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次成立大会，把老舍等人千辛万苦募捐来的一笔钱花光了。而如今指着“爬格子”吃饭的写家们几乎个个捉襟见时，可要把“文协”支持下去，处处都需要钱。
要开“文协”的理事会了，老舍、老向、何容、适夷几人找到了冯玉佯将军。
“要开会？”冯玉祥问。
老舍点头做答。
“没有开会费用，缺钱使？”冯将军一箭中的。
几人都笑了。
“那就尽管开口吧，由我来支应。”
由于有冯先生的大力相助，理事会第二天便在千户街的冯公馆召开了。
四十五名理事届时到会，首先推定了老舍、郁达夫、胡风、楼适夷、姚蓬子、老向、华林、王平陵、盛成、沙雁、穆木天、冯乃超、胡绍轩、胡秋原、吴组湘十五人为常务理事。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为组织部正、付主任：姚蓬子、老向（王向辰）为出版部正、付主任；郁达夫、胡风为研究部正、付主任。
在开会的理事中，有一位并不讨人喜欢的“热心人”。每次“文协”的活动，他都会借机冒出来四处张罗，八方许愿，倒好像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他的独家买卖似的。此人来头大，后有“委座”撑腰，动不动就会说，鄙人是代表党国云云。这位臭名远播的先生就是刚刚发表为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先生。张先生在“文协”成立之前曾风风火火地四处游说，并选好了馆子摆了几十桌酒席，给文艺界的名流们撒了二百多帖子，拉拢人们为他捧场，并想借此捞个“文协”的头头干干。如意算盘固然打得不错，可没承想，这帮好打“牙祭”的文人墨客楞是没一个领情的，几十桌酒席都给搁那儿了，张先生吃了个大窝脖，现了大眼。
张先生从来对左派人士，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他猜想这次坐蜡，肯定也是那些文艺界的赤化分子背后捣鬼，可他又不敢和众人都撕破脸，树敌八方。
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假装没有这回子事儿。
这次开理事会，张道藩又开始上审下跳地活动开了。他先是坚决反对象楼适夷那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左派人士当什么部主任，接着又拐弯抹角地策动旁人为他提名当“文协”的主任理事。可他完全没想到，等部主任的位置一个罗卜一个坑地全填满了之后，主持会的冯乃超先生忽然话锋一转，宣布一项建议：本协会不设主席，不设主任理事。
把一心想争权的张道藩先生甩了！
象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在座的理事都齐刷刷地举手表决通过了。张道藩气傻了眼儿，当着冯玉样付委员长的面他又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说什么鄙人代表党国之类的屁话了。可从此，在他那九九十八弯的肠子里，便生出了日后要把“文协”往死里整的歹念。
会还没开完，被人称为“虎痴”的张善孖先生推门进来了，说是闻讯而来，定要加入抗敌的“文协”。自有新任的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向善孖先生解释，写家的抗敌联合会为什么没有请他。但张善孖不依不饶，振振有词：“文艺自然是指文学与艺术，而艺术便理所应当包含丹青之作了。”善孖来了痴劲，自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诸位理事，候补理事也提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虎痴”先生便做了“文协”的会员。
为了省钱，“总理会务”的总务部主任决定以九十元的租金与中国文艺社合租了汉口中山路永康里的一处房子。有道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老舍临危受命，无米也要开饭。一阵紧锣密鼓地忙乎后，几百会员就四处散开，各干各的去了。而“文协”这个摊子就交给了舒舍予。除此之外，还有住会干事一名，文书一名，工友一名。帐目上记着捉襟见肘的几笔小帐：教育部补助：二百元（自1938年4月份领到）
宣传部补助：五百元（自1938年6月份领到）
政治部补助：五百元（自1939年1月份领到）
这几笔小钱虽不够大扑腾，但生性幽默的老舍先生并没有皱一下眉头。
会员们虽个个都日子过的不富裕，但张罗着大家咬牙凑凑，仁瓜俩枣，积少成多，便也解决了印刷信封、信纸、刻图章、备笔墨等日常的杂务费用。
出头露面的交际，为“文协”的事务奔彼接洽的茶资车费，便都由热心抗战工作的诸君自己掏腰包了。
工作虽然很忙很累，老舍却心甘情愿，同时也很兴奋。因为大家团结抗敌的精神使他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由于众心一致的抗日所奠定的胜利基础。
出版部设在了交通路四十号姚蓬子的家中。老含最关心的就是《抗战文艺》的早日出版。“文协”自然有着许许多多的活动，但是《抗战文艺》是“文协”的门面呀！人们要从这本小书上去了解，去熟悉抗战的生活呵。
隔三差五老舍就一定来出版部一趟，进门头一句话准是：“我给各位请安了。”而第二句就直截了当地冲着姚蓬子先生去了，“您倒是给说个准日子，这《抗战文艺》咱们这辈子还瞅见瞅不见了？”
姚蓬子不好再提困难了。说缺钱吧，人家老舍先生一趟一趟地四处去给奔。说人手不够吧，这不除了老向之外，又添了孔罗苏、锡金、以群、何容诸君吗？再说，连稿子有时都靠老舍先生跑来跑去地去取去送，怎好总麻烦他呢？
老舍说过这句玩笑话后，直盯着姚蓬子，他当然看得出来，出版部的诸位仁兄都在卖着膀子地拼命于，没一个藏好耍滑的，许多事确实办得不容易，可他还是要逼一逼诸君。
“就定在'五·四'怎么样？”姚蓬子鼓了鼓劲，从咬紧的牙缝中迸出了一句硬话。
“真格的！”老舍认真起来。
“咱们击掌为定吧！”
“啪”。姚蓬子和老舍像孩子似地拍了一下巴掌，算是订下了合同。
此时，前线也打得热闹，李宗仁、白崇禧在徐州前线指挥作战，在台儿庄一举围歼了几万日本鬼子。台儿庄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文协”也特派郁达夫、盛成率队前往台儿庄慰劳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官兵。出版部印了大批“慰劳前线将土书”，“文协”总会还特意绣了一面“还我河山”的锦旗，着盛、郁二位带着文艺界诸君的愿望，奔了前线。
为扩大抗敌宣传，“文协”又制作出版了一批特刊、小册子、传单，姚蓬子接了“活儿”后，硬是在三天之内全部赶制出来了。
五月四日，三日刊的《抗战文艺》创刊号如期出版，刊头题字是丰子恺的手笔，梁白波的封面设计，而《发刊词》是由楼适夷撰写的，大吼，“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线而去”。
老舍也把为抗战而写的小戏登在了创刊号上。他没忘了向忙得团团转的姚蓬子请安，并祝贺他如期完成任务。
老舍身为“总务部主任”，最头疼的还是钱紧。
老舍是那号楞叫自己刹紧裤腰带挨饿，也不能叫朋友受半点屈的人，虽在异邦也待了多年，可却挺看不上西人那套两人吃饭，各自会钞的臭毛病。
他觉得这种冷冰冰的交际，太缺乏人情味。过去自己要单儿，待客接友总是那么透着大方，那总是除了稿酬之外，还有着一份“铁杆庄稼”似地工资收入，现如今操持这样一份家大底薄的大“家”，甭说是缺银短两地老闹“无米之炊”，就是有米有肉也还难操持得好呢。
为接待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德，便定下了德明饭店--派场还是要讲的，邀了文艺界人士近百人--体面不能失。可这些开销全部要钱啊。
没旁的办法，只能再挨帮磕头，以解燃眉，坐冷板凳，甩脸子，老舍什么没见过，共满仨瓜俩枣的款子，还甭说曾经答应下的，好几个月了，崩子儿没见着，这便是政府的机关，这在先，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有这么一倍，宁肯不要，也不受那付气，老舍思忖着。可眼下，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少上那么一倍也得硬着头皮去磕这个头，谁让咱们是为众人效力的呢，老舍不再瞒怨谁了，套上他的夹袍，两手抄在袖筒里，一路紧走，奔了教育部。
一听说是审请补助，就甩过来一句冷冰冰的官话：“先等着吧。”
老舍为了能办成事，便强压着火气，坐了两个钟点冷板凳。还不见召见，他忍不住拉住一位科员询问：“我那事有点门没有？”
“等着吧。”又是那句话。
好，那咱就等了，反正不给解决，咱就不走。从上午等到中午，又等到下午，还不见动静，老舍耐不住一把推开了管事科的门，撞了进去。
“出去，跑这来干什么？！”申斥中透着轻蔑，要不是在教育部的办公室，到真以为是什么人在撵叫花子呢。
这声喝斥，让老舍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索兴敞开大门，冲着满屋子人不紧不慢地说：“咱们这是好说好了的事，可要象您这位这个劲儿，咱们今儿就算叫上了。这年头，谁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我愿意来这儿找诸位的麻烦吗？可我既然来了，就必定要有个眉目。再说，我既然敢来这衙门口要钱，你就应该问清个缘由，要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将来指不定让那位吃不了兜着走呢。”
这几句话，声音不高不低，节奏不缓不急，温温吞吞，和和气气，可就是让那几位听着的主都坐不住了，科长摘下眼镜，擦掉了水气，重新戴上，凑过跟前：“您先生是……？”
老舍打心眼里腻透了这帮子混官饭的虫儿，要不是为了“文协”他一辈子也不愿意和这道号的人打交道。
他把身子一转，避开了凑近来的油头粉面，“我叫舒舍予，去问你们的张次长！”
老舍一甩袖子，头也不回，走了。
老舍回到“文协”时，发现平日并不多见的沈雁冰、冯乃超都在那里等他。
“你回来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周作人当了汉奸。”冯乃超说。
“当了汉奸？”老舍一楞，知堂先生曾经是老舍十分敬慕的人。“现在打仗，消息有时难免传走了样，不会弄错吧？”他追问了一句。
“哎呀，怎么会错？”锡金用手指着一个风尘朴朴的人说：“他刚从北乎跑出来，周作人现在做了北平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那官能随便当得吗？那不是汉奸是什么？”
老舍难过地摇摇头，“好糊涂啊，怎么会，怎么会……”。
“人不可有傲气，却不能无傲骨，他真给鲁迅先生丢脸。”楼适夷愤愤地说。
“知堂先生或许是一时糊涂，或许是身不由已，我们还是应以人为善……”
老舍话没说完，便被锡金打断了，”算了，死也不能当汉奸啊！”
老舍不再言语了，恰巧这时工友进来，说是外面有人找舒先生。
原来外面来找老舍的就是方才在教育部的那个科长和一个科员。但此时已判若二人了，那笑，那站，那一举一动的表情，虽都谦卑得有点过了头，可毕竟受看多了。
科长从拎着的皮包里摸出一张支票，奉送到老舍面前：“您是大人不记小人过，这钱，您先收下，似后每月鄙人一定派员把钱送来，决不再劳您大驾。”
老舍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主儿，他收下支票，照例客气几句，猛然想起周作人的事，便问道：“您二位是在衙门里办事的人，消息一定比我们快，比我们准，我问问您二位，可知道周作人，知堂先生可是做了日本人的什么教育官吗？”
“是的，不但如此，还在电台上发表了讲演呢。”那科长说。
老舍相信了，同时觉得心碎。那曾经多么美好的一个形像--并不多谈政治，考究的文字、学者的风范，虽不像鲁迅那样成为文坛泰斗，思想的巨匠，却悠哉悠哉过着一种恬静、散淡的生活。毁了，这学者的形象永远去了，便再不能回来了，他走回里屋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失魂落魄的样子。
从北平跑出来的人，不仅带来了周作人当了汉奸这样的消息，而且还诉说了：拣煤核儿的小孩子被倭寇的车轮辗死，八旬老太叫日本兵用刺刀挑了，市面上再见不着白米白面，就连棒子面小米都成了精粮食，市民们吃的是杂合面就盐水，北平有城墙，东西南北都有城门楼子，城门一开，四乡八镇的菜呀果呀就可以滚滚而来，现而今，日本人成天把城门关得死死的，才不管老百姓有没有罗卜白菜吃呢，这些日本兵就喜欢“花姑娘”，于是便专有一路坏种替日本兵拐带妇女，多少良家女子惨遭厄运，往日北平城里那种宁静、不着谁惹谁，和和气气的日子再就没有了。
老舍惦记着北平，惦念着老娘，前几年回家，他勒紧裤带在西直门里观音庵为母亲买下一处房子，为让母亲能乐乐喝喝，富富泰泰地安度晚年。那次把母亲接进新居，安顿好，他对娘说：“往后日子里缺啥买啥，您别总舍不得，我每月把钱汇来，您别再揽活干了。”对于老儿子的这份孝心，老太太心里甭提多乐了。不过她老人家可过不惯--逛逛万牲园，游游颐和园，听大鼓书看京戏的悠闲日子。得空，她还是愿意帮人干干活，她知道，日子艰难时候，不少人帮过咱孤儿寡母的，现在也应该报答人家才是。
可如今的太平日子是没有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也会把刀子架在白发苍苍的母亲头上，也说不准日本法西斯会连人带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些法西斯野兽不是奉行“三光”政策吗？
老舍越想越揪心，也越想越恨，更坚定了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决心。
一篇《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徒，一念之差，忠邪千载……！”
老舍毫不犹豫地在茅盾、郁达夫等人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盛成打台儿庄前线回来，给老舍捎来郁达夫的信：文学家艺术家要给前方将士写点画点。
“没错。你来给大伙讲。会由我召集，话由你讲。“老舍扯住了盛成。
“文协”为“劳军慰问团”从前线归来举行了报告会。但分能腾出空儿的会员一个没拉，全来了。因为，“慰问团”既不是留洋归来，更不是自仙境而降。是从前线归来，地地道道的抗战前线，流血的前线。单这一点，就牵着万万千千人的人呐！
“下面请从前线归来的盛成先生演讲”。老舍宣布会议的下一项内容。
此次，盛成和郁达夫率领的“劳军慰问团”到达鲁南运河北岸的一个村镇--台儿庄时，新的战斗又打响了。
文人们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士兵们的大刀，状如喷泉的热血，听见了撕杀时粗俗然而有力的吼叫，也听见了伤兵们的哭号。
而蹲在潮湿阴暗战壕里的抗日将士们除了打仗、冲锋、牺牲、受伤主处，便只有望着天空发呆。郁达夫在战壕里走了一遭，偶而见到士兵抱着本书看的，便借过来翻翻，不是《小五义》就是《济公传》，并没有一本宣传抗日的文艺书籍。他叹了口气，转身问一个陪同的副官，回答到也干脆，喜欢看的没有，不喜欢看的那些宣传材料倒是有一些，可士兵们不感兴趣。最后，那个副官热情地对郁达夫说：“你们都是些大文人，给我们这些小兵们也写点东西吧。”
晚上，郁达夫和盛成碰头时，两人都感慨万分。发誓今后要为这些在前线流血的士兵们写点东西。
什么东西是士兵们喜欢看的呢？
郁达夫认为是快板、相声，盛成以为是鼓同、故事。总之，有必要搞那些通俗些的文艺形式，给士兵们以精神食粮。
盛成说：“我们不能指望士兵们弄懂巴尔扎克，喜欢福楼拜，但应该看到士兵们有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当他们挺身为国而战，为民族牺牲的时候，他们有权力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而我们有义务为他们做些工作。”
两人谈了很久，决定让盛成先返回武汉，去呼吁文艺家们行动起来，郁达夫对盛成说：“这方面你回去后可先请教老舍先生，他在发展通俗文艺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徐州会战全线展开，郁达夫带领慰劳团继续一个战区一个战区，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慰问士兵们，而盛成则带着大家的意见和自己深切的感受，急匆匆地赶回了武汉。
盛成激动地把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向在座诸君陈述了一遍，他讲到安滕县城守军一二二师血战三昼夜，全师殉难。讲到先锋敢死队的士兵们手持大刀，突袭台儿庄，无不可歌可泣，悲壮已极。
“我讲这些，是证明中国抗战的前途是绝对乐观的，但……”盛成把话引到了后方的文艺难以适应前方将士的需要，那些闭着眼睛写战争的文章，根本不受欢迎。可即使这样，在前方报纸、书籍也少得可怜。盛成沉痛地说：“……在前线，有些识字的人，偶尔得到一张过期的报纸，便是广告也会细心地念上一遍。没有任何美术作品，有些士兵就对着一本破旧的'美人'月份牌害相思病，说说看，文学家们，艺术家们，美术家们，我们在后方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将士们吗？”
盛成的话是块石头，把人们都砸得沉重起来，是啊，我们在后方天天喊抗日，可我们为那些前线将士做了些什么呢？
在座的周恩来先生曾和盛成是“五·四”，运动时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当时他们一个是天津学生界的代表，一个是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全国的代表汇集北京开会时，他们第一次见了面，后来又同去法国勤工俭学，虽不在一个城市，却常往一块堆凑，彻夜不眠，促膝谈心，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就在不久前，盛成还亲手把自己的侄子和内弟交给周恩来，参加了八路军。
周恩来注视着盛成，他知道此刻盛成心里正压抑着一桩巨大的悲痛、盛夫人在敌战区，急愤成疾，最近去世了。
日汉先生站起来了，在座的诸君都听过他那激荡人心的《义奏军进行曲》。
“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有亲人留在沦陷区，这些亲人中也有不少人惨遭敌寇毒手，可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们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拼命工作，发着狠地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同样是一种牺牲精神，是一种虽不流血却也是一种伟大的牺牲，这就是我们的抗战！”
轮到周恩来先生讲话了，他手中拿着一个本子，上面记着发言人的各项具体意见。
老舍忘不了，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千户街冯公馆，由冯玉祥先生第一次介绍给老舍时，周恩来很熟悉地提起了老舍儿篇小说的名予，令老舍非常惊讶。周恩来说，这些书都是他不久前看的。他们谈论起《二马》，周先生说他自己就是留法学生，对留学生的生活记忆犹新。谈起《老张的哲学》，周恩来说，自己虽然是南方人，却是在天津卫读书，他喜欢北方的风俗人情。
他希望日后还能多看到老舍先生的力作。
老舍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百事缠身的共产党领导人竞能这么了解一个文学家，他觉得眼前这位庄重而不古板，机警而不油猾，幽默而不尖刻的共产党人更象一个气度不几的诗人，一个皙学家。
虽然，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交往，但老舍毫不怀疑地相信。周恩来先生是个阴友，是个靠得住的朋友。文人喜欢延伸、推理，老舍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都产生了一种信赖感。
周恩来先生说：“能和这么多文人坐在一。起开会、吃饭，令人很高兴，但高兴的不是吃饭（虽然这的确算得上是件高兴事），而是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同心协力地在。起为了抗日工作，我答应过要支侍‘文协'的工作，那么，今天我响应老舍先生号召，设法为大协弄些钱，使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安下心来写文章／使协会能更大地发展……
“暴敌的侵略使我们和亲人生离死别，盛成先生的夫人去世了，老舍先生妻儿老小都陷在敌占区，而这上”切都不能位我们屈服，只能使我们更加团结、战斗。，因为邵力子代表宣传部答应为“文协”提供通俗读物1的印行，当场许多人便应下来以最快速度，最好质量为前方将士写一批书。
大家的工作热情，使老舍心里非常高兴，他也答应要努力多写J不过，他现在手头上写的这篇《人同此心》并不让寓己满意，而那天偶而写了篇歌词《丈夫去当兵）：“却十分叫人喜欢，这首歌，很快就在大街小巷里传开了：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
毛儿的爹，你等等我呵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你去扣日本，心高胆壮好光荣！
也许，这些东西正是现在人民大众、前方将士所需要的。老舍思忖着。