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虽然庆春也有一些朋友，可并不能排遣他的恋乡之情。炎黄子孙那种特有的“游子之心”“叶落归根”的传统，加上庆春北京人生就的那种蔫脾气。使他无处去排遣那扯不断的乡恋。于是他闷坐下来，在纸上涂抹着……
他在和自己谈心说笑话，他在和自己过去所经历的各种人物谈天，他在和自己家乡故里的人们拉家常。这点小小的乐趣使他开心，于是他也就不断地写了下去。
“……从他全体看来，你越看他嘴似烧饼，便觉得非有鸣蝉式的鼻子配着不可。从侧面看，有时鼻洼的黑影，依稀像小小的蝉翅。就是老张自己对着镜于的时候，又何尝不笑吟吟的夸道：“鼻翅掀着一些，哼！不如此，怎能叫妇人多看两眼！”（《老张的哲学》）
舒庆春悄悄笑着，想起自己同胞的可怜相，怒其不争，就恨不能损他们几句。
“老张得意极了，脸仰得更高了，笑的时候更少了--因为高兴！”
“因为盟兄李五做了师长一个电报送到北京政府，保荐老张做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老张做厅长后娶了两个妾，一共诬没阑了五百块饯。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老张的哲学》舒庆春痛恨那些在新教育的幌予下，专营男盗女娼，人嫌狗不待见的小人。
舒庆春生就的不会幻想。他总是一五一十地诉说着穷人的痛苦，挖苦着富人。他像个慢条斯理的算卦先生，摇动着签筒，掰开了揉碎了玩味着人生，琢磨着世人的命运，却又吃不透底。他从不敢贸然给人们描写出一个崭新的“乌托帮”；生怕接锤而来的失望会把已经绝望了的人们推向佛渊。他幽默，却永远浪漫不起来。
漓漓拉拉写了一年。总算把这段“耍贪嘴”结束了。三便上一本的作文簿，积了厚厚一摞子手稿。舒庆春看着肉已的心血，不再把它当儿戏了。
赶巧，许地山这时来到伦敦。舒庆春便拿出《老张的哲学》给他念了一通，许地山不置可否，笑了笑说：“寄到国内去吧。”
当然是要寄回去，可寄给谁呢？
“寄给郑西谛。”许地山看出庆春心思，索兴点破。
郑西谛（又名：振锋）此时正在上海经营《小说月报》。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青年的一块阵地，《小说月报》曾发掘了一批震动文坛的人才，在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
这时舒庆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硕长瘦削的身影。初来英国时，郑西谛也公千到此，承许地山引著，庆春有幸结识了这位白面书生的大主笔，那时庆春并不自诩为文学青年，也未萌生做一个“写家”（注）的念头，他只是把郑西谛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好朋友看。许地山与郑西谛聊的人港时，他也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听着。临走，郑西谛以自己的职业习惯，对庆春说：“仁兄日后写了什么稿子，寄来给我看看。”
注：老舍不承认自己是作家，总是谦恭地把自己称为“写家”。
郑西谛随口说说，庆春也并没上心。可如今想起这话，使生出了试试看的念头。
“……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振铎）--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后来，舒庆春“洒脱”地写道：他并不乐意正经八摆地把槁投了，实践告诉他：寄希望过大，若适得其反，失望愈大。
话说稿予寄到郑西谛手上，搁置了一段时间，赶上许地山回国，催间此事，郑西谛才又从堆积如山的稿件中寻出《老张的哲学》。说实话，稿子他早看了，只是吃不准这种东西是否会受欢迎。自打“五·四”运动提倡自话文以来，郑西谛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从他接手《小说月报》后，虽也不泛力作。但像《老张的哲学》这样地道土造的白话故事，还是头一遭见到，郑西谛不愧是文坛伯乐，他不以文学流派、门户之见拔选人材，而是把评判的权威交给了读者。《小说月报》决定刊用《老张的哲学》了！
接到准备刊用的消息后，舒庆春“快活得要飞了”。乐过之后，便要应了一般写家的习俗，取个笔名。对于此道，他并不十分考究，只求随意。他想：即写《老张的哲学》，似应出自老某之手，顺理成章，第一个字定下了，如叫老舒，不甚上口，叫老庆，听着就别扭。对，就叫老舍吧。庆春记起一九二二年，他在《南开季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玲儿》，用的署名是舍予，如今四年已过，当年的舍予老矣！于是一个远非“叱咤风云”的笔名便定下来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十六期连载《老张的哲学》，署名舒庆春，第十八期，接到作者信，署名则改用了老舍。
见到白纸黑字的文章启，舒庆春跑到中国饭馆饱餐了一顿“杂碎”，以示庆贺。这时他心中充满了无数的恩法、计划和对未来的希望。
暗自里，他又生出一丝庆幸：没人说过我能当个写家，连我自己也没这么想过。可打这往后，我大约是真真地要当个写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