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庆春渐渐长大了，全家勒紧裤带，从牙缝里挤出钱供他上了“私塾”。
从此他也开始背起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那时的先生教书，不求学生懂，只求会唸，会背，会模仿填词作诗。若问先生这有什么道理？先生就会据经引典，摇头晃脑地说：“诗读百遍，词意自现。王勃少年，便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曹子建七步唸出'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乃熟读之后功力深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背吧，背吧。”
不管怎么说，先生的“教诲”和板子，确实使庆春扫下了厚实的汉语根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颁布诏书，废除了多年的科举制度。想靠着科举连登黄甲，平步青云的幻影破灭了。就连西太后也看出了秀才，举人的无能，迫不得已，开始了“维新”的尝试。
八岁那年，庆春考进了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二两等小学堂。毕竟是有“私塾底子”，居然一考就考上了三年级。不久，他又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现在可是西城职工业余大学了）。
庆春不喜欢洋学堂里的算术、绘画，只对国文极感兴趣。他背得许多古诗古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常挥洒自如，笔底生风。
转学之后庆春认识了一帮新朋友，八、九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年纪。
一天，他和同学煜年相约，考完作文一起去放风筝，恰好这天作文的题目就是《说纸鸢》。庆春三下五除二写完作文，凑到正苦思冥想，不知如何下笔的煜年身边，悄悄地说：“煜年，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几分钟后，煜年顺利地交了卷。两人跑出教室，美美地玩了一通。
那半空中随风沉浮的风筝，愰如一只海鸟，在云海里游弋。时而风平云住，它又犹如一只在碧空中滑行的鹞鹰。这情景使这对小伙伴陶醉了。如果说作业是学生的敌人，那么在八九岁的孩子心里，游戏、玩耍便是欢乐，是幻想、是希望，是一切。
几天之后，先生开始讲评作文。他把煜年的那篇拿出来大加夸赞：“破题得体，先获吾心。”讲到高兴之处，禁不住高声朗读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看见先生这样，煜年和庆春四目相勾，偷偷笑起来。不想被先生拿住。煜年只好从实招来。
先生听后，非但没恼，反倒拈髯良久，点头赞叹，声言：“我在北直隶（北京）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
这位先生几乎是第一个发现舒庆春文学天分的伯乐。谁能说，二十年以后，当舒庆春远在异邦的土地上冒然拿起笔来，去写《老张的哲学》，这勇气和当年老师的夸赞没有一点关系呢？
在庆春放风筝，考场作弊的功夫，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驾崩”，太后归天，三岁娃娃溥仪登了基。广州城乒乒乓乓闹了场革命，战死了七十二条好汉。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依然照旧，没有一丝风吹进来，也没有一滴水溢出去。皇上“驾崩”，太后归天，广州战乱，都丝毫没有打乱京城百姓周而复始的生活，顺民们在那幼小的龙种率领下，继续走着昨天的路。
三哥要娶媳妇了，这可是个打光棍的年月，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穷人太多。姑娘家全都惦着攀高枝，没有那个黄花闰女乐意嫁到穷家小户。但要强的母亲硬是给三哥拉成了一门亲，对象就是在土城黄亭子开茶馆的庆春表舅家的闺女。表舅为人通达，说话也地道：我不图别的，就图你们舒家名声好，名声清白。这件事给小庆春印象很深，在以后的生涯里，他总是把名声看得很重，半点不肯含糊。也许也正是这一点铸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三哥的亲事定下来了，再沾亲带故也得动钱啊。不拍出四十、五十的，一场婚事怎么也过不去。表舅把小庆春找了去，前后左右的利害一说，然后把他和母亲的意见端出来：把舒家祖坟地先典出去，办完了婚事，再慢慢赎。
表舅对他说，找他来就是为了立个文书，因为舒家识文嚼字的就他一个了。
而且这类事只有男人才能主事。话都说到了，庆春也明白了。万般无奈，写呗，八个大字：“钱无利息，地无租价。”六十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地。
钱到手了，三哥可以娶媳妇了。
穷人啊，为了生活，能典的全都典出去了。老舒家的祖坟典了出去，嫂子娶过来了。
不久，三姐也出嫁了，母亲又少了一个好帮手。庆春的姑妈，那位叼着长烟袋锅子的老太太也被这日子磨得没了耐性，腿一蹬，随着她死去的男人去了。偌大个家族，只剩下母亲和庆春俩人。母亲闲下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庆春住在学堂里，不能常回家，母亲一咬牙也到小学堂里当了工友。
真是个咬牙的年月啊。几年生活的磨难，使母亲头上过早地镀上了白霜，寂寞和孤单又使她脸上平添了许多纹路。母亲越发老了。
在孩童的矇憧世界里，母亲是圣洁的。一切善良的因子，好像都是从母体中悄悄传给孩子的。据说，胎儿悬浮在羊水里，和母亲使着同一个心脏，但分婴儿有哪儿不舒服，母亲头一个知道。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庆春时，母子俩开始相依为命。十几岁的孩子，难得像庆春那样懂事。他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从不给母亲添麻烦。旗人的后代大多爱玩鸽子、弄鸟，可他从不沾边。
他也有自己的乐趣，他爱读书，可他又并非什么书都爱读。他说：“自幼我就学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
除了读书以外，庆春就是爱去个小茶馆听听说书的，上天桥看个“噌儿戏”。那时的茶馆大多都捐带两个说书的撑撑门面。说书的可也真不易。全本连台的“施公案”“彭公案”“杨家将”，硬是从小跟着师付一字一句背下来的。说书人混饭吃的有两件宝：一张“说破天”的铁嘴，一付“跑不断”的铁腿。无论啥场合，无论听众是三俩人还是千儿八百，只要一开讲，就不打磕巴儿，不眨眼，一气说上几个小时。而且还要把的住，火候一到，见好就收，断然打住。冲着四方一作揖：“各位三老四少、兄弟……有钱的帮钱，没钱的帮脸，兄弟谢谢诸位了。”这一套收拾利索，拔腿就撩，奔下一个书场。那年头这些穷艺人哪有表，全凭肚里掐点。无论奔得多急多远，一到地方，不咳不喘不气短，照样、、一通天上、地下的开聊。这功夫就要全仗一双铁腿了。小庆春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这些街头艺人屁股后头，也练就了一双小铁脚。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馆，听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对“北京松人“那一套处世哲学有了进一步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占王八旦，树叶掉下来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哪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不消俩分钟就会聚了一帮子敲锣边的，只要一扎堆，过路人必然就有伸脖子瞪眼上来就掺和的，也不管是个什么事。北京人打架也是一绝--天桥的把式，金是嘴活。说出那话能把人吓死，可就是不动手。
北京人也有豪爽的一面，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了，那得说人家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乍一听恶得厉害。事后一咂摸，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胁插筷子……。少年时代这段经历，给庆春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础。
舒庆春能成为几百万“北京松人”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曾说过，母亲是个“宁肯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
上小学时，庆春家确经常挨饿，逢到中午放学回家，庆春听到母亲充满内疚的回答：“今儿中午没饭了。”他总是扭头就走，不说二话。他已懂得自己不是孩子了，虽然那年小庆春还不满十二岁。他不愿意让母亲看见自己挨饿的样子，不愿意注视母亲那双痛苦的眼睛，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他没有吃饭，下午上课时，他总是那样精神饱满。小小年纪，他已经有了很强的自尊心。
庆春满十二岁生日那年，武昌兵变，革命党革命成功。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各省纷纷举义旗响应。大清王朗--满族人的天下，倾刻间变成了共和国。辫子绞了，龙旗换了，不满光绪皇帝、抓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肉头袁世凯。清朝的皇帝仍住在故宫紫禁城，共和国大总统住进了中南海。轰轰烈烈，乱七八糟，真是个闹事的大杂烩年代。北京人新鲜劲一过，又回头各干各的了，谁当政，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茶余饭后的谈料又从“国事”变成了柴米油盐、仁瓜俩枣，不断飞涨的行情。
清朝完蛋了，宣统变成了民国，汉人当政了，旗人下野了，变成了遗老遗少。这一切并没使庆春的家境有什么改变。十三岁上，庆春考进了八旗子弟中学堂（现在的北京三中），学堂设在祖家街明末名将祖大寿的家庙里。
三进大院，一式大瓦房，窗明几净。这里虽说都是清一色的在旗子弟，却贫富不一。像庆春这样的穷学生没几个，唯一可以让庆春可以庆幸的是，他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罗常培也考进了这所中学堂。这俩个打看“噌儿戏”时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小哥们又在一起了。
后来成为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藏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罗先生对朋友总是够意思，时不时“白乎”几句。说到自己：“一个歪毛，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他这是在自我揶揄了。
歪毛和小秃儿最大乐趣就是逛天桥了，只要得空，他们就一头扎在那里。
旧北京，没去过天桥，就算不得地道北京人。提起北京城，没有人不知道天桥的。
打元朝那会儿，天桥就已经是个市肆，原本有东西两个河道，遍植荷花。
词云：“莫道斜街风物好，到此处便魂销”（元人《天桥词》）常有文人骚客登酒楼而赋诗。黄仲则，张船山名扬天下，天桥则是令他们心醉的去处。
据传诗人朱彝尊著《日下旧闻》，历经数年，便是在天桥酒楼上完成的。足见天桥不光有市饼（饮食小吃），日昃市（晚市），穷汉市（专卖便宜物品），杂耍、地摊，伸胳膊弄腿的。还不乏汉魏、唐宋之遗风。到了民国，庆春、常培这一辈，天桥更热闹了。唱戏的，耍猴的，拉洋片的，卖卤煮火烧的，卖爆肚的比比皆是。
庆春、常培一到天桥，先一头扎进杂耍场子。随着紧锣密鼓拉开了场子，班主上来了。那段开场白小哥俩早背熟了。不外乎：“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诸位能赏光站个场，兄弟就感恩不尽了。”接着叮咣五四耍两下子，决不会多，就两下子。又吆喝上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说又练真把式。”咣、咣、咣、咣，瞧那架式，马上就要玩真格的了。不然，他又站在那儿说开了，你也闹不清他有多大道道。左等不练，右等不练，站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的胡啃。明眼人知道，这是抻着呢！要钱！几个大子甩下去，乒乓五四好歹练上一通，没半袋烟功夫，鼓息锣停。耍手艺的人把金灿灿的小锣一翻个儿，嘴里又开始吆喝。没别的，还是要钱。
趁着小铜锣翻个的当儿，庆春和常培眉毛一歪，出来了。转身又钻进了戏园子。这里是名优俞振庭约女伶孙一清合演成班大戏，虽比不上东安市场的吉祥，前门外广和楼，大栅栏广德楼富连成科班的气派，却也玩的是全本连台，文武全活。小哥俩混进来，先听一段“苏三起解”，又来段“水漫金山。”日子长了，庆春也会哼上俩句什么西皮、二黄之类，打上半套夹生的拳脚。祖辈们这种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熏陶，牢牢地铸进了庆春的大脑里。
日后，他把这些丰富生活写进了《断魂枪》《鼓书艺人》。
数年之后，他到英伦之岛喝了那样多的洋墨水，但他仍深爱着天桥，家乡的风土人情，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老帽”作家。他的笔始终向着下层社会的小人物。
废了清朝，兴了民国，祖宗的月份牌也被改用了阳历。春节不让过了，向格林威治看齐，中国人开始过元旦、新年了。可老百姓却根本不尿这个小年，照样按着老章程办事，只把旧历春节当做正宗。也许是众意难犯，中国人开始有了两个年节。这年的阴历除夕，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返校，以响应政府的“新政”。
要过年了，老舒家的墙上并没有挂上往年必然悬在墙上的《王羲之换鹅》图。姑妈死了，哥哥在外地当差，家里只剩下相坐无言的庆春母子。看着母亲孤伶伶的样子，庆春几次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默默地吃过了晚饭，儿子终于把要返校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她懂得小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她站起身，把儿子送到院门口，掏出几个铜子塞到庆春手上：“小子，拿着。过年买点啥。”半晌她又挤出一句：“早去早回啊。”
庆春来到了街上。这里的热闹景象并不次于往年，走亲串友的人们，不绝于耳的爆竹声，夜市小贩的叫卖声……。这一切庆春似乎都没有看见、听见。他抬起头，看着夜空中清晰可见的寒星冷月，心里说：“母亲，我一定要挣钱养活您，再不让您去洗衣补袜，再不让您挑家庭这个沉重的担子，再不让……”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发誓要分些家庭负担。
学监象是了解学生的心情似的，看见庆春后，他象对所有返校的学生一样重复着说：“回去吧，你们回去吧，过年，回家过个团圆年吧，”看着学监慈祥的笑容，庆春心里的冰团融释了。他忘记了说一声谢谢，也忘记了说一句拜年的话，转身就跑。这时他心里只惦记着，大年三十在家独坐的母亲。
他连跑带颠地奔回家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发楞呢。看见老儿子回来，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心里踏实了。生活的磨炼使母亲成了一个性格刚强、感情很少外露的人。她没有像有的母亲那样一把将小儿子揽在怀里，说上一些酸楚楚永世难忘的话。而是拿出一个纸包，说：“我给你买了一包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你拿去吃吧。过年了，你也上街去玩玩吧。”说完，她老人家站起身，去里屋睡觉了。
庆春没有去吃那包杂拌，也没有心思去找伙伴们玩耍，他站起来走到院门口，看着张灯结彩、忙忙碌碌的街坊四邻，心里充满了一些成年人才会有的感慨……
街上闹成一片，穿着新衣服放“麻雷子“崩”二踢脚”的，三朋四友凑在一起把麻将牌推得山响的。喝酒猜拳，叫声不绝的。合家老小守夜包饺子，热热闹闹地把“灶王爷”从天宫迎回来的。街头巷尾，屋里房外，热热乎乎说着贴心话的。逛夜市、赶灯会、上戏园子、卖小吃的人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大姑娘，小媳妇，坐在床头筹划着明儿一早是先去拜年，还是去逛厂甸或是东安市场，是先上孩子他大爷家，还是先去闺女她婆婆家，这可是个细致事，弄不好三亲六故八大姨里就有蹦出来挑理的。闹上一口老酒，塞上一肚子老肉，舒展舒展累了一年的筋骨，痛痛快快闷上一觉的……千家万户，大街小巷，各色人等大过年时的各种景象，庆春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毫不相干，他只想着一件事：要自立，要做个自食其力的人，不能再让母亲终日操劳来养活自己了。
大年三十，正当人们欢度除夕，举家同庆，闹夜熬霄的时候，庆春带着满肚子心事上床了，他要睡了。他着了一眼里屋垂下的门帘，他的老母亲睡在那里……，他悄悄地吹熄了灯，钻进了被窝。
大年刚过，在祖家街中学堂只上了半年学的庆春，背着母亲，偷偷地考上了在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这是道地的洋学堂，在当时算是“舶来品”了。一般在旗的子弟很少投考这种学校，他们认为：要说吃的，用的，穿的东西，也许是洋人的好。可要说学问。那还是祖宗留下来的好。庆春不管这一套，他看中师范只有一条，就是学费、伙食、宿处、书籍，还有制服，一律由学校提供。庆春心里想：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瞻养老母，但是我再不能给她老人家添累赘了。他没想到考上以后，他又坐了一回腊。学校要预先交十元钱保证金。十元钱，不多，一般的小康之家过年耍一把牌也得输这个数。
有钱人家小姐、少爷出趟门，转一小圈，光雇轿子钱，这个数都打不住。可对一个寅吃卯粮的困苦人家，这就意味着要砸锅卖铁，要当点啥。庆春怯生生地跑回家，把这事和母亲说了。老儿子的这点“心眼儿”，当娘的早就知道。可家里该典当的东西早就押出去了，还有什么可以换现钱的呢？最后母亲眼光落在了两口木箱子上。这是嫂子结婚时带过来的嫁妆，当时做价是五十块钱，母亲一咬牙，十块钱就把它交给了打小鼓的。钱到手了，救了儿子的大急。庆春后来成了个“大作家”，母亲一回忆起这段事，就觉得这箱子卖的不亏！
师范念上了，庆春深知这些来之不易，不敢有半点松懈。孩提时代的那点玩兴，都让他揉进了书本里。他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各科功课成绩卓著，尤以“国文”遥遥领先。校长方还发现了这头“羊群里的骆驼。”对他的丈才大加赏识，亲自来教庆春做诗填词，庆春果然心有灵犀，仿着陆放翁、吴梅村诌了几首歪诗，居然也颇有些味道。不过后来他真正开始写作生涯，倒是很少写旧体诗。因为他到底是写小说的。
庆春在师范上学的四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就象一盘咖喱豆腐，黑白交杂，怪诞而麻辣。
皇上和大总统住着邻居，有来有在，毫不见外。皇上对大总统称朕，总统见皇上称臣，虽说已是“新政”，一切还是老规矩。然而皇上到底没了权，只是个架子。可中国到什么时候总有这么一帮铁杆顺民，每天进宫来晋见“架子”。这些“遗老”、“遗少”，三拜九叩照行不误，万寿无疆不绝于口。
大总统虽然视而不见、闻而不听，装聋做哑。暗地里受的刺激也不小。一心只揣摸着什么时候能蟒袍加身，对这“架子”取而代之，过一回皇帝瘾。
当官的心里一犯嘀咕，老百姓就倒了楣，政局的不稳定造成了遍野饥民啼号，尸骨横陈。
庆春倒是因为这变幻不定的政局，越发对“时事”关心起来。血气方刚的性格和年青的锐气使他常到宣讲所与人辩论，对时局发表演说。别看他小小年纪，辩论时却总能占上风，压倒对手。一来是因为他语言生动幽默，常叫人捧腹大笑。二来，他平日并不多语，乍看上去，貌无惊人之处，想必呢，才也就无横溢之患。结果，错了！自是他一开口，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且音抑顿挫，妙语横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黎民百姓，左有希腊罗马，右是黄河长江，博证旁引，据经引典，既雄辩且固执，一般的对手，一上来就被他的气势击垮了。
四年之后，庆春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品学兼优的秉性，更加上“恩师”推崇，十七岁的舒庆春居然一毕业便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
十七岁啊！他却要去做校长了，在那并不讲究老、中、青结合，培养新生力量的年代，在那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年头，十七岁，舒庆春跨出了令所有同辈人侧目的一步。
那一天晚上回到家中，娘俩兴奋的一夜没合眼。在母亲面前，庆春总是变得笨嘴拙舌，他颠来倒去的对母亲就说出了一句话：“妈，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不知是心酸，还是心疼，是幸福，还是自豪，母亲落下一串串眼泪。
这一夜，静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