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深冬，山城的雾气便不好散了，早起总是雾浓浓的。道路不熟的主儿，脚下就跟拌了瓜秧似的，走起来跌跌撞撞，象是瞎子。
老舍清晨起身，伸手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新而潮湿的空气。山城的冬天敢情也并不比夏天好过，被子潮乎乎的，有些地方竟象是用水浇过似地精湿精湿的，用力一拧，滴得出水珠。箱子里那为数有限的几件衣服也生满了绿苔。老舍并没有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何容，套上夹袍，自己走出了青年会的大门。
南方人的早起，是令老舍十分佩服的。清晨走在街上，已经有一筐筐挂着露水的青菜，鲜果沿街摆开，小贩的叫卖功夫也并不比北京城里的小贩差。
油条似乎是全国的通用面食，北方人，南方人，有钱人，没钱但也还能凑合活下去的人，只要有机会，都会吃上几根刚出锅的油条，来上一碗咸豆浆的。
老舍象老北京人买油条时的习惯一样，自己带了根小麻线，把它摊在桌上，买好了油条，然后系上，用手拎着--这情景老北京并不陌生，早先穷苦人家串亲戚，因为装不起点心匣子，也就拎着这么一串油条。
今儿老舍去找富少舫，和他谈谈富淑媛上学的事。这家人有个什么家常里短总喜欢找老舍先生商量商量，讨个主意，他们信得过他。
一路上，老舍的心思全溜到昨晚上宋之的一番活上去了。这些话其实有好几个朋友都对他讲过，可是经宋之的旧话重提，却使他有些动心了。
“舒先生，您也写个话剧吧，我觉得您肯定行。”宋之的对老舍说。
“您错爱了，我能对付着写点儿小说，已经是撑的了。之的兄，写戏可不是随便什么都写得了的，不是文曲星的，胡写硬练，手要抽筋的。”老舍嘴里胡乱应付着，心里却十分兴奋。“你说那个生来会写戏，你应该写一个，好，咱们就把它排出来，不满意，你顺手丢了字纸篓，也就自当没有这回事嘛。”“您今儿是怎么了？非相上我是个写戏的材料了？”“这么说吧，您的小说口语化很强，又幽默又有感染力，这是写话剧的好条件，我觉着您一定能写出好戏。“宋之的照例眨巴着眼睛。
老舍答应试试看，其实这一阵子，他正准备着写一个剧本，名子想好了，就叫《残雾》。因为是试试，所以也就没和之的言明。
故事倒都是现成的：政府官员洗局长每日高喊抗战到底，却不幸被日本特务徐芳蜜腐蚀利用，成为一个汉奸，最后落入法网。然而，日本特务徐芳蜜非但没被逮捕，却坐上了“上面”派来的汽车，在卫兵的护卫下扬长而去。
剧本想说明什么呢？
徐芳蜜为什么能逍遥法外？
是谁对她网开一面？
她的漏网又说明了什么？老舍自己也还没想透，几次想动笔，又搁下了，他要再悟一悟，也生怕写下去，成了话剧小说，招戏剧界朋友笑话。这毕竟不是写个快板，写段鼓词，而且现在的重庆，也是高手云集，单是认得的戏剧家就好儿十，一旦把剧本拿出来，不要让他们见笑才是。
想着，已到了富少舫的家门口。
“舒伯，您早呐。”富淑媛迎上来。
“早，早，老爷子在吗？”老舍把手上的油条递给她。
“一早出去遛弯了，等会儿就回来，您先坐，我给您沏茶去。”说着，她一挑门帘进了里屋。
不一会儿，水烧好了，茶也沏好了，富淑媛端出来，自己也大大方方坐在了老舍对面。
“我知道您今天来干什么。”富淑媛说。
“噢。”
“是我爹搬您来开导我，让我去读书是吧？”
“这事你怎么想？”
“我不想去。也不想让我爹化这冤枉钱，我们这行，历来是凭脑子记段子，师傅拜多了，码头跑多了，段子也就记多了。”
“二姑娘，你是不懂你爹的心，卖艺这碗饭是从小受苦，长大受气，终生操劳，难得温饱。你爹是过来人，深知这些。他希望你能读书识字，一是多懂些道理，多长点本事，日后少受人欺，二是能识新段子，能写新段子，能写能唱，才真正能使这个行当保存和发展下去，你想是这个理不？”老舍郑重地说：“人活于世，穷不怕，苦不怕，就怕没志，没志气的人就会一事无成，也是枉活一场，”
富淑媛不吭声了，她在琢磨着老舍先生的话。
这时，富少舫一脚跨进门来，气喘吁吁，脸上挂着一层沉沉的阴霾。他把手上的报纸塞给老舍。
“舒先生，您看，汪精卫投降了！”
果不其然，报纸上登着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逃的报导和他给蒋委员长的致电。
汪精卫向日本方面提出包括“彻底轰炸重庆”的四点希望，这消息象劈雷一样震动了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舒舍子一时无语，看着报纸直发呆，他曾佩服过汪精卫，这个楞敢用炸弹去炸摄政王的革命党。直到现在，他也记得汪精卫在牢里写的那首诗：慷慨歌燕市，匍匐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些曾经为多少热血青年所憧憬，所崇拜，多少人曾为中华民族能有这样肝胆侠义之上而自豪，但现在，这个昔日壮士竟沦为汉奸，历史在多么无情地嘲讽人们。
老舍又想起来自己的剧本，他觉得这剧本应该是扔给投降派的一个炸弹，应该提醒人们警惕那些权高位尊的伪君子，“网”在他们手里，是他们放走了那些间谍、特务……这就是为什么徐芳蜜能逍遥法外的原因。
那晚上，老舍开始动手写他的第一部话剧--《残雾》。
剧本还没有写多少，老舍又被“文协”的事拖住了。战地访问团要出发了，王礼锡的团长，宋之的付团长，十几位作家豁着命要上华北，上前线，这总得去安排安排，成都分会要成立，请总会派员参加，正赶上冯玉祥将军要往成都去，老舍便和冯将军商议好同行，参加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丢了南京中山陵的国民政府官员们，不好废了拜总理陵墓的规矩，便发明了遥拜。在委员长的率领下，向东鞠躬，颇有“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的伤感之情。遥拜毕，又来了番“团拜”。蒋介石这些天心情特别不佳，当然是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拜年时，便和盟兄冯玉祥将军提及此事，冯将军毫不客气地说：“民国二十四年，青年孙凤鸣枪击汪精卫，可见他有点先见之明。而我们把这些青年下狱的下狱，枪毙的枪毙，把汪却升起来做副总裁，这不是瞎了眼了么？”
委员长不语，冯玉样更加生气，他回头对诸官员们说：“我们要开除汪精卫的党籍，通辑他，我们应该有个态度！”
官员们虽都觉得冯将军骂的解气，可都还是看着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末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了开除汪精卫党籍的提案。
冯玉祥回到自己的办事处，吩咐副官到城里去接老舍，明早一同从这里出发。
副官在青年会没找着老舍，到了临江门“文协”会所才找着。老舍正在和那些无家可归只有挤在“文协”的小屋里过年的朋友们摆龙门阵。
副官把老舍拉上汽车，老舍心里有些难过地说：“逢到过年过节，我们这些没家的人日子就难过了，也不知这日子还要熬几时……”
大清早，冯将军的车队便启程上路了。山路把坐车的人颠来晃去，沿路关卡林立，除了检查有无汉奸的嫌疑，重点是搜腰包。当然，没人敢吃饱了撑的去检查副委员长的车队。车队走鸳鸯桥，从石门过江，径直奔磁器口，老舍和冯将军同坐一车，还在兴致勃勃地讲着昨晚上的话题--《残雾》。
许是因为刚经过“团拜会”那场不快，冯玉祥也觉得《残雾》有点意思，徐芳蜜为什么能漏网--汪精卫怎么能出重庆。
有人给徐芳蜜撑腰--汪精卫出逃有人给开方便之门。“这戏要演，我要来看。”冯玉祥说。
“演不演现在还不好说，有着一天，真能上演，我当然要请您来给捧捧场。”
往车窗外看去，沿着公路净是些摆小摊的小贩，兼卖担担面的茶馆，买红油糊锅的“毛肚”的饭铺，买桔子、广柑的，而最多的还是小本经营的烤地瓜。
“我小不点儿的时候，上学下学最喜欢化上一个大，卖块烤白薯，啃着，跑着，这是北京人的大众食品。”老舍又动了思乡之情。“停停车。”
汽车随着冯玉祥的命令“嘎”地停在了路边。
“舒先生，我请你吃地瓜。”冯将军一步跨出车门，走到烤地瓜摊前：“老板，你的地瓜我全买下了。”
副官交了钱，招呼卫士、司机都来吃。
冯将军递给老舍一块地爪，两人就站在路边吃起来。路旁田野里菜花盛开，老舍一时兴起，手指着菜花说，“请冯将军就以这个菜花为名写首诗怎样？”
冯玉祥看着田野里一片金灿灿的菜花，心中欢喜，便点头应允。等地瓜吃完，诗已成熟。老舍示意副官记下来，副官即刻打开本子，准备好笔。
“你听着啊。”冯玉祥在路旁踱了几步，便念了起来：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烂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战，汪贼竟投降。副官被叫上了冯将军的汽车，车队开拔，冯玉祥继续念着《菜花黄》。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钢像，佩他有眼光。
……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
呜呼！江精卫！不如菜花黄！
“冯先生骂得好，骂得好啊！”老舍不禁手舞足蹈，兴奋地在车上吟诵起来：“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冯先生，骂的好。”
“我是要骂的，骂给投降派听，骂给那些要把我中国送给日本鬼子的汉奸听。”冯玉祥说。
汽车沿着公路前进着，忧国忧民之心使车上的人沉默了。老舍在“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大会上向诸位代表报告了总会的情况之后，便匆匆告别了分会的李劼人、周文、肖军、熊佛西等朋友，和冯将军辞了行，便赶回了重庆。
“文协”现在事情很多，又陆续有不少人来到重庆，需要安排他们地方住下，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工作，“文协”还要开会。由郑伯奇报告西北文艺界情况，阳翰笙报告华南及上海文艺界情况，王平陵报告各地分会的活动情况，而重要的是四月初是“文协”成立一周年的纪念会，改选理事，开大会，这许多工作，使老舍不敢怠慢，风风火火地忙起来了。
就在这时，从江安顺江下来一队小船。船在重庆码头泊下后，第二天，便有一处小剧场挂出牌子，首演曹禺新剧《蜕变》。
演出是由国立剧专的师生承当的，导演是剧专的老师张骏祥先生。老舍特别留心到这个广告，对于曹禺先生的剧作，他一向非常佩服，《雷雨》、《日出》他都看了不止一遍，心中非常想会一会这位戏剧家。凑巧，这天宋之的拉他去见曹禹（万家宝）在一个门帘不大的饭铺里，他见到了这位个头不高，戴着一付眼镜的万才子。两人一见如故，谈的十分投机。
他们谈起北平，聊起天津，从小说到戏剧电影，山南海北，喝酒吃肉，无所不谈。这次会面奠定了日后两人深厚的友谊。如今“文协”的经费越来越紧张了，纸张费上涨到五十元一令，还很少有货。出版部急忙购进了一批土纸，留做备用应急。“房租怎么办？”萧伯青催问。
“诗歌座谈会还要不要开？”研究部问。
姚蓬子也追着要印刷费。
“大家找我要钱，可我找谁去要呢？大家还是先耐耐，想想办法。”老舍两手空空却笑嘻嘻地说。
这年头，老舍和文友们虽都写了不少文章，却没拿到几文稿费，个人还倒好说，却不能让“文协”关门。老舍为了支撑住“文协”，终日不停脚，为经费问题大伤脑筋。
四月，战火象是离重庆越来越近了，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而在炸弹的不停爆破声中，“文协”诞生一年了。
四月九日下午二时，“文协”在陕西街留春幄举行年会。
“留春幄”这天用松柏枝搭起了拱门，在苍翠的“门”上缀上了无数彩条，随风飘动，婆姿起舞。彩条象征着吉祥的喜庆，松柏象征着万年的友情，老舍站在彩门下，以主人身份，向每一位到会者颁发一枚纪念会章。
不少新老朋友都在门口象老舍先生行礼致意。
“舒先生，辛苦了，感谢你啊。”
“老舍先生，“文协”得以存在，多亏您在那里苦撑，真是难为您了。”
朋友们的问候致意令老舍很不好意思：“您这是哪儿的话，这多叫我脸上挂不住啊。”
会场四周配置了四座水银灯，礼堂里显得熠熠耀人，光彩夺目。
邵力子致开幕词：我们是'越打越团结，越打越坚强'。
胡风念了给前方抗战将士的致敬电。
于右任演讲，宣传部长叶楚伧演讲，而老舍忘不了在郭沫若上台演讲前悄悄凑过去说：“谈谈经费问题，呼吁呼吁。”
郭先生当然乐意为“文协”效力，几句话后，他便转到了经费问题：“文协”组织庞大，成绩颇丰，而经费仅有千元。深望宣传部，政治部给予切实帮助，而不去空谈。他具体地替老舍“摊派”了：“只要把现在宣传部的五百元扩充到五千元，把政治部的五百元也扩充到五千元，那么有了这一万元的补助费，那我们的成绩必更可观了。”
老舍在台下听得高兴，私下里冲着姚蓬子直伸大拇指。等到他上台发言时，他根本不用讲稿，把这一年来“文协”所经历的一切滔滔不绝讲起来，他流水帐似地报告了“文协”所做的工作，（这些全在他脑子里装着呢。）
历数了在座诸君为“文协”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创业的艰苦（而唯独不谈他自己）。
听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敬重他--虽然他并没有讲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人们热爱他--因为他书写得伟大，而在这些平凡小事上同样体现了他那伟大的人格。
经久不息的掌声使他涨红了脸，他向台下鞠了一躬，大声说：“我谢谢大家伙了。”
这句话又引起了一阵更加猛烈的掌声。
老舍的手有些发抖了，他激动得有些难以自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