目下这大好几百人，说说笑笑欢聚一堂，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在给自己祝寿，而老寿星自己却……。老舍自忖着，也不由地跟着大家伙拍起巴掌，为富少舫精湛的表演艺术大声叫好。
张瑞芳、魏鹤龄致词。这些演员们大都在老舍的话剧里面扮演过角色，早已和这位面慈心慈的大好人厮混的熟的不能再熟了。他们吃过舒老舍慷慨解囊的“云吞”、“抄手”，听过他讲述自己写戏时的意图，因为是京腔。
和推广的标准普通话又有着十分近似的发音，人们便都以为舒老舍的发音算是天下第一字号的标准了。（甭说不少中国人这样认为了，就连外国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早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老舍为英国的一家唱片公司灌过唱片，后来，许多学习汉语的英国佬便认为，这就是地道的“中国话”。其实，这是不对的）
从来参加活动的人来看，看出了老舍的人缘儿，那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大鼓、相声、武术、魔术、京戏、艺人云集，胜友如云。一曲太平词，唱的老舍感慨系之，一扫愁云。
“舒先生该讲几句了。”郭沫若躬身相请。
巴掌声中，老舍站了起来，望着盛况的会场，他一时变得笨嘴拙舌，不知话该从那讲起了。他费力地往旁边挪了挪身于，抬起头来，望着大家，一会儿又低下头去，良久不能成言。一会有人瞧见在舒老舍的眼角闪着晶莹的泪，他终于抬起头来，他颤抖地对大家说：“我谢谢朋友们了。我有什么地方值得朋友们这般厚爱呢没有！只是二十年来，历尽艰苦，很不容易，朋友们为着这不容易，特来鼓励鼓励我。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年也很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才不使朋友们的鼓励没鼓到点子上。”朋友们鼓掌了。噙着眼角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老舍竟然像孩子一样抽泣起来。
朋友们的掌声更急更烈了。
这，给了他温暖，给了他勇气，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希望。既便是再苦再难，曙光就在前头！
靠近年根儿了，提着心过了一年的人们又惶惶不安起来，继尔，惶惶不安变成了躁动。从春末夏初开始的战役一个接着一个，日本人总是在进，国民党军又总是在退，终于，日本人又占了贵州的都匀、独山，重庆已经是兵临城下，朝野上下，言战者言和者都缄默了，只有言逃者议论纷纷，看来，再迁都一事无可避免了。人们有了撤退逃难的经验--宁肯早走也不能晚走。立时，重庆的飞机票价，汽车票价涨了几倍。
本来挺安静的北碚也乱了起来，人们就真跟听见了日本兵皮鞋上的铁掌声似的，咬着耳朵替日本人的凶恶做着义务的宣传，抻着脖子传播着城里听来的有关撤退的消息，这路人永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们的话却能动摇着人们的心。
妻上街回来，带来了那些经过渲染加工的消息。老舍听着，颇不以为然。
“真是料事如神啊。”听完了，老舍由不得自语了一声。
“谁？”
“张道藩。”老舍丢下笔，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再次被张道藩之流的行径所激怒。“不幸的是，这次又让他言中了。八个月之前，他们一听到战争告紧的消息，便做好了它去的准备。一群混帐的玩艺儿！仗，要别人去打，牺牲，要别人去牺牲；官，要自己来做，这便是今日之官场。”
正碰着萧伯青进来，递给老舍一封启开的信：“他们叫你先走一步呢。”
老舍看了一遍信，把信还给伯青：“你先走吧。”
萧伯青双手抱臂，一屁股坐了下来：“那儿我也不准备去了，我就在这待下去了。”
“啪”。老舍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叫道：“我也决不西行一步！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的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说完，他似乎一下平静了，车转身子，安然地坐在案头前，一笔一划地写着《四世同堂》。
每天早晨他很早就起来了，当他走到门口、必定会发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当天的《新华日报》--为了不致连累老舍及其它的人们，《新华日报》机智的报童们总是乘着天未亮的时候，就这样，把一份份报纸塞进门缝--他用五分钟浏览一遍，放到一边，待回头细看，便在小院伸胳膊动腿，打上一路太极拳，待到额上出了些细汗，他便收了式，吃早点。过后，便是写作了。此时，他几乎丢下了一切其它的，只就《四世同堂》了。写一会儿，他一定会自己拿扑克牌玩一通过五关，然后再写。午睡。下午再写。晚上再写一会儿。
市面上传来的消息，几乎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昨晚上听见了日本的大炮声。政府各机关已经离渝，委员长飞去春城……。这一切和他就好像压根儿没什么关系，他的心全沉在小羊圈胡同的风云之中。
“您可真稳啊。”伯青笑着，只要老舍不走，他心里甭提有多踏实了。
老舍眼一迷缝，嘿嘿一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惟有文章可以常留人间。有撤退逃乱的功夫，十本小说都写好了。”
伯青笑了。他要告诉老舍，“文协”一切如旧，朋友们都十分记托他，惦记着他手头上这部长篇。
都过了年了，也没瞧见日本人再向西，向南迈一步，其实谁也都瞧出来了，日本人已经是强骛之末，气数尽了。而委员长的心也早不在打日本人的事上了，他更关心、一旦日本战败、能否一鼓作气、平定内乱，定天下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说实在的，委员长并不担心军事上的问题，这一两年，精锐部队围定了延安，只等一声令下，拿下延安易如反掌，而太多了的民主力量却叫委员长伤脑筋，别说外地的李公扑、闻一多、田汉等等，单就说天子脚下这伙人就难以摆布。为此，委员长训示张道藩、潘公展、梁寒操、务必控制文化艺术界的形势。
一月二十五日，周公自延安返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为国事会议做一准备。应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第二天，中国民主同盟便率先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紧跟着各党、各派、各知名人士纷纷恳请政府接受建议。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召见阳翰笙，要求文委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建议。
《文化界时局进言》很快便写出来了。郭老和翰笙便兴冲冲跑到北碚找老舍，他们准知道老舍不但会赞成而且会积极支持这一事情的。没敲门，郭老便推开了蔡愕路寓所的门，大声叫着：“客人到了，还不出来接一接。”
“郭老！翰笙兄！”老舍一下丢了笔就跑了上来，一把抓住两人的手：“不易不易，二位光临寒舍，我乃荣幸之至啊。”
“叨扰、叨扰。”翰笙凑到火盆旁边，拨动着炭块：“您这炭火着的不怎么样嘛。”
“有点就比没点强。甭看就这么几块木炭，屋子里就能待下人了，您说是吧，郭老？”
“我们都是四川人，没觉着这屋子里非要生火才过得去，在我们四川，您这算一种高档的享受了。”郭老笑得开心极了，稍倾，他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进言》的稿子，往桌上一放：“您看看这个，同意，就把名签上。”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耸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甭说，这准是沫若先生的大作了。老舍念了个开头，便猜准了是出于郭老之手，他迅速地将全稿看了一遍，将稿子放在桌上，长舒了一口气，说：“好是好极了，谁能听你进的这一忠言呢，别多了，这上头能有十分之一，不，百分之一兑了现的，就很不错了。”老舍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的名字签上，继续说道，“就这一条吧，'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不是明摆着要从人家手掌上抢权吗？幻想呵。这几年，我是从一点一滴开始认识他们的。到了，还是让我把他们看清楚了。说句心里话，真要有个民主的政府，才能保障充分的自由。”
郭老和翰笙同意地点点头。
“走，我们去复旦走走，多找几个人签名，把声势搞得大些，打不着他们也吓他们一跳！”
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登了《进言》，在文章后面排列了包括自然科学界、哲学、法律、历史、教育、出版、语言、社会科学界、文学、戏剧、电影、舞蹈、音乐、美术等三百一十二人的签名。
一夜未眠的张道藩，倚在沙发上，闭上眼，他想在咖啡送来之前，能闭上眼休息个五分钟。委员长的训示，他不敢有半点怠慢，已经有两天了，他在草拟一份非常严厉的计划，让文艺界在高压政策下俯首贴耳，尽管他知道，这也许并不能奏效，但是或许可以解解燃眉之急，至少不让这些文人跟着周恩来的调子唱出什么不好听的歌来。
厚重的门上传来几声“笃笃”的敲门声。张道藩因为没能享受到五分钟的休息，而恶狠狠地骂道：“进来、浑蛋！”
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咖啡放到张道藩面前的茶几上，又把一摞当日的各种报纸也放下，低声地询问道：“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张道藩挥挥手，服务员退了出去。
张道藩睁开布满血丝的眼，先从报纸堆中拣出那份最叫他头疼的《新华日报》，他必须得承认，他几乎有一半的精力是化在与这份报纸做斗争的事情上。第一版上的各种消息并未引起他的兴趣，当他翻开报纸，看见了《进言》，扫到了后面黑湖糊的签名。他简直不敢相信，额头上即刻泌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一双血红的眼睛在字里行间寻觅着，思忖着。当然，他完全明白这篇进言是周恩来记者招待会上演讲的翻版，或者说是呼应，而最叫张道藩难堪的却是几乎代表着整个知识界的三百多人的签名，他已无法再向委员长交待，而且，还有几个知己的亲信也混迹在里面。他火冒三丈，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找到了华林，张口骂道：“你吃着国民党的饭，替共产党服务，你这个饭碗还要不要？”
听筒里传来华林唯唯诺诺的声音，华林几乎是要哭了出来，最后干脆哭出声来：“我，我被郭沫若他们骗了。”
“你，你马上给我登报声明！”胀道藩啪地挂电话。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动员签名者发表声明，把共产党、郭沫若打过来的巴掌，再回敬给他们，他第一个便想到了老舍，他知道这个法码在天平上的份量，他要所有的宣传、文化官吏们出动，说服签名者，而老舍，他决定自己亲自去。
“我们去登一登缙云山。”
开门见山第一句，张道藩并未提别的事，只是邀请老舍一同爬山。老舍无法拒绝，一同慢慢地向绪云山口走去。
“舍予兄，我们之间这几年可能有了一些误会，来往也渐渐地稀了，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是把你当做自己的挚友。”
“不错。所以，我要直言相告，《进言》的事，是我个人在极其情愿的条件下签的名，此其一。其二，我不会像华林一样，去讲什么自己上了什么人的当，受了什么人的骗。”
张道藩被老舍的“先发制人”弄楞了，停在上山的石阶上，上不是下不是，真恨不得一枪打死眼前这个穷酸文人。
“道藩兄，我们是上山呢，还是下山？”老舍嘲弄地看着。
“上山！”张道藩硬着头皮，向山上爬去。
绪云寺的太虚和尚迎接了他们，陪着他们在各殿参观了一番。张道藩一声不吭，铁青的脸上挂着一层阴霆。吃过素斋，张道藩辞退了僧人和随从，把老舍拉到山顶，挺着阵阵迎面而来的寒气，大声问道：“舒老舍，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是不想要，我就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一分钱没给，可给了我希望，你知道吗，希望！”两人默默地互相看着，谁也不再“喊”下去了。在目光中既找不到那种信赖的目光，也找不到那种仇视的目光，有的仅仅是一种陌生，一种诧异的陌生。
张道藩终于拂袖而去，再也不回头看上一眼。
漫长的七年，老舍在中国繁杂的社会中，终于摒弃了一些，又终于选择了一些，一九四六年，由美国文化处官员费正清提名，小说家舒舍予，戏剧家曹禺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讲学。
抗战胜利了，内战的阴云密布。老舍和曹禹登上赴美的轮船，眼望国势日衰的故乡，优心仲忡，当汽笛鸣了，他们谁也没有吭声，只是在心的底处，默默地叨念着，再会，中华大地！
再会，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