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殉难这一年，母亲四十二岁。她用一个小的可怜的木盒，装了那双布袜，写上姓名和生辰八字，在城外草草地葬了。穷人真是命苦，到死了，连个尸首都没见着。
母亲已经没功夫替死人掉眼泪了，三张嘴，几个大活人在等着她养呢。
可她拿什么养活他们啊，手里没有一个大子儿。仗一打完，太后就溜回北京，用大把的银子填糊洋人。可保卫皇城的“烈士”们，太后早把他们扔到脑后面了。仗打败了，就得大把的赔银子，银子都给了洋大人，怎么还能有钱给穷光蛋？总不能把我太后饭桌上的一百多道菜肴撤上那么一两道吧。再说感恩之情是朝上的，一个小小的护军，太后是不会买帐的。人死了，连勉强糊口的三两“铁杆庄稼”也丢了。这场灾难的余震开始起作用了。
但这一切，都没能压垮从小吃苦、受穷的母亲。她绾起了衣袖，挑起了大梁。她开始帮工洗衣服，整日价端着个大绿瓦盆，从早洗到晚，不偷懒，不敷衍，就是屠户们穿的黑如铁板的粗布袜，她都硬是洗得漂白。晚上，没衣服可洗了，她和三姐就着一盏小油灯，帮左邻右舍的手艺人缝补衣服。这在当时有个讲头，叫“缝穷”。有钱人家的衣服是破了不缝，旧了不补，一扔了之。只有穷人家的衣服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些穷汉子，拉车的，跑堂的，做小买卖的，宰猪的，当警察的，走江湖的，花上俩小钱，把旧衣服拿出来叫人洗洗补补。这样的营生，赚不了几个钱，到也两行方便。
那时北京四角城有句老话：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说是买卖人家大都住在东城，殷实富裕，做官人家多居西城。而北城多是穷苦人家，南城都住些什么人呢？娼、优、走、卒，既穷且贱。偌大一个北京城，等级森严，毫不马虎。东城的人只和西城交往，而北城的人一串门子就来到前门外、大栅栏、天桥、龙须沟，真是自古富贵是一家，贫贱是一家，水火不容，旗帜鲜明。
话说回来，母亲终日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洗得手成年鲜红微肿，粗茧厚皮。缝得不到五十岁的人已经老眼昏花，老态龙钟。然而所得寥寥无几，只能对付度日糊口。夏天吃的是盐拌小葱，冬天吃的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老舍后来自己回忆说：这还不是最苦的呢，苦的时候是把一点菜叶子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有钱人家也有喝豆汁的，细瓷小碗，漆木筷子，再来上一碟芝麻辣咸菜，人家是喝那个味呢。而我们穷人却拿它当饭。
童年时代这段生活，给老舍扫下了很深的烙印。日后，他成了大作家，你让他写皇宫里嫔妃成群，酒宴如流的豪华生活，他写不来。可他写下了《月牙儿》这样催人泪下的故事：“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地洗。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铺子里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饭去……”
四十岁上，老舍写过一个自传，其中有：“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
老舍孝敬母亲，是许多了解老舍的人都知道的。
老舍幼年时期，母亲和三姐每日赶着干活，哥哥出去学徒。有时也去卖点花生、樱桃之类的小东西。大家都无暇顾及他，扔给他一块棉花，一根做活的小线，一片布头，他就能默默地玩上半天。他坐在床上，从不哭闹，也不要求要个拨浪鼓之类的小玩意儿，或者门外叫卖的冰糖葫芦。他不爱说话，怕见生人。可谁能想到日后他却写出了几百万言的小说。而且他的口才也是远近闻名的。并曾先后主持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联”“作协”这样全国性组织的工作。这大概也是对他几时少言寡语，怕见生人的一种补偿吧。
老舍生性爱花，爱清洁，爱整齐，这大概也算是一点遗传吧。舒永寿在世时，就爱摆弄点花花草草，算是一点闲情逸志。他过世后，甩下几盆石榴和夹竹桃。母亲不管多忙，总是忘不了每天浇水，打枝。老舍大点以后，总是跟着母亲的后面打水，浇花。他经常站在花前，一连几个小时。那沁人的花香曾多少次给予他甜蜜的希望和迷人的梦。
母亲喜欢洁净，无论日子过得怎样清苦，她总是把屋里屋外收拾的利利索索。庆春一直记得柜子上那些缺胳膊短腿的铜活儿，都被母亲擦得铮明瓦亮。
母亲还有几手绝活儿，她会给婴儿“洗三”，会刮痧，会给孩子剃头，会给要过门子的小媳妇“绞脸”。这几手绝活加上母亲的人品，使她在街坊四邻中人缘奇好，人们无论碰上什么小灾小病，红白喜事，都来求她。
说起“洗三”，大概要算是“北京松人”的一绝。婴儿生下来三天，要行洗澡大典。这颇有点西方人“洗礼”的意思，只不过洋人要把这些光屁股小孩弄到教堂里去，洒点什么“圣水”晤的，算是入了教。北京的孩子不用跑那么远，在家里洗洗就行了，只是洗澡水不能用澡堂子里那种清汤儿浑水儿，而是用正经八板的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水里扔进几枚铜钱，几颗花生，几个红、白鸡蛋。然后“洗三”的人开始口中念念有词，祝福着大人、孩子。
她用手沾着苦水，一边擦，一边顺理成章地念下去：“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这类话人们听了几百年了，却谁也不曾仔细咂摸过。干啥要把“小鸡鸡”和知县，屁股沟子和知州联到一块去？这话恶毒啊！
可当上知县知州的人总以为这是从小洗出来的好运气，所以总不免要给自己的孩子们也洗一洗，为的是好子继父业。没当上知县知州的人更要给孩子洗洗，而且格外精心，盼的是有一天能洗出个好运气。就连雍正皇上都是洗出来的，不过皇上用的“洗三盆儿”是铜的，百姓们用的是木盆。无论贵富贫贱，孩子出世后都要行“洗三”的。
负责“洗三”的人恪守着“老妈妈令”，一丝不苟地用姜片、艾团灸了婴儿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部位，再拿块青布，沾些清茶，用力擦着婴儿的牙床。这大约是希望婴儿的牙齿能早日破土而出，长得茁实，长得漂白。
可你想过没有？这才出世三天的婴儿，细皮嫩肉，那经得住这么一擦？婴儿闯到这一关，大都号啕起来，这一哭可有个讲头，叫“响盆”，大吉大利。
这“洗三”的最后一关，就是用一根大葱在婴儿头上敲三下，口中念道：“一打聪明，二打伶俐，三打……”才出世三天的婴儿被这一洗、一擦、一打，居然能挺得住，不能不说是个技术活。况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荣誉。一般只有两种人担负这种职位：迎孩子出世的接生婆和人缘好、为人厚道，有威望的妇道人家。庆春的母亲属于后者。
庆春的母亲虽然精于此道，但她最怕给自家孩子“洗三”。就像穷人家怕过节一样，“洗三”、“满月”、“周岁”之类的典庆日子，免不了要破费一番，家里要啥没啥，三朋四友，三亲六故之中难免有挑理的。但庆春出世后第三天，母亲还是咬着牙着实为他忙乎了一阵，似乎她早就看出了这老儿子日后的造化。庆春十七岁当上了小学校长，母亲对自己的眼力更自信了，她也更加疼爱这个老儿子了。
母亲还有一件拿手活，就是刮痧，街坊四邻谁有个头疼脑热，找上门来，被她三掐二弄，虽说捏个满脑袋青紫，那病痛却是不翼而飞了。这蒙古大夫手法，虽然有些邪乎，却也百试不爽。另外那些长得葱一样水灵的大姑娘，小媳妇，也常来求母亲“绞脸”。这“绞脸”又叫“开脸”，也是有些讲究的，这些年青女人们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汗毛，化上装，涂上胭脂，就会显得又细嫩又鲜亮。
母亲的这几手绝活，小庆春是百看不厌，虽说都是些妇道，营生，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两条作人的道理：大难之中，挺身而出，可谓刚强。宁愿自己吃亏，眼泪往肚子里流，也决不叫别人为难，可谓柔韧有余。这一硬一软被小庆春吃进肚里，细细品嚼，铸就了他日后崇高的人格。
老舒家的顶门杠死了，当娘的再有能耐，也架不住一窝孩子拖累，日子过得更清苦了。门垛上画满了象鸡爪子似的白道道，这都是向倒水的，卖炭的，卖大火烧的赊欠的帐，只等有钱时再按这爪子般的白印还钱。母亲要强，除了这些生活必需品实在无奈才赊帐以外，轻易不敢开口借帐，可拉扯一帮孩子，干什么不得花钱啊。现在这年月的北京人，是想象不出那时拖家带口的艰辛的。现在的人也抱怨，说：一出门就得花钱。这话不假。现在的小青年，姑娘家有俩钱都喜欢置身弹力呢、坚固呢，透着时髦、洒脱。小伙子讲究蹬双“高跟青年式”、“三接头”衬着那么利索、有派。上点岁数的主都好喝俩口，闷一壶。买个“话匣子”听响，弄个“电视机”看画，那一样也不少花钱啊。可你见谁家门上画着白道欠帐？现在的人们，瞒怨上班路远，上车人多，可倒是还有车坐呢。回家一点煤气，“呼”地一下着了，一开笼头，自来水“哗”地流了。可那年月，不出门钱就花海了。吃点水要靠水伕送，七老八十的了，拖着个水车，吭哧吭哧挨家送水，你能不给钱？寒冬腊月，穷人家连炉子都生不起，来个卖炭的，你能不买点炭，弄个炭盆凑活过冬？这社会到底还是进步母亲天复一天，月复一月的缝着，洗着，到了年根，还得加把劲，多挣个块八毛的，好在头年吃上顿带肉的饺子。
小庆春被茶水擦过牙根，牙确实长的挺快，挨过大葱打的脑袋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他看见了刘家杀翻了两口肥猪，孙家请了两座供佛的“蜜供”，总要回家认真地禀告一番。并且天真地问母亲：“妈，是一个肉丸的饺子好吃，还是咱家的菜饺子好吃？“母亲能说什么呢？穷人家一年到头能吃顿带肉的饺子，就是很大福份了。还在乎是菜多、肉少？
母亲说了：“用自己挣来的钱买面、割肉，饺子是自己捏的，就好吃，就吃的香，吃的硬气！”
从母亲的话里，小庆春渐渐悟出了作人的道理。人穷志不能短，要自食其力，要堂堂正正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