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风尘扑扑回到重庆。
北路慰劳团由渝出发后，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程一万八千五百里，沿途宣慰军民、快近年根儿了才回到山城。山城生生花园的门口挤满了各界派出的欢迎代表，“文协”也派萧伯青赶来迎接老舍。
“舒先生辛苦了。”伯青看着老舍疲惫的样子，抢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小包。
“文协有什么情况吗？”老舍关心地问伯青。
“家里倒没什么情况，只是有一群嚼舌头根儿的闲人，散布了不少关于您的谣言。“伯青压低了声音，”说您如今跟了共产党，是个赤色分子。”
“这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打'文协'成立那天，不就有人说我赤化了吗？”
“可这回说的有鼻子有眼。”伯青认真地说。
“噢？”
“您跑到延安去了？”
“去了。”
“还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有这么回事。”
“这不全叫人说中了。”
老舍听罢，笑着拍了拍萧伯青的肩头，”如果就是这些事，那到也算不得谣言，任他们说去，不要管它。”
但有些事你不去管它，它却会找上门来管你。“文协”要组织参加南北慰劳团和作家访问团的代表谈观感，张道藩便首先找上门来，他警告老舍：不要谈延安如何如何，以免惹麻烦，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告您的恶状。
老舍听出了张道藩的弦外之音，心中气不过，便找到周恩来先生发牢骚。
周公听后笑着说：“他们不让你会上讲，可以在会下讲嘛，人多时不让讲，就人少时讲。用不着十分地与他们对抗，要保住'文协'这块阵地。”
听了周先生的话，老舍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已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这“陪都”的上空迷漫着一股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从延安那样阳光明媚，精神舒畅的地方回来的人，尤其感到难以接受。
老舍只感到那压抑、滞重的氛围，却无法知道一场空前的政治阴谋正悄悄地袭来。
一月，“文协”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呼吁提高稿费，保证版税等。
《新蜀报》、《新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三月，与戏剧家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国家至上》发表。
四月，“文协”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老舍报告了一年会务情况。
在老舍的积极推动下，“文艺作家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六月十日，屈原忌日，“文协”举办诗歌晚会，有人建议，把每年的端午节定为“诗人节”。
六月十二日，临江门“文协”会所被敌机轰炸，楼顶被掀掉了，墙上布满了弹坑，墙角塌了。所幸的是并没炸伤人。
老舍又奔忙着四处寻找新的会所。因为如今会员们都把“文协”当做了家。会所已不光是开个会，办个公，收发信件的地方了。而更担负起“招待所”“旅店”的重任。过往会员，无力负担房租或是找不到房子的会员，都要寻到“文协”，暂住在会所里，而现在“家”没了，怎么行？奔波的结果是，“文协”又在南温泉租下两间房子，落了脚。
没多久，林语堂先生出国，把在北碚的房子留给了“文协”，而老舍这时又为“文协”在市内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到一处房了。这样文协的会员们便都找到了暂时安身的地方。
这时战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十八集团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对日寇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军。伤了筋骨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短期内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方针。
正面战场的战势趋于相对稳定了，国民党便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许许多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像蝗虫似地飞到了重庆……
一天，萧伯青突然跑来，一进门压低了嗓子说：“舒先生，我们的人让稽查处抓走了。”
“谁？”
“方殷、魏猛克。”
“那还站着干什么，走吧。”老舍从墙角拿起雨伞，推门就要往外走。
“舒先生……。”伯青为难地看着阴雨霏霏的天气，欲言又止。“没问题的。”
老舍拉着萧伯青走进细雨之中。
老舍“撑”起了“文协”，却垮了自己。几张医生的诊断都明白无误的写着：缺乏营养。他不以为然，但终究医生是对的，那些迹像一点点逼来了，头晕，耳鸣，眼发黑，心悸。这些情况，萧伯青最了解，因此，也就最担心老舍的身体。记不清跑了几天，人托到了，保具结了，方殷，魏猛克被放出来了。萧伯青陪着疲惫的老舍回家。他努力想睁大眼睛，把一脸的倦容赶走，他最不乐意叫人看见自己一副困顿无神的样子，可现在，他连笑的劲都没了。
“您太累了。”
“嗯？“他似乎没听见。
“熬了好几天了，真不容易。”
“嗯。”不知道他嗯的什么？
“舒先生，他们为什么叫稽查处抓进去，您也不问问，就四处张罗救他们？”伯青好象在明知故问。
“我不问。”
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那么响亮，却是那样地深沉坚定。“可我还是要问一句。”老舍站住了。
“问一句什么？”
“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抓人？”望着嘉陵江，老舍忿忿地说，两眼像是喷着一团火。
终于，他被医生判定是“贫血症”了。无论是医生，朋友，同事都不再顺着地的话说了，脸板起来了，话严肃起来了，“回北碚，好好养养。”
好像同出一口，老舍再也无法在重庆市里待下去了。12月的27日，他开完理事会议，28日又苦撑着参加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文艺演讲会，发了一通言，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乡下。过新年了。
没有亲人，没有家的新年。清寒的小屋，一壶水酒，一碟花生，一碟豆干。朋友们来了，驱走了孤寂和寒冷。喝罢，同是有家不能归的人，什么也甭想，就想酒，这东西好啊，能让人把一切一切都忘得个干干净净。
夜阑人静，朋友们扶着搀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孤寂和寒冷又回到了身旁。酒，没让他忘掉这一切，反而使他把一切记得更真更明。
新年--亲人--国耻--病中--酒……
醉眼迷离中，老舍写道：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芦沟桥北边！
一九四○年在惶惶不安中过去了。
一九四一年，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了。
战时的“碚都”刚刚结束了繁闹的夜生活，在纸醉金迷的喧闹中平静下来，晨曦便被雾裹绕着，爬出了地平线。江，随之醒来，船儿动了，江上的船，山上的工厂一齐扯响了汽笛，刚刚沉寂下来的山城又沸腾了。
一双小脚轻捷地踏在青石板路上，三拐两拐便停在一处房子前。一个小报童回过头四下里看一眼，熟练地在门缝下面塞进一份报纸。
当许多人还沉在梦里，这样一些小报童便把当天的《新华日报》送到了一个个读者的手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采用这种特殊办法，保证一些重要的进步人士看到《新华日报》。这天清晨，老舍象往日一样，从门缝下捡起报纸，打开它，随便浏览着，翻到第三版，就在《德军云集荷境》的消息下面，是一处开天窗后用木刻制版补上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
再往第二版上一看，也有一块同样的“天窗”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中华民国卅年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印）
老舍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了。他急切地赶到张家花园“文协”会所，各种各样消息已纷沓而来。
军事委员会已撤销新四军番号。
新四军已被宣布为叛军。
军长叶挺已被逮捕，不日将押上军事法庭。
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肆屠杀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
“文协”会所里一片沉寂，人们已从对政府、对国民党的失望，转到一种绝望情绪了。
这时又传来了洪深先生全家服毒自杀的消息。众人为之哗然。洪深在遗书上这样写着：“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
虽然，洪深先生后来经抢救脱险，这件事却使老舍受到很大刺激。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理解洪深的苦闷，一个正直文人的苦闷，他常常走到悬崖之上，望着滔滔长江，尤自伤叹，前途何在啊？！
绝望的时候，老舍接到了周恩来先生邀请，来到了曾家岩。
周恩来瘦了许多，眼睑下涂着一层重重的黑晕。老舍心里很激动，他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却一下子不知该从哪儿说起：“我早就想来，好多话憋在肚子里，差点没把人憋闷死。”
“给您看看这个。”周公递过来一份传单，传单上写着陈毅就任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新四军还在！”老舍感到又兴奋又惊讶。
“还在。并且还要再扩大再发展。我们不会因此就放弃了抗日的决心和义务。”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老舍由衷地说。
今日，周公的话很多，他劝老舍要振作起来，不能灰心。现在的情况，比之在武汉和初来重庆时困难得多，但越在这个时候，“文协”就越要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一面旗帜，只要它在，文艺家们就有信心，就看得到前途希望，就是再苦再难，“文协”也得撑下去。
“团结作家们，组织他们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另外，切实地做些工作，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重庆大轰炸以后，物价飞涨，许多人吃不消了，文艺家们本来就清贫的很，我想，应该发动大家捐钱捐物，一是为了抗日，二是可以帮助救济一下有困难的作家、艺术家。您说怎么样？老舍先生。”
周恩来望着老舍。
“您想的很周到，我回去就组织一次捐献活动，您放心，'文协'的事，我一定尽力维持。”
“工作要做，也要多保重身体，舒先生。”临分手时，周恩来拉着老舍的手叮嘱。
“请周先生也多保重身体。”老舍感激地说。
回到“文协”，老舍想，如今的困难时期，文人们个个都不富裕，如果再挤大家捐献，势必会影响文艺家们的生活，索兴不如卖字。
他借来了《新蜀报》营业部的房子，刷上了几条标语：“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
二月二十八日，《新蜀报》简讯中有：“老舍所作《面子问题》原稿一张，以二元被人购去。”
三月九日的简讯中又有：此次卖字最多的是郭沫若和老舍。
从二月二十一始，到三月十一日终的卖字活动，终于收到了一笔还算可观的钱。“文协”把它大部捐给了前线的抗战将士，余下一部分用于救济生活贫困的作家。
“文协”改选了第三届理事，举行了三周年成立纪念会，并在端午节这天，举行了中国第一届“诗人节”。
李可染先生首先画了一幅屈原像。郭沫若在屈子的像旁题了词，马思聪为屈子诗《云中君》制了谱，吴晓邦预备了舞蹈“披发行吟”，参加者大都写了诗或散文。自然老舍又成了忙前忙后的大忙人。
各报都为“诗人节”出了特刊，上面登着诗人们的大作。
按照“文协”通知，诗人们在会场签到后，便可领到一盖碗沱茶，散到会场中自由攀谈了。经过一段时间压抑的日子，文人们见了面，都在打听着相互的情况。于右任先生来了，对着屈子像便鞠了大躬，起身念着画像右面的题字“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立时拍起巴掌。“好、好、好极了。这也算得做一个诗翁的座右铭了。”
会场上设了桌子，每桌上都放了些棕子和鲜花蒲艾。老舍先生指着每个桌上的棕子声明：“棕子不多，是份儿心意。我们提倡大家把棕子吃进肚里纪念屈子先生，而不提倡把棕子扔进江里或掉在地上，就现在来说，那等于是对屈老先生的一种大不敬。”
大家为老舍先生的祝词高兴地鼓起掌来。这几年朋友们看着老舍终日为“文协”操劳，都更加熟悉了他外圆（为人随和，从不轻易得罪人，各种场合都能周旋、照顾的非常得体），内方（从不肯轻易放弃自己主张，敢于坚持正义，啃节上方显出其硬骨头）的性格。
郭沫若开始讲话了。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他在这天投了汩罗江。……抗战以来，因为民族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莫大的注意了……特别在今年，在许多诗人的倡议下，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
郭沫若说着说着，在他脑海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像--屈原。
常任侠朗诵《离骚》了，诗人们为之大震，再见不着前些日子那般垂头丧气。这次聚会振奋了大家的精神，诗人们举起盖碗，以茶代酒，感谢大会的主持人--老舍先生。
“礼堂小了点，许多诗人住在乡下，没能来成，遗憾的不得了，再就是棕子虽好，却不能管饱。为此，还要向大家致歉。”这便是老舍的闭会辞了。
老舍向诗人们行礼如仪，严肃而认真。
打从“诗人节”以后，文人们逐渐地从绝望中延醒过来。这时，老舍和何容都搬到了“作家书屋”，与马宗融、姚蓬子为邻。
这天，一位《新蜀报》的工友推门进来打问：哪位是老舍先生？老舍应声立起，说：“我就是老舍，您找我有事？”
“门口有两位先生找您，是请他们进来，还是……”
“我来，我来。”
老舍已经跨出屋门，走下楼去。
“唉哟，是常培兄！”老舍急步迎上前去，一把抓住了这儿时的好友“歪毛儿”的手握着。
罗常培笑着望着眼前这位老朋友，只等他松了手，才转过身来介绍说：“这位和我同来的是梅贻琦，梅先生……”“失礼，失礼，久仰梅先生大名，请进屋里谈吧。”
老舍早就听说过这位清华大学校长梅先生。这年春上时候，罗常培受人之托，请老舍入滇，到西南联大教书，因为“文协”工作缠身，走不脱，老舍便拒绝了。
这次罗常培和梅贻琦先生到重庆来，耳闻目睹老舍工作情况和身体状况，就建议老舍到昆明走一趟，换一换环境，消暑避瘟，会会朋友。这时老舍也动心想到外面走走了，不过他知道这年头，谁也不富裕，邀请他去也颇为不易，于是他预先声明，除去交通费用和朋友们的友情，不再接受其它任何报酬。他应卜了，去昆明走一趟。
看看已近午时，老舍拉过了姚蓬子，叫上了何容、宗融君，说：“今日我有客自远方来，咱们一起去吃顿饭，我作东。”
朋友们看老舍盛情，不好拂了他的兴致，便都乐嗬嗬地从命了。
为了这顿饭，老舍从济南带出来的皮袍顺溜地进了当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