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据说有四千五百多条，宽的象国子监，少说也有六、七米宽，再加上“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满汉文石碑一立，真是气派。窄的象羊肠子胡同，一百五六十斤的胖子，不噌下几块墙皮来，休想过关。最直大概要算是竹竿儿胡同了。举眼望去，直捅到底；好象老天爷用刀切出来似的。有直的，当然就有歪的，斜的，于是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烟袋斜街便应运而生；好象当年张果老造北京城，就为了让你横竖都挑不出理来。若问这些胡同都有些什么特点？北京人说起来还真有点脸红呢：“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在北京北城，顺着西单、西四牌楼下去，一过护国寺，路东边儿，口上把着个茶馆的就是小杨家胡同了。胡同虽窄，拐过俩弯，倒还有块儿宽敞地方，算是个“肚儿”吧。这里的几户人家的街门都朝着“肚儿”开着。靠近年根儿了，人们也开始忙乎起来。割肉、打酒、蒸饽饽，到腊八的时候，再泡上罐醋蒜，白白胖胖的蒜瓣，望而垂诞的酸醋，来年吃饺子就着，那滋味……。栽水仙的，腌芥茉墩的，把“大红袍”萝卜挖空了，里面种上蒜，用两根线一串吊在窗户框上……头年这点事，一忙活就到了腊月二十三。人们当然忘不了买糖瓜祭灶，说是糊上灶王爷的嘴，他老人家能上天言好事。
卖糖瓜的这几天买卖格外兴隆，那叫卖声也分外起劲，透着甜腻。他倒是打心眼里庆幸灶王爷给他带来一年一度的好运气。可惜灶王爷并不买凡人百姓的帐，吃了那么多糖瓜，到了天上却总是说小民们如何如何不好。于是，有钱人照样有钱，受穷的照样受穷。
老百姓总是实在的，尽管灶王爷如此不义，每到年前儿，人们照样还是用糖瓜去糊灶王爷的嘴。盼着有一天那嘴里也能吐出一句带甜味的话：“愿天下的穷百姓都能发达。”
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戍年。那年，说是朝廷里举人闹事，连皇上也给扯了进去。惹恼了西太后，“老佛爷”把皇上囚进了瀛台，大抓余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除了跑走的，剩下的六个新党被大兵揪住了辫子，推到菜市口外一刀剁下了脑袋。
血里糊楂的杀场，在京城并不多见。沸沸扬扬的小百姓看完了热闹，也就不管是什么太后关起了皇上，还是康有为、梁启超背后给“老佛爷”上了眼药……到了年根儿，回到家里照过自己的小年，照样祈求灶王爷能让祖坟上冒青气儿。
小杨家胡同东南头有个小院，院内长着两棵枣树，一只大黄狗里里外外地颠着，象是焦急地等候着主人的归来。正屋，糖瓜已经顺顺当当地供在灶台上，只等酉时一到，送灶王爷上天。北屋里人进人出，忙个不停，大人们的脸上挂着紧张、严肃的神气，这神气似乎也传给了还不甚懂事的孩子，稚气的小脸上透出一种忐忑不安的神态。千真万确，这里的人们在等待着什么。
这家是旗人，正红旗的，象其它七旗：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镶蓝、正蓝一样，吃着“铁杆庄稼”。掌柜的叫舒永寿，在皇城里当个小小的护军。说白了，就是在挨不着皇上的地方，给皇上站个岗，当个值。
腊月二十三，人们俗称小年，关着三两饷银的舒永寿，正在当值。寒风中，他冻得瑟瑟发抖。才四十多岁的人，背都有点驼了。说起来也是个旗人呐，可早没有了祖宗进关时站在马上射箭的那股子慓悍劲了。他不由得叹了口气，一家七个孩子，手上又没什么产业，这日子过的苦啊。但凡能有点钱的主，手里揉着俩嘎嘎作响的核桃，拎着画眉笼子，花上一个大子儿，闷壶小叶儿，也可谓悠哉悠哉。再有点钱的骑马驾鹰，到方圆一百六十里的南苑打点子野物，脱不了那股子洒脱劲儿。最有钱的主，百姓是看不到的。几人高的红墙，亭台楼阁，水榭曲廊，风言风语的还说有一只泡在水里不会动的石头船。唉，都是旗人啊，却大不一样。舒永寿心里很不是滋味，怨谁呢？
都怪自家祖坟上没长着作官发财的那棵蒿子。眼下，娘们又揣上了，说生就生。这发财要是也像生孩子一样容易就好了。生活的重负早已把他第一次做父亲时的喜悦磨没了。唉：又添了一张嘴！
好不容易挨到下岗，顶着西北风，顺着西四牌楼朝家奔去。那时候还没有柏油马路，都是土道。这条路舒永寿早已踩熟了，不用看前面已到护国寺了，护国寺也是徒有虚名，早绝了香火。买卖家倒是不少，路西是以自制黄酒出名的“柳泉居”饭馆，打媳妇生了小三以后，他就再没照顾过这里了。
马路对过是“天泰轩”茶馆，三年前他曾是这里的常客。再往前一点是“英兰斋”满汉饽饽铺，这是唯一一个还肯赊点帐的救命铺了。
酉时到了，花炮声中，小杨家胡同的家家户户都燃起了柏枝，灶王爷坐在柏枝上，随着人们美好的祝愿，冒出一股青烟，升天了。
就在灶王爷飞回天宫的刹那，胡同东头，长着两棵枣树的小院里，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哭声。一个赤条条的小生命出世了，母亲却昏了过去。这小东西破口大哭，亏了已经出阁的大姐在“啃节儿”上及时赶到，抱起了孩子。
在姐姐温暖的怀抱里小东西停止了号泣。
腊月二十三，是立春的头一天。舒永寿跨进门来，一听说又得了个小子，那成年挂在脸上的晦气，总算透出点光彩。虽说是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可孩子总还是爹妈身上的一块肉。他又在心里叹了口气，抱过孩子：“就叫庆春吧。”他嘴上说着，心里也被这春天的气息撩动着。兴许这“春”字会给这孩子，给这个家，带来点吉兆吧。
舒庆春--舒舍予--老舍来到了人间，谁也不会料到，这小东西以后竟会成为一个在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
舒庆春上头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可长大成人的只有庆春和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庆春童年里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他的姑母了，姑母在中年居孀后，就搬回了老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当起了大姑子。这大姑子在家里顶上半个婆婆，她整天除了嘴上时不时地哼上几句二黄，就是用那管总不离手的长烟袋四处敲打。大约是脑袋上吃烟袋锅吃多了，庆春总是忘不掉这位姑妈。
庆春出世那天，姑妈走了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生下来的光屁股孩子和刚刚醒转来的弟媳妇，猛然，她不知那根神经被扎了一下：“哟，灶王爷上天，这秃子落（音涝）地，有来头啊！”别看老太太对佛神并不是那样虔诚（就说给灶王爷供的糖瓜吧，每年腊月二十三头睡觉前，总要就手拿一块，躲在被窝里去磨一磨她那坚固的利牙。她才不在乎灶王爷到天宫后会不会见外呢，反正她知道，就是天王老子也不会拿有钱人问罪的，而只会拿穷人寻开心，不吃白不吃。）可她对这偶然的巧合却很重视。认为这是天意，说不定这小窝窝里会飞出个金凤凰（这一点，她还真有先见之明），她不敢轻视这个小小的“生灵”，可又妒嫉的不得了。本来嘛，一个关着三两饷银（就三两啊）的穷护军，却是人丁兴旺。而她这个每月吃着几份钱粮的女人，大小也算是个财主了，却断了子息？不过她是绝对不相信报应的。这人间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合理，只是使她养成了对佛神的反抗和不敬。尽管如此，倘若叫她把银两撒些给度日艰难的兄弟，叫舒永寿过继给她个把两个孩子，她是万万不肯的。她坚信一条：钱撒出去就不会回来了，好像泼出去的水。孩子嘛，也许早晚还是会有的。况且看见弟媳妇生孩子又是那么容易。老太太从她那泛着黄光的牙缝间挤出了一句话：“这小狗尾巴”。算是给庆春的“赐号”吧。不过这外号倒是再贴切不过了，戊戍年是狗年，这孩子又是年底生的。虽说不太中听，可这年月谁又计较这个呢？再说穷人家的孩子历来爱起个猫啊、狗啊的浑名，一是盼着他能好养活，二来据说沾了这些小生灵的性气能命大。所以这小狗尾巴的称号真是太合适了。
小狗尾巴的落地，还引来了一位贵人，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骁骑校的妈。这可是一位正儿八经一点不含糊的努尔哈赤的后代。且雄风不减当年，这就是大姐的婆婆。大约是“不赊东西，白做旗人”的信条鼓舞了她，凡是债主登门讨帐，她总是双目圆睁，掷地有声地对债主说：“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是铁杆庄稼，欠得了你们日子，欠不了钱！”一口气就把敌人打退到西直门外高梁河下。这会儿，她正叉着腰和姑妈争辩着产妇是因为中了煤气，还是因为身子骨虚弱才昏迷过去的。
母亲醒来了，她看见了她的老儿子。她看不出老儿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天庭并不饱满，地角也不甚方圆。两耳不垂肩，两臂裹在破布里，也看不出是否过膝。当母亲的并不难过，她不求儿子有个什么“贵象”，能活下来，这已经是好造化了。
小狗尾巴来了，姑妈的大姑子地位的优越性受到了影响。要是遇见饭吃的不顺心，茶喝的不顺口，她就摔盘子，砸碗，敲烟袋锅。好在母亲从来就是个懂规矩的好旗人，打年轻时，从德胜门嫁到小杨家胡同，宁愿吃多大亏，也从不和旁人拌嘴逗气。就知道一心伺候丈夫，伺候大姑子，下死力拉扯这一窝孩子。旗人嘛，礼仪是少不得的，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少不了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褂，上门贺吊。日子虽穷，两吊小钱总是要给的，算是“礼轻情份重”吧。赶上兄弟、外甥来串门，她总想方设法弄点像样的吃喝。一来，到底是亲戚，二来，哪个嫁出去的媳妇愿意叫娘家人看着自己苦哈哈的。
就是再穷，也得对付弄锅打卤面吃。赶上兄弟、外甥自己掏钱沽酒割肉，她脸会羞得绯红，谁不争个脸呢？
姑妈生性好从鸡蛋里往外挑骨头，稍不顺心，就扯着走了音的嗓子，骂上几句，摆摆大姑子的谱儿，母亲从不顶嘴。私下里她也能找出宽心丸来：“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啊，这就是命。”
好几年后，姑妈死了。母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再也不用受这份气了。可她比谁哭得都伤心。“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哪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还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窄窄的小杨家胡同添了个小狗尾巴，日后中国多了个大作家，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大凡旗人后来都种个园子（象常四爷），当个油漆匠（象二哥富海），混个手艺，找条谋生的路子。铁杆庄稼指不上了，也指不上什么佐领、子爵，连皇上也指不上了。大清的龙旗虽说没倒，可旗人却大不如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